宁 威

（洛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高君宇是中共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他和蔡和森等人创办的我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行动纲领。高君宇作为该刊的重要主创人，他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向导》周刊中工运思想的重要脉络之一。

一、先进思想传播者和工人运动马前卒

（一）从爱国学生到马克思主义使徒

高君宇，1896年出生于清末山西地方开明乡绅之家，为吕梁腹地静乐县(现为太原娄烦县)人。高君宇又名高尚德，取意“尚仁厚德”“柔以时升、尚德致用”，其父为其取名之时，即有告勉其日后在通过勤奋努力自立于社会的同时，也要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高君宇幼年时恰值甲午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时期，在其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了康梁维新思想和孙文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活动。其父为地方医药商会会长，也曾为同盟会成员。由于受到家庭中的进步思想及时事的影响，天资聪慧的高君宇从小虽衣食无忧，却生就悲天悯人的性情，萌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即辛亥革命元年），高君宇高等小学一毕业即剪掉辫子，以示与清王朝封建腐朽统治彻底决裂。1913年，17岁的高君宇考入“太原模范中学校”，该校位于原贡院乡试旧址，社会影响力较大，时聘留日学者王骧（后曾任民国时期山西省长）为校长，既有旧式严谨学风，又有新式教育理念。在接触到大量的“新知”“西学”后，高君宇知识结构体系更加趋于完整，加之一贯良好的品性，使他毕业时获得了“崇德敦行”的学业评价[1]。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政府交涉签订“二十一条”时，高君宇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续约斋二人捐款集资印刷印有“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文和附有批注评论的传单，上街广为散发，唤醒民众。当年和高君宇一起在模范中学校同窗共读的同学，也大都属于天资聪慧、尚谈时事的“三晋翘楚”，但是这些人后来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一些同学，热衷于政治运动，如苗培成、韩克温、李嗣聪等,虽与高君宇同上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却成为蒋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骨干，1949年后去了台湾；还有一部分同学，虽曾有“修身齐家”的儒派思想，如梁汝舟、邱仰浚等，曾是学校“敬乐会”（取“敬业乐群”之意）成员，却成为阎锡山的晋系官僚体系的骨干；而高君宇，却走上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的道路。

1916年，21岁的高君宇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北京大学此时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陈独秀开办了《新青年》杂志，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学者成为青年崇拜的文化符号，各种学术思想在这里碰撞。新文化运动以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权说”以及“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引领新一代青年在近代文明的感召下，以“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语）的精神，不断去发掘社会认知和人生觉悟。

高君宇被北京大学的气氛所感染和振奋，积极与陈独秀等人接触，研读倡导民主科学的文章，积极加入各种学生社团，接受爱国主义和新文化思想的熏陶。1918年10月，高君宇加入了国内首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是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由《京报》的著名进步报人邵飘萍（后来为中共党员）和我国第一代新闻学专业学者徐宝璜等人主持创办，影响很大，吸引了一大批当时探索新闻与社会学术理论的青年，毛泽东也曾是它的会员之一。高君宇在这样的研学氛围中，注重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掌握认识和分析现实社会的辩证思维，提高时政类文章的写作能力，为日后走向革命运动宣传以及创办党报奠定了基础。

高君宇还加入当时由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向往苏俄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热忱地投身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彼时“少年中国学会”里面留日归国学生较多，改良主义思潮泛滥，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坚强的论战，批判左舜生等人所主张的所谓少年中国学会应是学术团体、而应“不谈主义”[2]（P357）的观点。高君宇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这是无疑的，为创造少年中国，分工互助, 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2]（P359）“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2]（P439）在一次关于对学会会员“终生志业”的调查中，高君宇将过去致力于学习地质生物学、走学术救国道路的志愿改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变革社会的救国志愿。他说：“我相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社会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志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3]他曾在给友人石评梅的信中解释道：“（这）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4]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苏俄十月革命文章的感召下，1920年3月，高君宇作为19名发起人之一，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共产党宣言》英文本的翻译工作。在研究会中，他与邓中夏、罗章龙等迅速成长，从一名爱国学生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

（二）高君宇的初期工运活动：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研究会里，除了系统地接触来自苏俄的政治和国家学说，高君宇还广泛接触社会，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途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校门，走向街头，走入广阔的社会生活，走向社会大众，发起工人运动，在运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陈独秀等人的安排下，他返回山西，对太原、大同两地产业工人的生活境遇进行实地调查，在续约斋等人的帮助下，通过对山西蚕业工厂等处的产业工人实际生活情况第一手材料的获取，高君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山西劳动状况》等文章，揭露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压迫下所遭受的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等劳资矛盾问题，为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的权益而呐喊。

高君宇与邓中夏在北京京汉铁路工人聚居区长辛店一带创办工人讲习所，建立工人俱乐部与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里高君宇积极地向底层劳工宣讲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未来社会的景象，因为他理论水平高，为人文雅实在，工人们称高君宇为“老夫子”[5]。他把在与工人接触和引领他们一步步地走向反剥削反压榨的实践中获取的斗争经验总结成文字，发表在当时有影响力的刊物上，“除参加 《国民》《新潮》编辑工作外，他还为《北京大学日刊》《民国日报》《晨报》撰写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6]（P88-92），力图以“新心血、新人格”锻造起一个新民族、新国家的新阶级和新主人。1919年夏，高君宇加入北平“平民教育讲演团”，他足迹遍布京郊大地，在工人群众聚居的厂矿贫民区，用浅显易懂、群众能够感知的常识和故事宣讲革命道理，唤醒群众为争取自身权益、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自觉闹革命的意识。

高君宇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学联负责人。在建党前夕的1920年，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他被推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2年1月，高君宇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赴苏之行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有了深刻理解，得出了无产阶级斗争假若仅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工人运动，或者仅有工人运动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学术主义或工联主义的斗争的论断。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君宇当选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22年9月，为了配合党的工作，他与蔡和森共同打造了我党历史上党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进一步为党的自身建设和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供理论剖析及斗争经验教训总结。

二、《向导》周刊创刊前后的历史语境

（一）内忧外患下《向导》周刊面临的政治社会环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前后，时值徐世昌大总统任期后期。徐世昌原为晚清翰林、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治术，1918年时出任民国总统。在其“文治”政治下，虽然在巴黎和会谈判、收复外蒙等方面有所动作，中国也逐步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但是整个中国仍处于封建军阀统治下的疴弊深重的状态。彼时中国的合法正统政府为北洋政府，虽然中国表面上的政体是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国家，总统、内阁、国会等机构完备，但北洋系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争斗，内阁倒台频繁，各派系以利益结盟或构敌。北洋政府表面上继承了前清的统治疆域，但非北洋核心区的地方政局却是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1922年1月，湖南暴力军阀张敬尧宣布自治，与其三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合称“四虎治湘”，“尧舜禹汤”统治湖南；四川刘湘、刘文辉、熊克武、杨森等军阀正在为“一统川康”而合纵连横、互相攻击；西南的新旧桂系、滇系和西北各地军事集团也都拥兵自重。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直系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败走东北，旋即又宣布东北自治。而南方的广东，1922年6月，地方军阀陈炯明兵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政府无力，1922年8月2日江西发生九江兵变，地方军阀管理的军队发生因军饷问题而爆发的军队哗变事件，士兵抢劫街市商铺，仅一次士兵骚乱就造成商埠重镇九江平民百姓损失达400万银元。《向导》创刊后，1923和1924年的中国依然是分裂的，北方的北洋政府依然城头变幻大王旗，走马灯似的变换内阁，1923年6月，曹锟胁迫总统黎元洪出京，同年10月曹锟贿选成为大总统。1924年9月，一南一北又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大战。百姓为躲避战火流离失所，战后是军阀的重新洗牌，在战争中获胜的一方趾高气扬，瓜分胜利果实，另一方则不甘失败，或仓促下野或遁回老巢，企图谋划下一次的卷土重来。

1922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平衡各自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均分共享的又一次分赃会议。这年2月，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所提出的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以及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中国以及关税自主、取消租借等正当要求均遭到列强拒绝。美、英、比、法、意、日等还签订“九国公约”，进一步确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使中国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

（二）《向导》周刊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2年1月起领导工人开展大规模工人运动，仅一年多时间里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就达180多次。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为我党开展革命运动要争取的同盟者。1922年5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确立了维护工人权益的8小时工时制、工会制度和举行罢工游行示威的一些组织原则；6月，澳门3万人罢工罢市；8月，上海海员罢工，北京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了配合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形势以及尽早确立国共两党的同盟形式，1922年8月29日，中共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马林等7人，高君宇作为与会者之一，也列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决定国共两党由“党外联合”改为“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各革命阶级组成的大同盟。会上还决定出版一份机关刊物指导工作，于是，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刊在上海创刊，这份刊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掀开了党的建设新高潮。在其发刊词上，《向导》及时而又明确地指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誓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7]

三、党报第一刊《向导》：来自工运一线的实践与理论升华

《向导》作为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属于时政类刊物，是以论说见长的刊物，夹叙夹议，述评结合，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解释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方针大计，交流斗争经验，指导斗争生活。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栏目，《中国一周》专门对国内变化莫测的时局进行评析，《世界一周》主要介绍当时苏俄成立后的世界格局。除了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出版发行，《向导》周刊在香港、巴黎、东京等处也设有分销点，从最开始的3000份扩展到将近4万份的日常发行量，在大革命高潮时，最高周发行量达10万份，至1927年“共出版刊期201期和汇刊5册；刊发国内外政论、时评 700余篇，各地通信120篇，各种文告宣言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余件，总计320万字以上。”[8]《向导》周刊有很强的说理性和战斗性，高君宇作为主要编创者之一，发表了大量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斗争的文章。高君宇从1922年9月刊物的创办到1925年3月因病离开工作岗位，身体力行，形成了来自斗争一线的革命见解，并利用《向导》的发行进行广泛宣传。在当时暗流涌动的中国，高君宇一针见血地分析着国内外形势，观点鲜明地论述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工人运动中发现革命真理，在对敌斗争中找寻革命方法，并把斗争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高君宇的文章深刻地反映了党的二大以来的思想路线以及要求在革命同盟中掌握主动权的反右倾反妥协思想，形成了《向导》刊物在建党初期的思想体系。

（一）反映尖锐的国内矛盾和民族危机

从1920年爆发的直皖战争直至皖系失败而直系上台，到1922年和1924年先后发生的两次直奉大战导致直系失败而奉系控制政权，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混战不停。四年混战，生灵涂炭，代表恶势力的军阀争斗是造成中国民众水深火热灾难的根源。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形势，高君宇分析到，这些军阀派系时而分裂、时而联合，都是为了各自土匪般的利益，全然没有国家意识、民族利益的观念，将民众视为草芥，将黎民百姓的生命视为儿戏。而此时，代表进步力量的南方广东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工农运动却是如火如荼，1924年1月黄埔军校筹建，7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广州大本营筹备北伐。高君宇在《向导》中分析道，封建军阀是祸害中国人民的反动力量，他们唯利是图、为所欲为，为金钱和大炮而不惜出卖主权，在欺压百姓上，豢养私人武装，兵痞横行霸道，荼毒生灵，唯军阀意志从事，是“匪帮”和“军棍”，中国除了通过正义之军打倒军阀与官僚，没有别的解救出路。

除了国内阶级与阶层矛盾，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矛盾也空前激化。1922年，英国殖民当局勾结吴佩孚，对唐山、上海、汉口的罢工运动进行血腥镇压，高君宇立即写了《美国驻兵、英国巡捕、中国警察》一文，揭露了“军阀与帝国主义向中国老百姓的联合进攻”。时值印度、土耳其等国家正在发生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民族崛起的革命，如印度民族英雄甘地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当局、争取自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及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推翻末代哈里发统治并抵抗英法帝国主义外部干涉的资产阶级运动，高君宇在《向导》第18期《中国人民要与西方工人一致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号召“中国工人和一切民众团体要与世界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高君宇在其文章中论述到，在全球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链条中，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是最为沉重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其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赔款割地、主权沦丧，一步步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境地，民族危机警报四起。

对于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利益交换的本质，高君宇在《向导》第82期《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军阀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帝国主义之所以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惠特爱于其一派,乃是要借所扶军阀之胜利与发展，造成外国在华优越的地位。”直系军阀控制着长江中下流域及河北一带，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其背后靠山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皖系军阀控制了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而段祺瑞则是典型的亲日派；奉系军阀的后台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之间互相利用，各为其利。在《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一文中，高君宇尖锐地指出：“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作恶，我们已经享受够了，有他们供给军械，便闹成了舞刀弄枪南北战；有他们供给金钱，便产生了寡廉鲜耻的安福系。到了现在，弄得全国到处日夜不宁。我们就这样垂手待毙？我们应当起来追究这些造恶的成因。”

高君宇在《向导》周刊中发文大声疾呼，唯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两座大山，唯有坚持工农联合，“唯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出路。”[9]（P170）“打倒军阀与官僚,要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得到,决不是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才可以达到目的。”[10]（P60）

（二）践行并反映国内劳工运动

高君宇认为,“中国工人是世界上受压迫和掠夺的奴隶……，蓬蓬勃勃的罢工运动,完全是他们惨苦境遇的反应。”[9]（P90）高君宇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注重到工人群体当中去获得一手资料和亲身斗争经验，在发起工人运动的过程中，走入工农群众中间，紧密联系斗争实际。他先后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私产制度与婚烟》等作为演讲题目,多次到丰台、长辛店以及北京的西城、南城为群众讲演”[11]。他组织印刷了各种宣传品到工厂散发，内容注重宣传“工人应争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与停工仍应支付薪金，抵抗资本家剥削，要求加薪”等内容。他还派人去长辛店和唐山参加当地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12]高君宇较早地“同情第四阶级”[2]（P411），有劳工神圣的思想，认为工人群众作为机器大生产时代发达生产力的代表理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议事参政的权利，知识的获取和企业以及国家的管理不应该由权贵所垄断，劳工阶层不应成为受控制和被摆布的奴隶。只有在受到教育的基础上，产业工人才明白受苦受难的深层社会原因，才可以掌握理论武器，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地同军阀、资本家作斗争。党组织不但在北方的铁路、矿山广泛地组织起工人上夜校，1922年2月，又深入到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为聚集的上海创办起平民女校，对象为产业女工，目的是唤起女工们争取劳动权益的意识，从而唤起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平等平权等思想意识。高君宇把平民教育作为提高工人意识的一种办法和行动途径，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高君宇写到：“从前的战争是国与国或族与族的战争，以后的战争应当是被治者对治者的——平民对官贵族或劳工对资本家的——战争。”高君宇对我党领导工人运动做出了精辟的见解：“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13]（P27）“工人运动必须由其政党来领导。”[14]他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走在斗争的前列而且必须走在工人运动的前列，只有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先进性、有作为的政党。在《向导》第4期《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一文中，高君宇写到，作为一个无私无畏的政党，“惟有亲切于群众的利益，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要把党的使命和群众的利益结合到一起，把党的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仅在1922年10月一个月间，就爆发了10月1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0月4日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10月23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较大规模的罢工，这些罢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虽然有的罢工活动失败了，但却鼓舞了各地工人的信心。1922年12月12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仅仅不到两个星期，资方就被迫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1923年2月，高君宇参加领导了北京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3月，又参加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他积极参与工人讲习所的活动，不断地为《向导》周刊撰文，介绍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通过《向导》这一刊物的广泛发行，不断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工人斗争能力。

（三）准确预见党的领导地位问题

高君宇在1922年9月研究印度革命运动的阶级状况时分析到：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但是甘地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天然地与殖民势力具有妥协性，甘地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否定了采取能够彻底推翻殖民统治的暴力革命。而由于印度一些地方的民众在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突破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界限，如1922年2月5日，印度联合省戈勒克布尔县乔里乔拉村农民将当地警局及22名警察付之一炬，国大党决定停止反抗运动，甚至通过决议，“谴责”群众的“越轨”行为，至此印度的反帝爱国运动走向低谷，这些事件反映了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高君宇认为，由于资产阶级与殖民势力和封建势力存在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家庭出身等社会关系，必然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在《向导》第2期政论文章《革命运动中之印度政治近况》中，高君宇指出：“资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革命应该由新的分子即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来领导，这新的分子会使这解放印度民族的政治运动植基在劳苦群众的革命起因上面。”

高君宇仔细地分析中国国内的革命阶级，在《向导》第4期《读独秀君造国论疑问》一文中，他认为资产阶级“扼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迅速发展”,是“幼弱的”，中国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 亦尚未能壮大”，这就“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但资产阶级的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有产者的专政”，与无产阶级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他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但是“无论何时,无产阶级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第一次合作的统一战线中，高君宇深刻地意识到同盟中党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要站在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9]（P71-72）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实行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事实，同时中共党员保持其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高君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于1924年1月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担任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一些职务，当年10月又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协助孙中山平息广东“商团”的叛乱，1924年12月又陪同孙中山北上，协助开展即将于1925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

针对孙中山派人与各地军阀联系挂钩，高君宇大声疾呼：“如国民党还不在群众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搅和,或退一步依据革命原则于他们中有所抉择, 则会使人民把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当作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段一律看待。”[9]（P86）1922年11 月，针对国民党对唐山工人罢工的暧昧态度，高君宇指出：“唐山矿工罢工,只是三万七千苦同胞对英国资本家鞭笞而起的反抗，……我们要恳切地忠告国民党朋友，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它时时刻刻应当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不是危害民众的封建军阀的利益，……国民党的朋友们呵，……将孙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的旗帜高高竖起，向民众的当中来罢”![9]（P88）“离了群众努力，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惟有是团结了劳动群众的。”[9]（P99）

长时间地与国民党体系打交道，高君宇对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有着清醒的认识，相对于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放弃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地位，高君宇认真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对当时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提出的“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国际地位”“失掉英美同情”的论调，以及这些人“反对联俄、容共”“绝对不能党中有党”的言论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在《向导》周刊中发表了《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一文，预见性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同盟的倾向。高君宇指出：“对国民党分化不但不要痛心他之不可避免，且当欢迎此种分化之已来”，因为只有经过革命洪流之冲刷和淘汰，“才能使他们组织上真正革命化”。[9]（P126-129）高君宇“基于科学的阶级分析，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想见），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有远见的。”[6]（P88-92）因为仅仅一年多后，1925年的11月，西山会议派就占据了国民党集团内部的舆论上风，开除了李大钊和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的国民党党籍。

虽然“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高君宇就对陈独秀十分仰慕和崇拜，陈独秀对高君宇也是十分赏识和器重。但‘二七’惨案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观点初露端倪，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取消主义的态度，高君宇便和陈独秀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15]高君宇在《向导》周刊第4期《读独秀君造国论疑问》中指出：“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壮，这不止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候都是一样, 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尽管无产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但只要加强斗争，武装起来，就会有胜利的曙光。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中，高君宇独具意识地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特别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对于正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好与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对于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6]

四、结语

高君宇的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以大量的事实代替纯粹理论的阐述，文章标题发人深省，如《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国民党报纸不应当有这样的记载？》《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高君宇发扬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习得的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同时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善于阶级分析。在文章表达上，极具梁启超“新民体”政论文的写作风格，材料丰富而恰当，论题透彻而通俗，具有深刻的指导性，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和革命斗争的睿智。

高君宇为了使党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宣传鼓动效果，经常使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产物——标点符号进行辅助议论和说明，句中常以叹号、问号、破折号等标点符号表达惊叹激愤、怀疑、转折递进等逻辑，笔锋常带感情，既有对反动势力的深恶痛绝，也有对劳苦大众的阶级同情和对革命斗争的赞颂。这些文章读起来既发人深醒，又令人振奋。《向导》在当时的读者中影响巨大，甚至“远在法国的读者来信说，《向导》飞渡重洋，传入我们的心灵，如梦初觉；国内劳动群众得此‘大雄无畏’‘单刀直入’的《向导》，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远，胜算可操。”[8]（P178）

高君宇作为中共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建党初期党的建设和国共两党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1925年高君宇因病离世，但他用经验和智慧写就的篇篇战斗檄文，引导了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他和蔡和森等人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刊，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