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0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指向，是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①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根本方针，就是他多次重申并在十九大报告中说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以下简称“两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个根本方针，习近平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③这主要表现在结构建构、思想理念和日常落实三个方面，下面依次论述。

一、“五常之道”与核心价值观的结构建构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习近平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④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构造，蕴含着对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嬗变的深刻总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先秦儒家经典《大学》。习近平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中国传统社会在汉代以后的2000多年里，儒学始终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一直发挥着核心价值引领和规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作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特点是以儒学核心价值观为其核心价值观。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孔子对“仁义礼智信”都分别有不少论述，孟子则首先把“仁义礼智”相并列，引用《诗经》和孔子的话，把它们树立为引导民众为善成德的价值准则：“《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告子上》)犹如任何事物都有规则一样，“仁义礼智”就是培育民众道德的准则。这是儒学把“仁义礼智”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最初端倪。孟子也多处谈到“信”，将其视作“人伦”中的基本道德品质，并以“诚信”合称来赞扬舜，以为只有出于内心的诚意，才会有交往主体的互信。这是以后董仲舒的“五常”之“信”以诚实为主要内涵的思想基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儒学成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开端。董仲舒认识到儒家要成为主流，必须明确其核心价值观，并加以培育践行，因而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举贤良对策·一》)将“仁义礼智信”合称为“五常之道”。此前的汉初贾谊认为，儒学复兴必须提倡“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新书·六术》)。把人之所“行”提升到“常道”，表明“仁义礼智信”被赋予了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意义。“行”“道”都有“走路”之义，但后者具有前者所没有的最高的价值追求的含义，孔子“志于道”、孟子“以身殉道”、《大学》的“大学之道”的“道”正表现了如此含义。“常”由“永久不变”之义引申为根本准则，它还有“经常、平常”之义。因此，“五常之道”就是把“仁义礼智信”作为贯穿日常而永久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核心价值观。

长期以来，人们把“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与“五常”相连为“纲常”，以此作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结构设定上与传统儒学价值观的继承连贯，是以“三纲”与“五常”相分离为基础的。众所周知，“三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主义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聚焦点。习近平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它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同时又说，提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其列举的丰富营养正是体现了“仁义礼智信”的一些思想理念，如“国有四维，礼义廉耻”“仁者爱人”“君子喻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⑤应当说，否定“三纲”为儒学“常道”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先秦儒家没有说过“三纲”，明清之际的不少著名儒者如黄宗羲等批判了“三纲”，因而“三纲”并非儒学始终坚持、恒常守护的“常道”。解构“三纲”与“五常”的捆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构建构传承、升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

儒学“五常之道”作为核心价值观，显示了《大学》区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结构设定。“仁”在孔子那里是道德的总纲，体现于以德治国就是孟子的“仁政”，将“仁”由原来的道德规范扩充为国家政权的价值准则，“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这就使“仁政”的基本宗旨在于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其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与仁政对立的是暴政、苛政。因此，行仁政还是施暴政、苛政，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国家的问题，是判断国家是否合乎民心的价值标准。“义”和“礼”的主要含义是以崇德贵和作为社会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义者，宜也，就是应当如此。这主要指向社会领域，“门外之治义掩恩”(《礼记·丧服》)对于“门外”即血缘外部的社会治理，“义”相较于血缘恩情居优先地位。儒学以义和利相对，义即道德原则，利即个人私利，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可见，义就是要把崇尚道德而非追逐私利作为社会的价值准则。“五常”之礼包含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两大方面，具有“节”和“文”即节制和文饰的双重作用：前者是用道德规范之礼作为标准，制约和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达到社会和谐，此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后者是以礼仪形式之礼使得人们的交往采取文明的方式，扬雄说“礼，服也”(《法言·修身》)，将“礼”比喻为人穿衣服文饰自己，使得举止礼貌得体。儒家的礼乐并举，进一步把艺术美化融入文明的交往方式。可见，“五常”之义、礼回答的是造就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守义遵礼还是弃义背礼，就是衡量社会是否向善文明的价值标准。“智”和“信”，主要是指个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优良的道德品质。“是非之心，智之端。”(《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是非主要是指善恶，智则是理性的道德判断能力。因此《孟子·离娄上》说：“智之实，知斯二者(指仁和义——引者注)弗去是也。”而扬雄把“智”比喻为照亮道德修身之路的明烛，“智，烛也”(《法言·修身》)。“信”是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品德。儒家以诚为信的基础，如张载所说：“诚故信。”(《正蒙·天道》)诚者，真实之谓。《孟子·尽心下》痛斥善于伪装自己的“乡原”为“德之贼”，把虚伪欺世看作诚信做人的大敌。所以朱熹说：“信是言行相顾之谓。”(《朱子语类》卷21)这对于他人是履行所作承诺，“不食其言”(《法言·重黎》)；对于自己是躬行道德规范，“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卷20)。因此，“五常”之“智、信”回答的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明辨善恶、诚信笃实还是混淆善恶、虚伪无信，就是区分个人是否人格高尚的价值标准。

“五常之道”作为核心价值观在结构上，还有着以仁将三个层面贯通一气的构造。这是宋儒特别强调的。他们说：“仁者，全体，四者(指义礼智信——引者注)，四支。”(《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以仁为体”，“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子语类》卷6)，“仁包四德”(《朱子语类》卷95)。这实际上是以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将为体之仁作为理一，义礼智信则是理一之分殊。于是，“五常之道”的整体结构就是以理一之仁为本体，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有机联系。显然，习近平上述论述是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结构建构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区分了三个层面，而且以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即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三个层面的价值本体，将它们融为一体。

二、六大理念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还表现在思想理念上。习近平说：“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⑥这意味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大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指出：“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⑦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是在主体的各种重要关系中展开的；而价值观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推动现实社会发展和提供最终理想追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个词，前四个词指向的是主体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四对重要关系的价值理念：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上讲仁爱，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重民本，在自我与他人(己与人)的关系上守诚信，在自我与社会(己与群)的关系上崇正义；而后两个词，“尚和合”是指向价值观推动现实事物发展的作用，“求大同”是指向价值观提供最终价值理想的作用。

在自我与世界关系上“讲仁爱”。中国古代讲仁爱最多的是儒家。儒家以“爱人”为仁的基本含义，它讲仁爱的思想路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亲亲”即孝悌血亲是仁爱的本始；进而扩展为“仁民”，即“博爱”众人；再进而泛爱天地万物。朱熹对此的比喻是：“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的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爱物则第三坎也。”(《朱子语类》卷20)于是， 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价值取向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遗书》卷第二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吸取了这里蕴含的孝亲敬老的家庭道德、关爱世人的博爱情怀、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天人同体的尊崇自然等。不仅如此，“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道德总纲之仁作为价值源泉，⑧意味着以道德作为确立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最重要的价值基础。这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深层的思想基因。习近平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并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德”，⑨意在强调道德价值是使其成为民族和国家行有依归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⑩这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德”是对传统价值观以道德价值为基础的传承升华。

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重民本”。重民本的基本精神是把人民视为国家的根基。《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其最初表达。在传统社会，君主是国家的化身，重民本表现于君与民的关系，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明清之际，从民贵君轻萌发出民主思想的端倪，如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从民贵君轻到民主君客，重民本的价值核心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重视百姓的民生利益：孟子要求“制民之产”以赢得“民心”，黄宗羲要求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同上)。习近平引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百姓心为心”等古典名句的众多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重民本的“两创”，就是“必须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树立民本意识，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价值观以合乎人的需要为广义之善，而适合某种需要的背后则是某种利益，利益是价值活动的对象和价值选择的基础。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重民本传统的传承升华，不仅在于使其与“民主”相衔接，更在于将所有价值活动和价值选择以实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走向做人民公仆的崇高境界，贯彻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

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守诚信”。许慎《说文解字》：“诚，信也。”“信，诚也。”即“诚”与“信”相通而可互训。孟子将“诚”与“信”合称，并且把“诚”贯通于天道和人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天道真实无伪，人道效法天道，追求(思)诚实有信。这奠定了诚信的两方面基本含义：“道”有根本之义，以诚为人之道，意味着诚信是人之为人的品德，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道德；天作为至高无上的崇敬对象，效法天道之诚信就有着必须兑现的庄严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这样的精神内涵。习近平说：“诚实守信，从古至今都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春秋》有云：‘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有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诚实守信的基本表现是言必信，行必果。”“要把诚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不仅要弘扬传统的‘诚信’美德，更要大力推进以个人为基础、企业为重点、政府为关键的现代‘信用’建设。”并多次强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庄严承诺”。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诚信传统的“两创”：不是仅仅把诚信作为个人美德，而是以此作为现代社会信用建设的基点，突出政府取信于民这个关键。

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崇正义”。“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这里的“正义”就是合乎道德原则。荀子将“正”和“义”与“公”连用，合称“公正”“公义”；而“公”与“私”对立，因此，正义作为道德原则以“公正无私”(《荀子·赋》)、“公平而无私”(《管子·形势解》)为主要内涵，表现在自我与社会关系上的重要价值取向，是公正、公平地对待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个体成员。而维护等级贵贱差序的礼制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保障，即“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按照礼制的安排，社会各等级获得与其贵贱等级相应的社会资源，形成一定的平衡，“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同上)。就以制度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的原则而言，传统的崇正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有相通之处，但礼制将社会成员分成贵贱有别的等级差序，否定了每个个体在社会地位和享受权利上的平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做了扬弃。习近平说，“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平正义，是让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出彩机会，是通过制度创新以保证个体的平等权利；称其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意味着这样的公平正义不只是社会层面价值观的某个方面，更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制高点。

“尚和合”是指向价值观推动现实事物发展的作用。“和合”一词出现在先秦很多典籍里，基本意思是矛盾的双方因协调、平衡而融和、聚合。这也常用 “和谐”来表达。尚和合不仅将和合作为事物的理想状态，更强调其作为事物生生不息之本源的作用。西周末年史伯奠定尚和合传统时，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万物生长发展是在金、木、水、火、土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达到和谐状态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果只是同质元素相加，将导致万物无法继续生存。这样的思想以后不绝如缕，王夫之认为，“因缘和合”的矛盾运动贯穿现实事物生长发展的所有阶段，最后达到“推故而别致其新”，即产生新的事物或事物发展到新阶段，这就是“天地之生理”(《周易外传·无妄》)。习近平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然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斗争不是与和合相对立的，与“和”对立的是抹杀矛盾斗争的“同”，而“和实生物”正是不同事物或事物不同要素之间的矛盾斗争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传统和合文化的养分。习近平说，“‘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中华早期思想家创造并不断发展、充实这一文化，从‘味一无果’‘声一无听’‘无一物文’，到‘和实生物’，进而提出‘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这样的文化理念追求“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尚和合传统理念为重要源泉，不只是把和谐列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而是要以和合为 “生之大经”的价值元点，从而发挥引领各个领域事业在动态平衡中协调发展的作用。

“求大同”是指向价值观提供最终价值理想的作用。“大同”和“小康”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尽管是遵守礼义，家庭和美，温饱不愁，但要等而次之。两者的差别主要是由“大道”即价值理想上“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的不同境界所决定的。虽然人们对于比较满意的生活状况常用“小康”来表达，但大同始终是最高理想的旗帜。这意味着求大同的精神实质是：用终极价值理想引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说：“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大同被赋予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价值追求。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时说：“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走向大同的初级阶段，但如习近平所说：“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必须“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化为人民的执着信念，从而发挥凝聚人民为美好生活奋斗的磅礴力量的作用。这是对于求大同的最根本的“两创”。

三、家庭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日常落实

把家庭建设作为价值观落实于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点，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又一表现。习近平十九大报告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要使价值观所确立的判断和褒贬的标准，与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取舍相一致，就必须把价值观化入日常生活。如习近平所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们、领悟它们，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提供了很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以家庭建设为重要基点：“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可以说，“五常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在上述家庭美德里得以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千百年来广泛流传于民间“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等家庭美德故事，以及以《颜氏家训》《弟子规》等为代表的治家要义、格言和童蒙读物，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习近平指出，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借鉴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生活的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并且指出以“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作为借鉴的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落细、落小、落实。

首先，是家庭、家教、家风与核心价值观的落细。传统儒学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家教、家风中的落细，最主要的环节是礼仪。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和“族”这两个概念，是西方文化没有的，“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西方文化没有的概念，那就是‘族’”，家族的形成是与“礼”所规定的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所有亲戚相联系的，“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称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的准则”。这是说作为全民族社会关系准则的礼仪，以家庭为起点，然后扩展到家族和民族。因此，礼仪在整个家庭建设中就有着极其重要和极为突出的位置。这可以说是由孔子奠定的。《论语·季氏》记载孔子的“庭训”名言：“不学礼，无以立。”类似的话，在《论语》中还出现了两次。它们的含义是，人以礼而为人，家庭以礼而文明，家教以礼而良好，家风以礼而美善。

陈寅恪指出，汉代以后反映儒家价值观的纲纪因依托礼仪制度而具体化，“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礼仪的依托使儒家价值观在家庭中落细：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如吃饭、穿衣、行走、待人接物、书信格式等；细化于贯穿人生的重大环节和重大场合，如冠、婚、丧、祭、朝、聘等。这些礼仪都蕴含着某种价值理念。如朱熹的《童蒙须知》规定：“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衣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缺落。”这表现了约束自我的道德自律精神。如《礼记·冠义》说冠礼：“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即表示行冠礼者从此要担当起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社会责任。对于礼仪蕴含的价值理念，要对儿童讲明白是不太容易的。如果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都按照礼仪来规范行为，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由习惯而成自然，遵守礼仪仿佛成了第二天性，“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颜氏家训》)。由此礼仪蕴含的价值理念就内化为人们的德性，为人们具体而形象地感知。习近平肯定“知书达礼”是深入中国人心灵和血液的传统家庭美德，在2013年视察山东曲阜时，特别关注《孔子家语》的研究成果，在座谈会上专门请当地教授儒学与礼仪的民办学校校长发言；这些表明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进行“两创”的重要途径，是激活礼仪在家庭中把价值观落细的传统。

其次，是家庭、家教、家风与核心价值观的落小。传统文化对于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首先以社会微小细胞的家庭为载体。对此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是个人生活的场所，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由此成为国家的基础。所以，只有每个家庭具有良好的家教和风气，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如《易传》所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而是否有良好的家教、家风决定了家庭的兴衰。陆九渊说：“人家之兴替，在义理不在富贵。假令贵为公相，富等崇恺(指西晋富豪石崇和王恺——引者注)，而人无义理，正为家替。若箪食瓢饮，肘见缨绝，而人有义理，正为家兴。”(《与刘伯协二》)所谓义理就是如何做人的价值观，这对家教、家风起着关键作用。要把握义理就须以修身为根本，而修身则要从孩子小时候开始。这是落小的另一意思。《颜氏家训》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认为小孩尚未受到各种精神污染，思想单纯，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该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以自身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自己九岁以后，曾经在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肆欲轻言，不备边幅”，以后砥砺改过，但“卒难洗荡”，这是自小缺乏良好家教的结果：“自怜无教，以至于斯。”

习近平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了上述的两个“落小”。他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还说：“孩子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得以“落小”：落到微小细胞的家庭，落到从小娃娃抓起。

最后，是家庭、家教、家风与核心价值观的落实。这主要是针对两个问题：在家庭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责任由谁来切实承担？在情况各异的家庭里培育和践行价值观如何有合乎实际的针对性？《颜氏家训》说：“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认为父母与子女有着血亲之情，父母又是长者权威，因而子女对他们的教诲容易相信，对他们的指令容易服从。这意味着父母有着进行家教、塑造家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必须切实承担起责任。这样的责任不仅在言教，更在身教，明代童蒙读物《小儿语》云：“老子终日浮水，儿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说明父母的价值观对于子女影响至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传承和发展了这样的父母责任的落实。习近平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古人都知道，养不教，父之过。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画荻教子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如何使家教、家风能够切合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传统社会的解决办法是制订从不同家庭实际情况出发的家规，这包括家训、家诫、家书等。由于传统社会往往同族而居，因此，族规和乡约也就是扩大了的家规。家规既是家教的结晶，又是家教的价值取向；家风则是家规经过不断传承而形成的。在传统社会，下起士庶，上至宰相，乃至帝王之家，多有自订的家规，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家教和家风。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家训、家书中，不难看到这一点。这就使得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能够通过不同的家规在不同家庭中取得实效。在传统社会。正派的官宦世家的家规，针对性往往明确指向世家子弟容易产生的骄横戾气。张英在清代康熙年间官至宰相，要求家人牢记：“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聪训斋语》)正是谨守这样的家规，演绎出在宅基地上对邻居“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六尺巷”故事，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今仍流传于民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正是吸取了其中的营养。习近平指出：“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针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他强调“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要“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自觉。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都提到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十八大之后，习近平首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可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用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培育文化软实力的深层灵魂和建设重点。

注释：

①《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③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④同上。

⑤同上。

⑥《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⑦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⑧习近平2016年11月21日在秘鲁国会演讲中说：“中国古人历来‘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实际上正揭示了这样的意涵。

⑨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