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一、为什么要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在海外的华侨、华裔青年为什么也要学？

任何一个伟大民族的固有传统文化，都有优秀的成分。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卓越的民族，这种优秀和卓越的民族性是由我们的文化特质所决定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每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裔青年命运相连，息息相关，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黑头发、黄皮肤是从我们祖先的生理基因遗传下来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上的DNA(基因)，它是民族的灵魂，是我们远离祖国的游子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家园，我们就失去了根，那就真正成了一片无根无柢、顺风飘零的树叶。如果没有一个中华优秀文化的灵魂，身居海外，在与其他民族相处中，就很难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如果背弃了自己的优秀传统，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外人；而在同胞这里，你又是一个失去了根、失去了本的人，你的行为得不到同胞的认可，这样的人生价值是很可悲的。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首先要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学习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让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素养和身上的特质。另外，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要赢得周围人的尊重，基本前提是自尊，即尊重自己的民族和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另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与其他民族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除要学习、吸取侨住地民族的长处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要保持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就必须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持有坚定的信心和信念，这就是“文化自信”。

怎样理解文化自信呢? 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深层、更持久的信念，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个“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时时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传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在异国他乡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人民的相处中，要自觉地表现出自己民族的优秀特质，而不是相反。比如，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重视万邦和谐的民族，那么，在与其他民族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就要体现“以和为贵”的精神，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和平共存——“和”这一特质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在“和”的同时，我们又要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要在对方眼中塑造中国人美好的形象，至少不能给自己的祖宗丢脸，给背后的广大同胞丢脸。这个就叫作“文化自觉”。

有了“文化自觉”就必然要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基础，“文化自信”是提升，是在与其他文化系统相交往的过程中所持有的一种鲜明的文化立场。费孝通先生说，这叫作“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①所谓“各美其美”，这是说，我们首先应该尊重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秀性，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髓所在。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优秀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所谓“美人之美”，是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承认差异、理解个性、维护多元。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说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而世界性的东西最后都会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东西，“共”就是共同价值。各民族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只有和而不同，才有世界大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从文化自信做起。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②

说到这里，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上数次亡国，他们屡遭屠杀，但却顽强地生存了几千年，而且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犹太人曾在公元前8世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公元前6世纪亡于巴比伦。最后一次亡国是公元前63年亡于罗马。罗马人血洗了耶路撒冷。从此，犹太人丧失了自己的祖国，两千多年来漂泊在世界各地，但却在1948年复国了，国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复国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去追述，只在说明：像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古埃及公元前30年被罗马灭亡，古埃及人我们已经不知下落(据说如今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他们的后人无处可寻；古巴比伦早已亡国了，新巴比伦也于公元前538年为波斯所灭，巴比伦民族不知下落，现在巴比伦境内的国家叫伊拉克，除少数库尔德人外，几乎都是阿拉伯人。为什么唯独犹太民族亡国而没有灭种，不仅没有灭种，他们的后代两千多年后反而从世界各地跑到两千多年前的祖居地恢复了祖国？这是什么原因？答案很明确：是文化，他们的复国从根本上说得力于他们的民族文化！

在自己的祖国灭亡后两千多年间，犹太人寄居于世界各地，靠的就是用犹太教和他们的犹太语言(希伯来语)顽强地维系着民族的凝聚，犹太教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犹太语言就是他们文化的DNA。犹太家庭十分重视教育，无论他们生活在何地，儿童在家庭中必须教授希伯来文，念希伯来文的《圣经》。在家庭中必须讲母语，不得讲当地语。笔者到美国去，看到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中国人的第二代、第三代都不会讲中国话了，很悲哀。犹太人为什么是语言天才?如马克思到60多岁才学俄语，而且学得很好，可以用俄语写作。这是因为两千多年来，犹太人都是在双语和多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在家中讲母语，出门讲当地语，这种文化方式甚至影响了他们的生理特征。拉马克的进化论中有个定律，叫“用进废退”：身体器官，用得多了就发达，长期不用就退化。犹太人大脑中的语言中枢比其他民族的都发达，这是几千年来的语言环境所造成的。文化习成可以改变生理结构，对于这一点，笔者是深信不疑的。

犹太人的文化自信心是非常强的，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身处逆境，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希特勒把犹太人称为劣等民族，但犹太人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上帝的子民”岂不是最优秀的？16世纪英国的清教徒跑到美洲去也以“上帝的选民”自称，但他们不是，他们这是从《圣经》中借来的，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但是，美国人从犹太教中借来这个典故，确实对塑造美国人的国民性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人干涉全世界的事务，他们说这是上帝让他们干的，所谓“天赋使命”。但在犹太人看来，这是僭用了他们的名义，因为只有犹太人才称得上是“上帝的选民”。20世纪有一个英国学者叫伯尔基，他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他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很难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最优秀的阶级，他们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要解放全人类。伯尔基认为：“无产阶级”概念就是从犹太教“上帝的选民”这个概念转化过来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相似的话。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笔者在这里介绍这些，无外乎强调：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它迟早要亡国灭族，即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上演历史悲剧”。相反，一个民族如果有坚强的文化自信，只要文化不灭，迟早有复兴的一天！

二、为什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基石？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之前称为“轴心时期”(Axial Period)。所谓轴心时期，指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以地球北纬30度左右为轴心，同时出现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孔子和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犹太教的先知们，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轴心时期”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全部基础，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③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新的飞跃”，是“重新燃起火焰”。对此，雅斯贝尔斯还说：“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④这是说：正是对轴心时期文明的回顾、苏醒、回忆而燃起的火焰，造成了一种文明的“新的飞跃”，这就是文化的“复兴”。轴心时期人们敬畏和赞美的对象，是孔子和柏拉图这样的人，他们被后人奉为楷模，楷模作为轴心时期的文明潜力为文化复兴提供精神动力。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样一种复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曾多次发生过。人类的文明史确实是这样走过来的。如在中国，西汉有复兴孔子的儒学之举，唐代有复兴孟子之举，宋代的“二程”、朱熹的新儒学也是打着复兴孔、孟的旗号。而明末清初后，又有一个古学复兴的时代，梁启超就说过：整个清代两百年思想史，就是复兴古学的历史，即，“以复古为解放”。他说：“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⑤注意：“复先秦之古”，就是回到了孔、孟的轴心时代。名曰复古，实际上是轴心时期文明的复兴；名曰复兴古文化，实际上是为了“解放”，可见，“复兴”是在“复古”的名义下进行的精神大解放，而不是真正回到古代去。也就是说，“复古”并不是真正复古，而是思想解放、文化飞跃。西方更是这样，加洛林王朝时代有对罗马的复兴，13至15世纪有对希腊的复兴。正是“文艺复兴”运动把欧洲带出了蒙昧时代，“文艺复兴”正是在复兴古代希腊的名义下进行的。可见，一切文明的进步，一切新文化的诞生，都要打出“复兴”的旗帜，以复兴正统、光复旧物作为进步的抓手，作为新文化建构的基石。否则，复兴就成了名不副实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可以复兴的资本。

譬如，已经彻底灭亡了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亚述、古苏美尔文明就无法复兴。因为它们没有核心价值，不知其所本。这种古文明就是彻底死亡了的文明，无法复兴。中国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实体、民族实体，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延宕至今，生生不息。在西方处于蒙昧的中世纪时期，中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为人类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之所以言“复兴”，因为从15世纪以来，近代中国被西方反超，成为西方欺凌的对象——落后要挨打。自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一直在做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今，我们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有抓手、有基石、有资源、有目标。再观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越南，它们在历史上也是吮吸中国文化乳汁长大的，由于近代中国落后了，这些国家纷纷弃乳母而去，统统搞起了“去中国化”。如越南，汉字全盘西化了；朝鲜，创立了自己的方块文字；日本，保留了部分汉字。它们不明白，“去中国化”等于去掉了老祖宗，根都被刨去了，一旦风吹草动就瓜果飘零，还有什么前途？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独分子也在拼命“去中国化”，笔者不知道台湾去了中国化，它还剩下什么？可以断定，它在世界上别说是三等国民、四等国民，连五等国民也算不上。台湾只有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才能生存，才有光明的前景。

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期”的概念后，美国学者帕森斯进而提出：在公元前1000年以降，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哲学的突破”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有的。随这种认识而来的是对人类处境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这一点十分重要。世界上能称得上“哲学的民族”的没有几个，古希腊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另一个。须知，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己的哲学体系，轴心时期提出的哲学概念是永恒的、不灭的，此后任何哲学话语都要以之为根底、为基石。例如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道”“理”“太极”“无”“体”“用”“本”“末”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存在”“实体”“逻各斯”“现象”“本质”“原因”“结果”“形式”“质料”等，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哲学家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话语，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利用对这些概念的诠释来阐述自己的发现。可以说，离开了先哲们为我们奠定的话语基础，我们今天甚至没有办法思维，无法开口说话。所以，这被称为“哲学的突破”或“轴心突破”。注意：轴心时期的四大古文明，不是指的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⑥代之以中国、印度、希腊和希伯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古巴比伦、古埃及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或许其有，但我们谁也不知道。实际上，哲学是轴心时期的产物，只有拥有自己哲学的民族，才能称得上是真正伟大文明的民族。

有人到埃及去了一趟，看了吉萨高地的大小金字塔，再到卢克索看了大神殿，又到帝王谷参观了法老的坟墓，回来说：我们算什么文明古国，你看人家埃及，几千年前的石头建筑，那么雄伟，咱们有啥？秦汉前的建筑都找不到了……我问他：埃及每年的降水量是多少？他不知道。我对他说：埃及每年平均的降雨量只有50毫米，我们长江流域降雨量年均1100毫米，这意味着一块石头上面涂上五颜六色的天然染料，放在露天的地方，在中国很快就毫无痕迹了，而在埃及，保留数百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埋在地下，在中国最多千年就褪色了，而在埃及，经过三四千年鲜艳如初。笔者说这话是有证据的，如西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本来都是五颜六色的，可是现在看到的都变成黑色的了，而埃及帝王谷中的壁画，颜色就像刚涂上不久似的。地面上有酸雨腐蚀，地下的潮湿引起氧化作用，因此，中国的古代文物，无论在地面还是地下，保护起来都要比埃及的难上千万倍，这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再说，从建筑学上讲，埃及是巨石建筑的发源地，后来世界其他各地的巨石建筑都是从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地中海东岸、南岸传播过去的，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建筑都受这些地方建筑的影响。西欧和北欧古代是纯木建筑，而中国古代房屋是土木建筑的代表。土木建筑遇到天灾人祸，如白蚁、火祸、兵燹、地震等，顷刻化为乌有，这些都是造成中国古代建筑难以保留的原因。

笔者又问那位埃及归来者：在埃及有没有发现古典著作，有没有古代哲学?这难住了他。一是他出国只看风景名胜，不关注古代的精神文化内核；二是埃及除有一些象形文字的石刻之外，确实没有像样子的历史文献。这些石刻被西方学者反复解释了一百多年，至今没有解释出一本古典作品和一位像模像样的哲学家。可见，我们所说的“文明古国”(这是中国人的说法，起于梁启超，西方人不叫“古国”而称“古文明”)，其实有两种含义：一是古文明发源地或古文明生长区域，它的特点是时代久远，标志是系统的、可以用来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古文字的发现，这种文明一般都在三四千年之前；二是古代精神文明的代表，它出现在轴心时期，以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或哲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在两种“四大古文明”中，按前者不包含“两希”即希伯来(以色列/犹太)和希腊，按后者不包含埃及和巴比伦。只有中国和印度按前、后者都在其中。

有人或问：古埃及、古巴比伦文化如你所说，确实灭绝了，但古希腊和古印度文化不是还在吗?为什么说只有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呢? 这里有两个史实常被大家忽视：

第一，从5世纪日耳曼人征服欧洲到15世纪，希腊文明已经湮没了上千年，12、13世纪才偶然从阿拉伯人那里重新发现，“文艺复兴”起因就是希腊文明的被发现。在此之前，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直把罗马作为其文化祖宗来追认(实际上也不是)，希腊更是西欧文化后续的一位远亲。

第二，至于印度文明，其统治民族雅利安人是外来的，学术界所指称的印度古文明，指的是四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这个文明已经灭绝了，“哈拉帕文字”也成了死文字，至今没有人能释读。

因此，我们说中国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古文明是有根据的。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存在、发展至今的古老文明，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的生长力，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它很优秀，这种优秀的传统是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比坚强和厚重的奠基石。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有哪些？

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或曰核心价值，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动力，是全人类所需要继承和弘扬的共同财富。由于内容十分丰富，一时难以详尽，这里只能撮其要谈几点：

1.“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哲学家群体的国家。当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群星璀璨之时，中国有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有人按照西方的标准剪裁中国，说中国没有哲学，这是荒谬的。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轴心时期中华民族所创立的哲学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人类思想史中的瑰宝。同样是哲学，中西方哲学各有特色、不尽相同。最大的不同表现在：西方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是二元合一的思维模式。西方总是强调对立，主张凡事都要来一个“二分”，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的对立、基督教的天上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对立、康德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对立……总之，对立是根本的，没有对立人就不能活。美国是当代西方文化的总代表，没有敌人它也要找个敌人，就源于这个原因。这就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对立的结果，总是形而下的要服从形而上的，物质世界要服从精神世界，人间之城要服从天上之城，农村要服从城市，东方要服从西方，有色人种要服从白色人种……这就是西方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中国哲学恰恰相反。中国哲学也承认对立，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横渠易说·说卦》)。没有“两”就没有“一”，没有“一”则“两”也不能成立。《周易》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没有阴阳的二分，就没有大道的出现。《老子》说：“道者，反之动。”“道”，就是阴阳两种势力斗争互动的结果。没有“两”就没有“一”，没有对立则统一就无从谈起。可见，中国哲学对“二分”的价值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但西方哲学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一”的价值，只是一味强调对立和斗争。中国哲学认为斗争只是手段，统一才是目的。因此，中国哲学把统一看成最高价值。如，人与自然的对立，最后的结果是“天人合一”，只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相得益彰。由“天人合一”这个总体性的世界观，中国哲学又细化为各种“合一”的理念，如“心物合一”“理事合一”“道器合一”“体用合一”“本末合一”“知行合一”，等等。在这种“合”的价值观的指导下，经济的发展就一定要有可持续性、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不能再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这种重“合”的世界观可以有效地克服西方重“分”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偏失，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具有全球普适的价值。

2.“和而不同”的辩证法

“天人合一”重在一个“合”字，“和而不同”则重在一个“和”字。中国先贤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就阐述过“和”的概念，这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是说，两种不同的事物协调地统一起来，这就叫“和”。只有不同的事物“和”起来，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和谐是生命的源泉。而总是把相同的事物叠加在一起，生命就要弃灭。因此，“和”不是“同”，如果把和谐理解为无差别的同一，则是错误的。和谐包括差异性和多样性，同一则是泯灭了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就没有和谐，就丧失了生命的源泉。就像“声一无听，色一无文”一样，同一个音符谱不出和谐的乐章，同一种颜色绘不出美丽的图画；就像一道菜，多种成分和原料和合在一起才能产生一种和谐的美味，而如果只取其中一种成分，譬如，只取其中的一味盐，“谁能食之”？因此，区别“和”与“同”，强调“和而不同”“和中有异”“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原理在我们生活中的运用，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兼容并包的胸怀。

3.“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

西方有所谓的“民主主义”，而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则是“民本主义”。《尚书》中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教训，这反映了中国的“民本主义”十分古老，这种精神和传统被儒家继承。《孟子》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一天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夏桀，周武诛杀商纣，这些历史上所谓“汤武革命”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齐宣王问孟子的潜台词是：你们儒家一天到晚讲忠孝，按照儒家的观点，“汤武革命”是犯上作乱的事，岂不是乱臣贼子？我看你孟子如何自圆其说。不料孟子直截了当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里是说：最高统治者如果不仁不义，残害百姓，他的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他本人就是人民的公敌，人人得而诛之。儒家肯定“汤武革命”就是肯定“造反有理”，这在两千多年前是十分大胆的言论，所以，明代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就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后来他终于认识到孟子原来是位了不起的思想家，就又把他请回孔庙。

孟子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影响深远。战国时荀子提出，“人有气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还告诫统治者要善待人民，因为人民如水，君王如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唐代魏征就用这句话告诫唐太宗。汉代贾谊说：“民者，万世之本。”“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再到贾谊的“民为政本”，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民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它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传统。有人说，这种民本主义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比，是一种封建和落后的思想。理论上说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比封建社会具有进步性嘛！但实际上却不见得。西方的民主制度——所谓“一人一票”，本质上只是一种形式化民主；一切以人民为根本，才是民主应有的实质内容。在中国，是内容决定形式；而在西方，则是形式决定内容。到底哪种政治体制好，这确实需要认真研究。笔者认为，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如今能治理得如此好，虽然还有少部分人没有脱离贫困，两极分化也已经呈现，但执政党致力于消除贫困和分配不公，国家没有大的动乱，人民安居乐业，完全得力于我们有数千年的“以民为本”的优秀传统，得力于我们把中国固有的民本主义实质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形式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之路。

4.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出自《周易·象传》，前半句是乾卦传辞，后半句是坤卦传辞。全句的意思是说：天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应该像天的运行一样，自强不息、奋力向前；大地的形势在天之下，君子应该像大地一样，有着承载万物的博大胸怀和高尚道德。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用这句话概括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个人颇为赞同。前文已经说过，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种现象本身就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坚忍不拔的民族个性。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多灾多难，我们的古代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都反映了我们的先民们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气概，这些神话故事里的人物，无不是古代民族英雄的化身。先民们不仅战胜了无数的天灾，还战胜了不断发生的人祸，包括外族的入侵。远的不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抗击外来侵略者方面，谱写了一首又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正像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⑦

就“厚德载物”这一点来说，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美德。有一句歌词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尊亲爱友是其美德。许多民族都有排外的习惯，众所周知，犹太人长期生活在欧洲各国达两千多年，一直受到排斥和迫害，甚至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一千多年前，犹太人流亡到了中国，在唐宋时期的广州、泉州、扬州、宁波、西安、开封等地都有一些犹太人居住在那里，他们不仅没有受到迫害和排斥，反而受到中国朝廷的优待。前文已经谈到，犹太人在侨居地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信仰和生活习惯，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但在中国，犹太人的群体现在却找不到下落了。是何原因？他们已经主动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了，他们的后代或许已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了。这是由于犹太人来中国后，中国文化宽厚博大，不把他们当外人。他们也热爱中国文化、主动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如明代的开封犹太人读儒书、赴科考成了新传统，有的考中了进士、举人，走上了一条读书入仕之路，以致最后淡化了他们的犹太教信仰，最后完全同化为中国人。在欧洲，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欧洲排斥犹太人的文化，致使犹太人族群顽强地保留下来，这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外部压力促使内部整合”。而在中国，中国文化这种厚德载物的承载力和同化力，把许多民族熔于一炉，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5.爱国敬业、勇于拼搏的牺牲精神

张岱年先生在概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除引用了《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外，还特别指出“爱国爱族的牺牲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民族精神特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热爱祖国和保家卫国的志士仁人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如屈原被作为民族英雄受到世代敬仰。而如秦桧、汪精卫等则遗臭万年，将受到万世唾骂。

为祖国、为真理、为正义而不怕杀头、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儒家的一项重要价值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指的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和有仁爱之心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因为贪生怕死去损害“仁”这个价值标准，而只有在重要关头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仁”的美德和真理。这是儒家对待价值标准和真理的态度。儒家对待公正、正义的态度也是这样。如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精神，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秉持的是道德信念或道德理想主义，为此可以牺牲一切。当生命和正义两者只能取其一时，你到底要什么呢？这就是对人的生死考验。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有些叛徒、民族败类，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和利诱，最后出卖了同志，背叛了祖国，他们是杀仁而保身、舍义而取生。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家，是主张“舍生取义”的。也就是说，儒家是强调民族气节或骨气的，叛徒和汉奸在儒家的“辞典”中永远是下贱的字眼。中华民族之所以英雄辈出，在数千年抗击外敌入侵中能屹立不败，是与这种精神的熏陶息息相关的。

6.尊老爱幼、重视伦理的传统美德

西方哲学重视理论理性，逻辑学发达；中国哲学重视实践理性，伦理学发达。这不是说西方不讲伦理，中国不讲逻辑，而是说侧重点不同。中华民族是个伦理型的民族，儒家许多的概念、范畴都是伦理型的，如儒家讲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如“五常”，即“礼”“智”“仁”“义”“信”；再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都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中国近代受西化影响，把这些都看成“封建礼教”，已经抛弃得差不多了。其实，剔除其中确属封建性的糟粕，许多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除“君臣之义”不合时代精神之外，其余的都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谈到中国重伦理的文化，生活在国外的同胞都应该有感受。如，中国有一个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在西方是没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亲的同胞兄弟称伯伯和叔叔、姐妹称姑姑；母亲的同胞兄弟称舅舅、姐妹称姨妈；还有堂兄弟姐妹、堂伯、堂叔、表舅、表姨、表婶、表嫂等，数下来要有几十种。西方人讲求分析哲学，但他们在这些称谓上却不重分析；中国讲求综合哲学，但在这些亲属称谓上却分得丝缕细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伦理关系十分重视。伦理关系实际上起源于血缘关系，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婚姻法”了；这个婚姻法也很简单，规定同姓不婚——同姓相婚就是乱伦，“同姓相婚，其育不繁”是很有科学道理的。今天法律当然不能规定同姓不婚了，但却规定血亲三代之内不能结婚。三代之内结婚，在今天不仅是不合伦常的，也是违法的。

只有遵循伦理规范，人类才能真正地告别野蛮。这种重伦理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重视伦理虽然有利于“别亲疏”，但儒家文化却强调不以亲疏施仁心。儒家的普适伦理表现在普遍地尊老爱幼上，这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孔子认为，尊敬老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赡养老人，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二》)意思是说：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奉养父母亲，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也能养狗、养马吗？如果你不尊敬父母亲，那你跟养狗、养马有什么差别呢？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孝不能离开敬，孝敬不是简单的养老，而且要重在一个“敬”字上。这种传承数千年的中华美德，值得今人很好地体会和弘扬。

除上述六种之外，中华传统文化还有许多优秀价值和美德，如重义轻利、崇尚气节、诚实守信、敬业勤勉等，许多学者论述过，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四、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提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部署，十九大又把“四个自信”正式写入党的大会报告和新党章之中，其中，“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多次谈及并反复强调的。他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深厚的自信。他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⑧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竞争，主要是文化软实力之争，文化看上去很软，实际上它是一种坚强的实力。文化软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话语权，它通过话语、媒体、人流、信息流和娱乐产品进入传播管道，传播的范围越广，其影响越大，接受的人群就越多。我们无疑拥有优秀的民族文化，在运用和充分发挥这种文化软实力方面，中国近年来有着长足的进步，但相比西方的文化霸权，甚至相比我们的东亚邻国日本、韩国，仍然有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加深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认真抓好、抓实。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这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延续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实施意见》分四个方面的内容共18条，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讲明了为什么传承发展？传承什么？发展什么？怎样传承发展？等等。《实施意见》提出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坚持“两创”方针，关键是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二是，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又要抵制复古主义。三是，要把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关系。对待外来文化，既不简单拿来，也不盲目排外，而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除思想文化外，还有中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中华文物、中华园林、中华节日、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实施意见》总体目标在2025年之前在传承和发展两方面都要有明显提升。它还提出对文化遗产、文物古迹、中华老字号等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个《实施意见》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提出了“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的主张。我们相信，随着《实施意见》的真正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迎来新生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基石将会打得更加牢固，前景更加光明。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会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伟大的祖国备感自豪！⑨

注释：

①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③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④同上。

⑤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⑥雅斯贝尔斯称这四大古文明为“前轴心期文化”。见《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3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 页。

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⑨本文根据笔者在澳大利亚天和电视台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