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思平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广东 深圳 518172）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人文课程，在文化传承和文化育人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且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教育各个环节中。作为一门基础性的人文课程，大学语文理应响应时代要求，承担起文化育人的重要任务，在教学过程中尽力跳出“文字”和“文学”的樊篱，真正提升“文化”品位，充分利用教材中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对学生实施人文教育，通过文化来教育、感染、熏陶学生，使教育过程如同春风化雨般自然和畅，润物无声，从而达到“文化化人”的理想功效。“文化化人”目前是个热门词，大家谈论较多，但多是泛泛而谈，且大都把“文化”局限在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范围内，而关于大学语文如何实施文化化人的相关文章，从中国知网检索来看仅有十几篇。因此本文想就大学语文如何实施“文化化人”策略做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广大方家学者。

1 以汉字文化“化人”于无形之中

众所周知，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因此学习语文，无疑首先要学习语言文字。因为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尤其是我们的汉字，由于其独特的构造和表意功能，而与中华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1]因此，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有效利用汉字文化来帮助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领悟中华文化精神，受到人文情操的陶冶。

1.1 利用汉字学习进行文化“化人”

学习语文无疑首先要过文字关，但大学生学习汉字应该比中小学生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正确掌握汉字的音、形、义，还应该深刻理解汉字的文化意蕴，从而提升文化素养，培育人文情怀。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极重道德伦理的民族，非常重视通过汉字来赋予道德教化意义，因此通过汉字文化来育人，不失为一条便捷有效的人文教化途径。比如教育学生为人要“仁”，做人要“忠”，待人要“恕”，对家人要“亲”，对朋友要“信”，夫妻要恩爱，等等。这些观念其实无须从外生搬硬套地注入和灌输，它们就内含在文字中，从汉字的字形构造中就表现出来了。比如“仁”字，许慎《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二。”为什么“仁”由“人”和“二”组成呢？这是因为古人在劳动和社会交往中，多是二人搭配，很多礼仪也是二人同时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观察他人，体现自我，也就是说，“仁”的品格必须在二人一起时才能表现出来。可见，“仁”主要指在人际交往中自己对他人的敬重，而且双方皆以对方为礼敬对象，即互敬，也就是说，“仁”字体现出互相把对方当人看，以礼仪之道与他人交往。再如“忠”字，从“中”从“心”，表示心在中为“忠”，即把心放在正中，不偏不倚，无论对待什么，只要把心的位置摆正，就是忠，故“忠”的本义表示内心公正而不偏。再如“恕”字，从“如”从“心”，其中“心”字表示与心理活动有关，“如”字意为女子应诺男子的要求，故“恕”的本义指女性的温柔，由此引申出宽谅、宽恕之意。可见，“忠”和“恕”都是非常友善的待人之道，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再如“亲”字，“亲”的繁体字为“親”，左边是个“亲”字，本义指一种多刺的荆棘，上面的刺与刺挨得很紧，有密切的意思；右边是个“见”字，表示用眼睛看，也表示经常见到，两者合起来的意思是说亲人之间要亲密无间，且要经常相见，这样才是真正的“亲人”。又如“信”字，从“人”从“言”，指人的言论应当诚实，表示真心诚意的意思，这是交友接物的原则。至于讲到夫妻恩爱，我们常说到“卿卿我我”这个词，“卿”中间是个食皿，左右两边是两个人，本义指两个人对坐饮食，在古代男女有别，而一男一女可以对坐饮食，特别亲密，这才是恩爱的夫妻关系，所以夫妻可互称为“卿”。可见，通过分析汉字的文化内涵，可以让学生深切领悟到汉字的道德人性光辉，深受伦理情感的教化和精神情操的感染。

2.2 利用汉字纠错进行文化“化人”

学生写错别字本来司空见惯，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深受网络语言影响的今天，却委实成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很多大学生，动辄错别字连篇，错误率多到出奇离谱，而且往往错得匪夷所思，令人触目惊心。教师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告诉学生学习汉字要记清字音、字义、笔画，要多写、多记、加强理解，要做到准确无误地默写，等等，但效果总是不尽人意。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如果能创新思维，从文化的角度对汉字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分析，学生就能对汉字有比较准确、深刻的理解，也就容易避免写错别字，而且还往往受到文化精神的熏陶。比如，“防碍”之“防”应写作“妨”，源于传统文化轻视女性的思想偏向；“草管人命”之“管”应写作“菅”，源于封建统治者视百姓为“草芥”之专制意识；“寒喧”之“喧”应写作“暄”，指太阳的温暖，与人们见面时问寒问暖的礼仪文化有关；“鬼鬼崇崇”之“崇崇”应写作“祟祟”，源于古代鬼神祭祀文化；“默守成规”之“默”应写作“墨”，源于墨家鼻祖墨子善于守城之意；“气慨”之“慨”应写作“概”，它本是古代一种量米粟时用以刮平斗斛的木板，引申为在对待重大问题上能坚持公平、公正的态度、举动或气势、气概，等等。如此，学生不仅易于正确理解这些汉字的含义，而且还能在有意无意间受到尊重女性、关心民瘼、礼貌待人、破除迷信、反对因循守旧、追求公平正义等人文精神的启迪与感染，可谓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2.3 利用繁体字等知识进行文化“化人”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甚至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但由于汉字简化，很多汉字的形体构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汉字的文化意蕴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一些香港朋友就批评我们的简化汉字没有“文化”，说“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有云无雨，开关无门，乡里无郎”等等，此话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无道理。因此，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一些繁体字来辅助汉字教学，让学生对汉字的文化意蕴有更加形象乃至直观的理解，并从中受到文化熏陶。比如，“亲”的繁体字写作“親”，表示亲人之间不仅要关系亲密，还要经常见面；“爱”的繁体字写作“愛”，中间多了个“心”字，表示“爱”是发自心底的感情；“誉”的繁体写作“譽”，上面“舆”字像两只手将一物交给另外两手，意思指给予，下面是个“言”字，合起来表示把美好的语言给别人，意思是赞美别人；再如“学习”二字，“学”繁体字为“學”，下面是个“子”，上面是织鱼网的意思，织鱼网很复杂，孩子从小就得学习；“习”繁体字为“習”，上面是鸟的羽毛，下面的“白”字表示白天，意思是小鸟在白天反复扇动羽毛，练习飞翔技术，由此可让学生领悟到：“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须从小学习，刻苦学习。教师甚至可以引用一些简单的异体字知识来帮助学生感受文化与人文魅力，比如“仁”字的异体字还写作“忎”，从“千”从“心”，有心怀千人，万物身心于一体之意；“勇”还写作“恿”，说明勇敢不仅表现为外在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气概；“协”字还写作“劦”，一起用力，同心协力的意思特别明显，等等。对于已经学习过十几年语文的大学生来说，认识和理解这些繁体字并不困难，而其人文教化效果却显而易见，十分难得。

当然，由于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形体发生了多次演变，从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隶书、楷书，一直到今天的简化字，有些字变化非常大，甚至有“面目全非”的情况。我们在作汉字分析时，字形主要以小篆为依据，分析方法主要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传统“六书”为基础，释义主要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为参考，力争有据可依，为大家普遍认可。但另一面，又由于汉字的文化意蕴往往有时代累积和叠加效应，加上不同的阐释者见仁见智，导致对汉字有不同的理解，出现多种解释，但只要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能起到较好的人文教育作用，都是允许的。

2 以民俗文化“化人”于无声之处

语文教育的内容来源于生活，与生活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可以说，生活的外延有多广阔，语文的外延就有多广阔，人们常说“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语文不是枯燥的教科书，它源于生活，展现生活，与生活同在。而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3]，涵盖了人们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因之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见题材或内容。因此联系民俗文化进行人文教育，无疑是语文教育“文化化人”的又一重要途径。

2.1 利用礼仪民俗进行文化“化人”

礼仪民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俗，是民俗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认识和掌握礼仪习俗，可以正确把握人际交往的尺度，合理和恰当地处理好人际关系，否则往往会使人们在交往中感到手足无措，有失风度，乃至失礼于人。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可谓比比皆是，随手可拾。比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名篇《鸿门宴》中，有一段关于宴饮座次的描写：“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良西向侍。”这里的座次就涉及到待客的礼俗文化。顾炎武《日知录》卷28“东向坐”条，列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余英时先生也研究认为：“在宴饮的场合，东向要比南向为尊。”[4]其座位尊卑依次为东向、南向、北向、西向。可见，项王东向坐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他把刘邦君臣安排于北向和西向坐，无意中流露出对刘邦的轻视，这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显示出项羽的狂傲、霸道性格。宋人郭应祥有首词叫《浣溪沙》，词云：“屈指中秋一日期，雨馀云薄月来迟，冰轮犹自欠些儿。世事孰非颠倒相，客居东位主人西，觞行莫惜醉如泥。”词中说，客人坐在东边主人坐在西边，东边即西向，西边即东向，也就是像《鸿门宴》项羽那样安排座位，主人自己东向坐，客人西向坐，所以词人认为：不以宾主之礼待客，这伦理秩序都乱套了，既然这样，喝酒时就不怕酩酊大醉出丑了。可见，了解宴饮礼俗，可以让同学们学习交际礼仪，养成文明待客之道。

2.2 利用节令民俗进行文化“化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节假日，我国的传统节假日就非常多，而且这些节假日多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相适应，并且往往有一些长期流传的活动内容，比如春节放鞭炮、元宵赏灯、清明祭祖、端午划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等，从而形成节令风俗。节令民俗生活气息浓厚，往往为学生喜闻乐见，有益于发挥人文教化功效。比如杜牧《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本来，绵绵春雨并不让人生烦，反而让人喜爱，杜甫《春夜喜雨》首联即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可清明下雨，诗人杜牧却为什么忧愁而至于“断魂”呢？这其实与民俗有关。福建《建阳县志》云：“清明日宜晴恶雨，晴则麦熟棉花熟。”湖南《新天县志》云：“是日（清明日）宜晴，俗云‘清明晴，万物成’。”甘肃《宁州志》云：“清明前后，夜雨无麦。”原来，在古代民俗观念中忌讳清明下雨，认为下雨对农作物不利。因此，诗人在这个“雨纷纷”的清明，难免想到家乡的庄稼要受到影响，今年的收成又要出问题，自然心生愁绪；而且清明祭祖的风俗，更加增添了诗人思念亲人的情怀。想想自己作为一个成年男丁，本该是个主要劳力，应该挑起劳作养家的重任，但眼下自己却远游他乡，不但不能侍奉双亲，赡养长辈，而且还不能为他们排忧解难，如今清明下雨，势必影响作物生长，而一旦庄稼歉收，父母家人的生活如何安顿？恐怕衣食住行都要成问题？虽然好男儿志在四方，出门远游寻求梦想再正常不过，但《论语·里仁》载孔子言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南怀瑾先生说：这个“方”并不是方向，谁出游都有个方向，这个“方”是指安顿父母的方法。儿子出门远游前，首先要把父母的生活安顿好，这才符合孝道。[5]诗人杜牧在这个“雨纷纷”的清明，想着家乡的庄稼收成问题，担心父母的生活安顿问题，愧疚自己未能尽心奉孝，这应该就是诗人忧愁断魂的主要原因。可见，学生从诗中不仅学习了解到相关的风俗文化知识，尤其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孝道文化的熏染，从内心生发出重视伦理亲情的情怀。

2.3 利用禁忌民俗进行文化“化人”

禁忌即人们常说的“忌讳”，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逐渐养成了某些共同和自觉避免的言语、行为或应该回避的自然、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即禁忌民俗。利用语文作品中的禁忌民俗文化，可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人文教育。比如讲到有关爱情的诗文时，可以利用“婚戒”民俗教育学生树立忠贞的爱情观。许慎《说文解字》云：“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可见，“戒”的本义是“警戒，戒备”的意思，引申出谨慎行事，不越规矩之意。在我国古代，戒指首先兴盛于古代宫廷，为宫闱性事活动“禁戒”之用，原先本是一种“禁忌”习俗。《五经要义》云：“古者后妃群妾御于君，作当御者，以银环进之，娠则以金环退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古代帝王嫔妃在以礼进御君王时，女官事先向各位嫔妃发放两种指环，一种用金制成的，一种是用银制成的。后妃适逢“当值”，便把银环带在左手指上；如果某一后妃怀有身孕或适逢例假，不能接受君王“御幸”时，只需将金环戴到左手指上就是了，可以起到“禁戒”的作用，君王见了自当回避之。指环后来传到民间，为妇女在怀孕期所佩带，借以告诫丈夫在此期间应当“戒止”房事，故又称之为“戒指”。于是慢慢地，戒指除了作装饰和避忌以外，还可以充当爱情、婚嫁的信物。到隋唐时期，男女相爱成婚时馈赠戒指便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直至今日仍是如此。所以在今日，女性无名指戴有戒指，表示“心有所归依，已做他人妇”；戴在中指，表示“已落爱情海，正在热恋中”。可见，戴上“戒指”，不仅表示已有所爱对象，亦表示要谨慎守戒，忠贞守义，不能随性泛情，放纵欲望，否则就是亵渎爱情，甚至堕入淫荡之渊了。这样才是对爱情和婚姻应有的正确态度。可见，通过对禁忌民俗的了解和学习，学生无形中认识到遵循习俗的意义，并培育自己文明的生活态度与精神情操。

节令民俗内容非常广泛，除礼仪民俗、节令民俗、禁忌民俗外，还包括生产民俗、信仰民俗，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民俗等，都是人们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利用语文作品中的民俗内容，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多方面的人文情怀，达到育人的理想效果。

3 以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化人”于无痕之境

语文之“文”，不仅仅是指“文字”、“文学”的意思，还蕴含有“文化”之义。因此，大学生学习语文，就不应该只是了解几个字词，阅读几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受到文化熏陶。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文，本就文、史、哲不分家，作者大多是借助文学的外壳形式来表达内在的思想主张、道德观念与精神追求，其中蕴藏着丰富、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宝藏，文化始终与文学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把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有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进而达到润物无声、化人无痕的人文教育效果。

3.1 利用儒家文化思想资源“化人”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和主要的精神资源，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可以说，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传统文学中的经典名篇，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儒家文化信息，承载着儒家崇尚的民族精神，具有很好的人文教育功能。比如：屈原的《离骚》、杜甫的“史诗”、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表现关注民族命运、热爱国家的重大主题，是培育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好教材；孔子《论语》中宣扬“杀身成仁”的英雄志气、孟轲《孟子》中褒扬“舍生取义”的丈夫气概、范仲淹《岳阳楼记》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贤风范，是培养学生坚贞气节与高尚情操的生动材料；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到唐宋现实主义诗歌，一直到明清的戏剧、小说，无不表现出对百姓苦难与人类命运的同情与关心，传达出崇人道、反暴虐以及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这是进行人道主义与责任意识教育的好素材。

3.2 利用道家文化思想资源“化人”

道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作为哲学形态的道家思想，大致在东汉时期，开始朝着神仙方术和宗教迷信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了与佛教抗衡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道教在隋唐开始兴盛，在唐代达到高潮。[6]唐代统治者一度将道教奉为国教，其地位在儒家之上。可以说，道教对中国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及生活态度的影响十分深远，鲁迅先生甚至说：“中国根底全在道教。”[7]道家道教思想驳杂精深，广泛渗透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几千年来影响不衰，其中一些积极因素在今天仍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以李白、苏轼这两位唐宋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来说明这个问题。李白一生好道，传统“诗仙”称号便暗示了他与神仙道教的特殊关系，现代学者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就直接称呼李白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创作了许多游仙访道的诗歌，其中很多诗句令人耳熟能详，如《行路难·其二》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梦游天姥吟留别》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游泰山·其三》云“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元丹丘歌》云“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等等。受道教影响，这些诗歌“表现在思想上便是否定现实的批判精神，追求理想的自由精神及逍遥游世的浪漫精神”[8]，这也是很好的人文教育资源。而北宋大文豪苏轼也一生信奉道教，他的乐观、旷达、洒脱、自由的精神也主要源于道教文化的滋养，其家喻户晓的名篇《前赤壁赋》所谓“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便可见一斑。他的中秋词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主旨更加明确地表达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反映了他“长生贵命”的道教思想信仰。词作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谓传达了世人的共同心愿：珍爱生命，乐观生活，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所以，读苏轼的诗词，可以让人爱生活，重性命，悟人生，受到深刻的生命教育，这无疑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3.3 利用佛教文化思想资源“化人”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经过与我国本土文化的互排、互纳与互容相摄，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唐代，基本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当时的士大夫不入于儒，则入于道，或入于佛，很少有例外的情形，因之中国文学也不免受到影响，宋朝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爱莲说》把“莲花”喻为“君子之花”而加以高度褒扬，深受读者喜爱。但有一个疑问不好理解：文中用以衬托“莲花”形象的“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超凡夺俗、冰清玉洁的品格，但作者为何不好菊而要“独爱莲”呢？其中的深层原因正在于：莲花是佛教之花，是佛教精神的象征。比如佛教经典《华严经探玄记》就说：“如世莲花，在泥不染。譬如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而众所周知，理学是唐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新儒学”，是“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的结晶，是儒、道、佛三教交融合一的产物。可见，佛教思想是理学的重要成分，有人甚至说理学是“儒表佛里”，因此作为佛教之花的莲花，被周敦颐借以表达了他的理学情怀就在情理之中了。周敦颐心中的“莲花”，是一种“佛性”之花，它深处尘世而心超尘世之外，宠辱不惊，从容淡泊，性自清净，是佛家理想人格的象征。这样的佛家理想人格，颇为光明崇高，类似于世人心目中的圣贤人格，必将深入人心，让人受到精神的陶冶和灵魂的洗礼，从而达到佛家文化“化人”于无痕之境的效果。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除了占主流地位的儒家、道家、佛家外，还有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其思想好坏杂糅，精华糟粕并存，只要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善于甄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利用其中的优秀思想内容，是可以收到较好的文化化人的功效的。

总之，大学语文教育，既要传授语文知识，更要培育人文精神，实现立德树人的终极目标，可谓任重道远，没有捷径可走。因此，“语文”二字，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学”的范围内，而应该扩展和延伸到“文化”的广阔天地中去，把丰富多彩的文化融入到语文教学中，这样既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见识，尤其还能通过文化来育人、化人，在耳染目濡和潜移默化中达到培育学生的人文品格和人文精神的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