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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侠情小说模式论

2018-04-03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关键词:剑侠王韬剑气

罗 莹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传播系,四川 遂宁 629000)

我国文言武侠小说继唐代之后在清代再度兴盛,优秀作家、作品大量出现。在众多的文言小说中,晚清王韬的文言武侠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数量较多,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三部文言小说集,共有武侠小说30多篇;二是质量较高,大多小说构思奇幻、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集武、侠、情三位于一体,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三是不少小说在当时《申报》的副刊《画报》上连载,流传甚广,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张俊亦称王韬的文言小说是众多学习《聊斋志异》作品的“殿军之作”[1]460。

纵观我国文言武侠小说,有“情”之侠实属凤毛麟角。唐传奇中夜奔李靖的红拂女可谓开“情侠”之先河。宋明时期的武侠小说《文叔遇侠》、《花月新闻》等涉及婚姻,但描写极简,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清代文言武侠(除王韬外)写“情”的也不多,即使涉及写“情”也往往不是小说表现的重点。如蒲松龄的《侠女》篇写侠女与顾生之“情”,但小说侧重表现的是侠女的报恩与复仇;沈起凤的《恶饯》篇涉及盗女与卢生的婚姻,但小说侧重的是夫妻逃离盗窟“闯关”模式的开拓。王韬的侠情小说则情节曲折,悬念叠生,武、侠、情充分融合,为清文言武侠之翘楚,对20世纪侠情小说的迅猛发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一、情节模式:因“武”结缘,共同行侠

不打不相识,以武结缘、伉俪情深、共同行侠是王韬侠情小说的主要情节模式。如《女侠》中剑侠程楞仙与潘叔明在较剑打斗中一见钟情,相约成婚;后夫妻情深,共研剑术,齐心协力击毙荒淫师兄法显。《倩云》中秦雨衫夜入盗窟遭遇盗女倩云,比剑后拜倩云为师,二人共研剑术,终至鸾凤和鸣;后夫妇合谋,智离盗窟,化险为夷。《邱小娟》中邱小娟与乐崇道较武,乐拜女为师,几经曲折,终成伉俪;返乡后夫妻二人勇退巨盗,保一方平安。《李四娘》中剑侠李四娘与前来复仇的剑客倪生在打斗中结缘;后夫妻合力剿匪平乱,为民造福。一些篇目虽然男女双方不是在较剑打斗中相识,但也多因男女侠客以“武”擅长,由此倾慕,志同道合,结为伉俪。如《剑仙聂碧云》中聂碧云于五老峰下遇士人,二人惺惺相惜定终身;后夫妻配合,苦寻定海神针、降魔真杵、炼影神镜三宝,勇战毒龙,九死一生,为父报仇,亦为民除害,开创了情人相互帮助、寻宝复仇的情节模式。《盗女》中吕牧擅飞槊击人,倩珠剑术高超,二人弹琴舞剑,伉俪甚笃;后倩珠劝夫离盗窟,建功立业。

在王韬笔下,男女双方因“武“结缘,但在“武”的较量中,须眉男子往往又不如柔弱女子,对爱情的追求女方也较男方积极主动,女侠形象鲜活生动、刚柔相济。王韬这种“不打不相识”、伉俪情深、共同行侠的情节模式具有较大的开创性与影响力,成为后世武侠小说常见的爱情模式。

王韬之前涉及“情”的文言武侠的模式大多是女侠助文弱书生(包含嫁或延子嗣的方式),突出的是文弱书生的奇遇和女侠的神秘。而王韬的侠情小说模式则多体现的是侠与侠相见,惺惺相惜,相互倾慕,共同行侠。这与晚清白话长篇武侠小说的“侠情”模式似乎有些相似,但实质区别甚大。如《三侠五义》、《施公案》等以男侠为中心,与女侠结合的主要模式是“美人+帮手”,即陈平原先生的“妻子有用”说[2]57。《三门街》、《儿女英雄传》等侠情小说以女侠为主,但赋予太多的伦理说教,女侠伦理色彩非常浓厚。王韬的侠情小说突破了“美人+帮手”的模式,女侠不再仅仅是男人建功立业的帮手,如《女侠》、《剑仙聂碧云》等篇以女侠为中心,在志同道合的爱情中男侠反而成为女侠除恶的帮手。王韬的侠情小说也摈弃了大量的封建说教,女侠也不再是礼教的传声筒;小说重视男女侠客对爱情本身的追求,突出的是伉俪情深、共同行侠;小说也重视侠客特别是女侠内心情感的描写,语言生动,情感细腻。

二、精神实质:回归人性,勇敢求爱

赋予女侠勇敢追求爱情的个性,重视女侠内心情感的变化,是王韬侠情小说的主要精神实质。王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进步思想,其笔下的女侠形象多情感细腻,追求爱情积极主动。如《剑仙聂碧云》篇中聂碧云主动求婚于士人、《姚云纤》篇中绿林女杰吴绣鸾自主选夫卫文庄、《倩云》篇中盗侠倩云主动追求秦雨衫、《任香初》中山中女侠应梦追求任香初等,都体现了女侠敢于追求爱情、自主择婚的主动精神。在众多女性情侠形象中,塑造最为成功的是剑气白如虹和剑侠程楞仙。

《剑气珠光传》篇中的剑气白如虹与珠光随照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极相怜爱”。后虹女扮男装,随父经商,杳无音信。至适婚年龄,珠光始终不婚,遍寻虹之下落,终寻得虹父,乃知虹一月前被父“逐令南归”。原来虹父另娶妇,妇“有子与虹年相若,妇见如虹美,怂恿白翁,欲与女为媳。虹不愿,梗父命,子乘间调之。女怒掌其颊,阖屋宣呶,邻里知之。”[3]123女梗父命,怒掌其子,逐归返乡,寻找珠光。小说以剑气珠光的爱情为主线,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几次错过,好事多磨,但终成眷属。剑气白如虹不甘屈从于父命,勇敢追求爱情;同时又武功高强,在返乡途中仗义除盗,义救林氏母女,是一位塑造非常成功的侠情结合的女侠形象。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几经曲折、在寻找对方的路途中仗义行侠的情节模式,也被后世武侠小说多为借鉴。

《女侠》篇中的剑侠程楞仙天然妩媚,剑术高超,是五台山铁脊禅师之徒也。大师兄法显,“艳女美,欲得为世外眷属”。女“衔恨刺骨”[4]171。后女邂逅师出同门的潘叔明,女爱潘英雄儒雅,主动追求,相约成婚。婚后,夫妻秘练剑法。法显知女嫁潘生,恼羞成怒,即下战书,相约斗剑于相国寺。斗剑过程中,程隐身潘生体内,化作利剑,径入僧口,法显死,女乃还。女侠程楞仙不畏强暴,自主择夫,机智勇敢地对抗天下无敌手的荒淫师兄,是文言武侠小说中塑造最为出色的女性情侠形象。作者对女侠倾慕潘生、主动预约、再次相见、相约成婚的过程描写比较细致,展现了女侠追求爱情的情感历程与婉曲心态。这种师兄妹的“三角恋”和追求不成反成仇的情节模式,对后世武侠小说三角恋的描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韬笔下的女侠勇敢追求爱情,回归人性,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但个别篇目结局又往往是“二女共侍一夫”。如倩云主动追求秦雨衫,但小说末尾却劝雨衫纳师妹为妾,不分嫡庶;剑气白如虹女扮男装,仗义救助林氏母女,林氏不知剑气为女身,将女兰宾许之,小说顺水推舟,二女共侍珠光。这样的描写使女侠超越世俗的色彩有所减弱,表现了王韬思想深处的矛盾性。王韬是较早走向世界的学者,上海工作、避难香港、漫游法英等国的经历,使他对西方文化深深认同,成为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变法以自强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但是,王韬早年毕竟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他也曾上私塾,考秀才,传统文化的濡染熏陶使他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又矛盾重重,难免会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基于此,我们对其笔下女侠大胆追求爱情但又未能超越“二女共侍一夫”的尴尬结局似乎也并不难理解,这是王韬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这一特定时代文人价值观念与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反映。

三、表现形式:以剑为媒,剑侠合一

王韬的侠情小说,不仅注重侠客“情”的描写,“武”的展现也非常精彩。如弹无虚发、勇敢退盗的江楚香,力大无穷、巨瓮如飞的邱小娟,善使胡家棒法的胡嫣云等。但纵观王韬的侠情小说,“剑侠”数量最多,如剑侠程楞仙、潘叔明、卫文庄、倩珠、许玉林、聂碧云、徐麟士、李四娘、倩云、粉城公主、姚云纤等都侠肝义胆,剑术高超。“剑术”是侠客行侠的手段,往往也是男女侠客相识相知的媒介;“剑术”是一种富有美感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体现。“剑侠”在我国文言武侠小说中出现较早,如越女、李寄、唐剑侠等都精剑术。但这些“剑术”通常采用侧面描写的方式,只写“结果”,不写“过程”,充满神秘色彩,如贾人妻、崔慎思妾提仇人头回,才知是剑侠。相比之下,王韬笔下的“剑侠”具有较大超越,重视“剑”与“剑术”本身的魅力,多想象丰富的直接描写,使剑侠形象更加超凡脱俗和富有美感。

在冷兵器中,“剑”是最有文化与审美意味的。王韬笔下的剑侠所用之剑多具神奇来历和非凡功能,从而彰显“剑”本身的魅力。如《女侠》中潘叔明之剑亦是“二千年前欧冶子所铸,非凡间物也。若技进乎神,剑与身可合为一”[4]169;《许玉林匕首》篇中许玉林夫妻之雌雄双剑,周秦时宝物;《徐笠云》中山中之女所用之剑为纯钢炼成,是海外异人所授;《徐麟士》中徐麟士所用宝剑出自古冢,助徐功成名就后便自杳而去;《盗女》中倩珠所用之剑为欧冶子所传古剑,“上有七星,以应象纬”;剑气白如虹在就地而起的“两婴”的引导下获得二千年前雌雄双剑,灵异非常,“两婴”可谓开“剑灵”之先河。王韬笔下的“剑”比之唐女侠聂隐娘的羊角匕、红线女的龙纹匕首等,已不可同日而语,赋予很强的传奇色彩与文化渊源,小说的审美空间与文化底蕴大大增强。关于新武侠小说多写名剑的神奇来历和非凡功能,以及剑侠们对名剑的苦苦寻觅与以命相夺,在王韬这里已经略见端倪。

所谓“剑不幸而遇庸将”,故名剑配名侠,方不负剑名;名侠配名剑,方不负侠名。“剑”与“侠”交相映辉,相得益彰。王韬一方面重视“剑”的文化韵味,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剑侠高超“剑术”的正面描写,“过程”展示惊心动魄,极富美感。如剑侠程楞仙与潘叔明首次交锋,迅疾明快:“(女)飞剑向生。生急飞剑敌之,转斗盘旋,有若万丈寒光,逼人毛发。生竭生平伎俩,挥霍纵横,总不离女之前后左右。”[4]169粉城公主庭中舞剑,美不胜收,“始则纵跃盘旋,继而万刃攒列,终则白如球,在庭滚跃,三跃三坠,戛然有声,均无所见”。[3]164此外,仇慕娘与卫文庄较剑、秦雨衫与倩云较剑、许玉林飞剑除妖等都描写精彩。这些剑侠剑术高超,轻、快、精、准,变幻莫测而又美不胜收。“作为小说家,除了考虑到精湛剑术的杀敌效果外,似乎还注意到舞剑这一行为本身可能产生的美感。”[5]40也许王韬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认识,正面描写剑侠较剑打斗的“过程”之美,扣人心弦,使人读来饶有兴趣。这比之唐剑侠剑术的侧面描写已有了质的飞跃。

剑侠剑术高超,是潜心修炼的结果,王韬还十分重视剑侠修炼过程的描写。如姚云纤学剑前的“药”炼:“尼启甲得红白丸各一,令斋戒沐浴,然后吞之。十日后,自觉身轻捷如猿猱……”[4]320。潘叔明随铁脊禅师学剑,先练蒲团功,再习《易筋经》,之后方授剑诀。《徐笠云》中女侠教授徐笠云剑术,先学外功三年,再习内功三年,直到“迟速隐现,悉随其意”,方算成功。剑侠修炼到一定程度,还可达到人剑合一、变化自如的至高境界。如《徐笠云》中女侠,“术成后人剑俱杳,然欲用时,弹指即现”[4]537,程楞仙“时于口中吐剑,指上出丸,取人首于十里之外”[4]171,粉城公主“鼻一吹,出两剑”[3]164等。罗立群先生曾评价王韬武侠小说剑术的描写:“神采具备,光怪陆离,成为清代文言剑侠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幻想剑仙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6]164。

梁羽生曾说“‘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并认为此乃20世纪50年代以后港台武侠小说的专利;后来陈平原先生又重新追根溯源,视其为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新趋势”[5]78。但我们纵观王韬的侠情小说,实际已经达到“武”“侠”“情”三位一体的艺术效果,奠定了侠情小说的基本品格。这比之陈平原先生所说的20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早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因此笔者认为王韬的侠情小说对20世纪侠情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武侠小说史上应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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