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月细，黄楚丹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香港与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互利合作。由于香港在历史上与祖国长期分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形成了一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形成了一套香港特色的思维模式，因而港人在思想、心理和价值观上与内地存在着客观的差异，以至于两地在交流中总是存在一些有形无形的障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区域合作来实现整体融入，是国家当前的重要决策。在此过程中，以“广东精神”为中介，实现“中国精神”对“香港精神”的引领，是有效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路径。

1 “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其对“香港精神”的引领

1.1 “中国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1]“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它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之中，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的总和，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五千年的历史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包括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体现民族特质并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的集体意识。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表达，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历史根基，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

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精神已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象征，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发挥着对国家、民族整体发展的引领作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近代经历过深重的磨难，如今走上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更需要以强大的“中国精神”引领国家发展。

1.2 “香港精神”的失落与危机

“香港精神”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来自内地的港人在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畏艰难险阻而顽强与命运抗争，最后赢得胜利而形成的一种努力拼搏精神，由于他们集中居住于香港狮子山下的简陋贫民窟中，又得名“狮子山精神”。当时恰逢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港人灵活应变、敢于开拓，积极抓住了市场空缺，发展以纺织业为主的制造业，实现香港由转口贸易向出口贸易的转变。80年代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香港又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将制造业内迁，在本土发展金融、服务、地产等第三产业，经济结构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换。不少出生于底层社会的人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晋升职位，或是通过教育成为专业人士寻求高收入工作。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使港人相信只要通过勤奋工作就可以改变自身命运，因而以敢于拼搏永不放弃为核心内容的“香港精神”成为香港的精神坐标，支撑着港人追寻美好生活。

然而近年来，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和阶层流动变缓，单纯靠努力拼搏便能改变命运的信条遭到了挑战，“香港精神”似乎也成为上一辈人的历史。在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香港社会分歧严重，青年人因个体目标与现实社会间的差距不断加大而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力，挑战着香港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法治秩序。在此情况下，“香港精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一部分香港年轻人甚至走上“反中求独”的错误道路而不自知。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市民身份认同感”调查，截至2018年6月，香港18-29岁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由16.1%下降到2.9%，情势不容乐观。[2]因此，如何重振失落的“香港精神”，走出香港社会心理的困境已经成为港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1.3 “中国精神”引领“香港精神”的发展

一个国家需要拥有伟大的国家精神，国家内的每个区域或城市也需要拥有自身的独特气质，即区域精神或城市精神。国家精神是区域精神的凝聚升华，区域精神是国家精神的具体体现，两者互相影响，紧密相连。香港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便在英国管治期间，其发展也得益于背靠祖国内地，因而“香港精神”的形成必然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精神”的发展更需要“中国精神”的引领，与内地一起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唯此，香港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重现昔日辉煌。

在区域精神视域下，“香港精神”所推崇的价值和原则是连接港人的精神纽带，将个体整合成有共同价值追求的集体，为港人在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里找到价值支撑和精神归依。回归以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始终在中国人、香港人之间徘徊，这是英国长达一个半世纪殖民统治留下的“后遗症”，表达了港人对香港回归后发展的焦虑。“香港人”的集体论述“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对回归后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与情感，还掺杂着对政治权利的渴望、经济发展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内涵。”[3]这种具有政治属性的地域认同不仅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建立，也成为一道思想的藩篱，束缚着香港的发展。

因此，在“中国精神”引领下，需要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这三个维度，完成“香港精神”的国家意识建构。在政治认同方面，强化港人对国家方针政策的支持以及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和维护；在民族认同方面，强化港人对中华民族共同血脉的认同；在文化认同方面，强化港人对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同。只有这种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并汲取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的改造后的“香港精神”，才是“香港精神”的发展方向。

2 “广东精神”与“中国精神”、“香港精神”的关系

2.1 “广东精神”

广东省在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弘扬“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新时期广东精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把新时期“广东精神”概括为“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厚于德’侧重于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诚于信’侧重于对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融合和坚守，‘敏于行’侧重于对敏行、敢为、实干的当代广东鲜明特色精神的彰显。”[4]

实际上，“广东精神”发展自岭南文化，最早受到百越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汉越文化开始融合以来，中原汉文化逐渐成为岭南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代表了岭南文化的最终形成，他们通过风格多变的诗歌表达强烈的反清意识，从而奠定了岭南文化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革新意识和现实意识的本质基调。近代以来，广东成为中国政治变法与革命的主要发源地，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无一不是改变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历史事件。他们重视社会政治现实，积极引进西方政治学说和革命理论，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的革新精神和革命精神。改革开放后，岭南文化在经济层面上集中体现为兼容并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当举国上下还在怀疑改革开放的可行性时，广东已经在实践中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岭南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务实、开放、创新、兼容的文化态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广东人的精神追求，为广东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赋予了“广东精神”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因而是“广东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

“广东精神”的形成也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条件。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先后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群众性饥荒使当时的广东人民生活难以为继，掀起了“逃港”潮。从1952年至1977年，仅宝安偷渡外逃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县总人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5]由于大“逃港”，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6]60年代初期，为了缓解人民生活困难和外逃的问题，宝安县（现深圳市）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实行“三个五”政策，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后来被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次试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也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全国一线大城市，并快速走向国际化。这是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实践精神和拼搏精神在深圳这片热土上的真实写照，这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精神成为今天“广东精神”的种子，并且一直影响着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广东的经济建设在全国遥遥领先。

2.2 “广东精神”与“中国精神”的关系

“广东精神”实质是中华民族精神、岭南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综合反映。其“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精练概括，正是来自《周易》中“厚德载物”，《礼记·中庸》中“诚者，天之道也”和《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精华，换言之，“广东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达了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及物质富裕之后，应更加重视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道德品质，追求道德完善，实现精神与物质的契合，从而实现社会的健康和谐的思想。反过来，“广东精神”的具体实践也丰富了“中国精神”的内涵，为“中国精神”的发展提供活水源头。

“广东精神”强调创新，敢为人先，大胆革新，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最佳注脚。换言之，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最初就是来自于广东改革开放尤其是深圳特区建设的伟大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广东就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思考着如何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并在宝安、珠海建立外贸出口基地，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央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后，广东积极向中央要政策，得到了中央支持，决定在广东设立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邓小平鼓励深圳特区建设“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也不负众望，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全面拨乱反正；积极进行经济建设，成功创立经济特区，以特区为窗口，借助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与国际接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广东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2017年，广东GDP达到8.99万亿元，人均GDP突破8万元，其中珠三角地区人均GDP达到12.48万元，已经超过中等发达国家国民的收入水平。在产业结构上，珠三角地区推动产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立足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新体系基本形成。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不仅为广东的新一轮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也将对“广东精神”的再次勃兴提供巨大推动力，为丰富“中国精神”提供更多的实践例证。

2.3 “广东精神”与“香港精神”的关系

基于血缘、地缘、史缘和业缘的关系，岭南文化是“广东精神”与“香港精神”共同的文化渊源。尽管“香港精神”形成于港英殖民统治时期，但政治的隔离并未能隔断两地民众的交往，这使两种精神的对话沟通具备了先天有利条件。香港回归后，与广东紧密的关系更令两地精神具有相似的特质，这为推动香港融入大湾区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

首先，香港在血缘族亲上与广东有着密切联系，解放前许多广东人进入香港，带去劳动力、资金和技术。据1960年代资料表明，广府人占香港总人口的79.9%，福佬人占6.3%，客家人占4.9%，四邑人占4.4%，其他占3.4%。其中四邑人实应计入广府人内，则广府人占84.3%。[7]在香港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工业化阶段，广东移民给香港经济起飞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是创造香港奇迹的重要因素。人口的迁移也是精神文化的传播，广东人务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也留存在“香港精神”的血脉之中。

其次，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岛屿或半岛，北隔深圳河与广东相连。这样的地缘关系，使广东与香港在区域内部资源互补、经济共生，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例如广东为香港提供淡水资源和燃料资源等，而香港是中国第一个走向国际化的城市，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成为广东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虽然两地存在差别，但也在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使岭南文化在两地都得以延续发展，为“广东精神”和“香港精神”积淀相同的文化底蕴。

再次，在史缘上，香港自秦朝起就一直受到历朝历代所管辖，直到英国殖民者的侵占，香港离开了祖国的怀抱。无论在隶属广东管辖时期，还是在成为殖民地之后，香港文化都一直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广东成为了中国政治变法与革命的主要发源地，香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都与他们在香港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有关。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时期推行的西方观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观念冲击，促使他们进行社会变革，同时，他们也从广东带去了岭南的精神文化，使香港成为岭南文化的实践基地，潜在影响着“香港精神”的形成。

最后，沿海的地理位置使广东与香港都重视发展商业，形成了发达的商业文化，从而两地建立起密切的业缘关系，并在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彼此影响。香港地区是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主要从事商贸活动，这是对岭南社会重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8]而广州自唐宋起就是中国南部的商业重镇，形成了深厚的商业传统。岭南发达的商业文化促进了广东和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分工促使两地贸易往来密切，价值观念互相影响。

3 结语

2017年，国务院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明确指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等九市组成的城市群，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发展的重视。

香港融入大湾区是“中国精神”引领“香港精神”的实践体现，香港要和广东共同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广东精神”无疑可以发挥促进作用。港人应当意识到，虽然香港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自由港，但它是属于国家的自由港，尽管制度上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存在差异，也完全能够在城市功能、产业优势上进行优化衔接，使香港有效融入大湾区。因而，若能改变陈见，打破思想认识中关于港人身份认同的“无形边界”，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增加港人对大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便能增强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