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进 廖和平 禹洋春等

摘要：探寻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协调度模型，利用2006、2010、2016三年截面数据，对重庆市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城镇化水平较低，区县之间差距较大，高水平集中于主城区与城市发展新区，低水平集中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村发展水平相应较高，城镇化对农村发展具有带动作用；重庆市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协调度表现为高水平下的低协调和低水平下的高协调，即主城及城市发展新区的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較高，但二者之间的协调度相对较低，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协调度相对较高。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发展；协调性；时空特征；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人口与土地的非农化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着是城镇化的唯一标志，甚至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志，农村的发展被忽视。虽然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众多的惠农政策，但是由于长期的城市优先发展的观念偏执，以及市场经济效益的导向，致使农村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造成我国农村的发展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内部增长动力，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村经济社会问题，例如农村土地的快速非农化、农业人口的大量流失、村庄空心化等，出现“城进村退”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失衡的现象。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以及统筹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是各级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镇化要产城融合、新农村建设要城乡互动、乡村生活城镇化、城镇发展生态化，以乡促城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努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国外学者研究城乡关系起步较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地理学家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之作《孤立国》。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镇化的质量和城乡协调发展上，部分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发展也做了大量研究，以McGee TC为代表的学者研究了亚洲地区的城市化模式，并提出了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Desakota模型，以Dou glass M为代表的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化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网络战略（Network Strategy）理论。国内学者对城镇化和农村发展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多数学者从城、乡两个独立的视角下分别进行评价研究，也有少部分学者基于城乡统筹视角下对我国部分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及二者协调性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的尺度来看，多数以国家主体功能区、省域大中观尺度研究为主，而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研究区域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的比较少，研究的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多以熵值法、指数加权求和法等为主，并在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构建城乡发展协调指数模型；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大部分研究区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都不断提高，但大部分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处于不协调状态。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兼具“大山区、大库区”、“大城市、大农村”的特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发展差距巨大，统筹城乡发展任务艰巨。本文选取重庆市为典型对象，从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上研究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协调度差异，有利于发现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障碍，为重庆市及全国城乡关系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我国西南部，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面积为8.23万km²，现辖38个区县。2015年，重庆市有户籍人口3375.2万，常住人口2991.4万，非农人口1783.01万，占总人口比率59.6%，地区生产总值14265.40亿元。重庆市自直辖以来，区县的数量经过了多次调整，其中，2011年双桥区并入大足区、万盛区并入綦江区；到2015年底，经过拆并，区县总体数量为38个，其中主城区9个。重庆市是户籍制度改革先行区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于特殊的地理特征和自然条件，资源分布空间差异巨大，造成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巨大。

1.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年、2010年和2015年三个年份作为研究截面，以市辖区、县为基本研究单位。其中区县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及各区县统计年鉴和公报。土地城镇化中城镇空间扩展规模以城镇工矿面积占规划城镇工矿面积的比重表征，相关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公报以及重庆市土地利用变更详查流量数据库。由于渝中区人口、土地和产业已全部城市化，只有城市发展相关数据，故只研究城市发展水平，不研究农村发展水平及协调度。由于区县数量的调整，选择2015年重庆市区县数量作为研究基本单元数量（38个区县），合并之后区县的数据采取合并之前两个区县数据相加的平均值。

2评价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2.1评价体系构建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职业、产业结构和土地空间的非农化，本文从人口、土地和产业城镇化三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为了体现出城镇化水平的质量，在传统的人口数量、产业结构比例和土地空间规模的基础上增加能够体现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传统的人口城镇化主要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现，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人口经济状况、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两个指标来反映市民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土地城镇化选取了城镇空间扩展规模、建设区经济密度和建设区人口密度三个指标，城镇空间扩展规模表现出城市的用地规模，建成区的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则反映的是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情况；产业城镇化选取了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度和产业外向性三个具体指标，产业结构是产业城镇化最直接的标志，产业集聚度以园区内工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征，产业外向性以区域实际利用外资占总投资比重来表征，产业集聚度和产业外向性表现的是产业城镇化的质量。

农村的发展水平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综合体现，本文选取农业生产水平、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三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农业生产水平主要选取机械动力投入、农作物多元化和农作物化肥施用三个具体指标，机械动力投入表现的是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农作物多元化以非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表现的是区域农业的市场化水平，农作物的化肥使用表现的是农业的投入水平；农民生活水平选取了农民收入、人均用电量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三个具体指标，农民的收入反映的是农民的经济水平，人均用电量和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农村经济水平选取单位面积农业产值、農业商品率和农村劳动生产率三个具体指标，单位面积农业产值体现的是农用地利用效率情况，农业商品率以农业商品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来表征，体现的是农业的市场经济状况，农村劳动生产率以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农业从业人员比来表征。

2.2指标权重

运用熵值法公式计算出各指标权重（表1），从各指标权重可以看出各指标对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贡献率大小的差异。城镇化水平中，人口城镇化率（0.179）对人口城镇化指标层起主导作用，空间扩展规模（0.166）对土地城镇化指标层起主导作用，产业结构（0.147）对产业城镇化指标层起主导作用；农村发展水平中，机械动力投入（0.165）和作物多元化（0.156）对农业生产水平指标层起主导作用，农村居民收入（0.189）对农民生活水平指标层起主导作用，单位面积农业产值（0.142）对农村经济指标层起主导作用。

2.3研究方法

本文在建立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建立发展水平指数模型测度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在参考王富喜、张晓东等学者的基础上构建了协调指数模型，并基于GIS技术平台对重庆市区域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水平及协调度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对原始数据的处理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权重的确定采用熵值法，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C表示协调度；UI表示城镇化水平；RI表示农村发展水平；C的取值范围介于0到1之间，C值越大表示越协调，越小则越不协调，参照已有研究成果，将协调度划分为四种类型：低水平协调（C∈（0，0.4]）；中度协调（C∈（0.4，0.5]）；高水平协调（C∈（0.5，0.8]）；极度协调（C∈（0.8，1]）。

3结果测算与分析

3.1重庆市城镇化水平时空特征及演进

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重庆市城镇化指数2006年、2010年、2016年分别为0.357、0.405、0.485，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本文基于GIS平台，利用自然断裂点法（Natural Breaks）将重庆市区县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图2），来反映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化水平时空特征及演进。

图2显示，重庆市38个区县中，2006年、2010年、2016年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县分别为7个、7个、8个，城镇化水平中等的区县分别为9个、15个、16个，从2006年至2016年间，重庆市各区县低于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区县数量有所下降，中等和较高水平区县数量有所增加。城镇化水平指数2006年处于0.144～0.706之间，2010年处于0.193～0.637之间，2016年处于0.182～0.842之间，各区县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从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来看，2006年、2010年、2016年高水平和中等水平发展区都主要集中在主城及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的万州区和渝东南的黔江区也处于中等水平。低水平主要集中在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区县之间的城镇化水平差距大，例如2016年城镇化水平渝中区最高0.842，巫山县最低0.182，差值达到0.66，区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进一步加大。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形、资源禀赋以及历史发展原因等造成其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发展新区有所差距。从城镇化动态度来看，2006年～2010年和2010年～2016年两个时段，重庆市38个区县城镇化动态度均为正值，但区县之间提高程度有所差异。从动态度空间格局来看，两个时段的格局大体一致。2006年～2010年时段，快速增长区主要出于主城几个区县加上渝东南的黔江区、渝东北的万州区和开县，增长低速区主要位于渝东南和渝东北区县；2010年～2016年时段快速增长区包括主城九区加上璧山区、长寿区；中速增长区主要包括重庆市五大功能区中的城市发展新区加上渝东南的武隆县、黔江区和渝东北的垫江区、梁平县、万州区、开县；低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

3.2重庆市农村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演进

农村发展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重庆市农村发展指数2006年、2010年、2016年分别为0.298、0.323、0.368，从2006年到2016年上升了0.07，农村发展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本文基于GIS平台，利用自然断裂点法（NaturalBreaks）将重庆市各区县农村发展水平划分为低、中等、高水平三个等级（图3），来反映重庆市农村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及演进。图3显示，2006年，重庆市农村发展高水平区县有8个集中在主城地区（渝中区全部城市化，无非农业人口），中等水平区县为14个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低水平区县为16个主要集中在两翼地区；几个时段，农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大体一致，各发展水平区县数量有所差异，高水平区县数量增加到2016年的9个，中等水平区县数量增加2016年的20个。区县之间农村发展水平指数差距大，并随着年份增加差距越来越大。2006年发展指数处于0.156到0.392之间，最高为九龙坡区、最低为城口县，相差0.236；2010年发展指数处于0.174到0.418之间，最高为江北区、最低为城口县，相差0.244；2016年发展指数处于0.188到0.493之间，最高为九龙坡区、最低为城口县，相差0.305。从农村发展动态来看，2006年～2010年和2010年～2016年两个时段，除渝中区外的37个区县村发展水平动态度均为正，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农村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区县之间的提高幅度有所差距，整体上一圈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发提高幅度要高于两翼地区，两翼地区渝东北区县的提高幅度要稍微高于渝东南地区。

3.3研究区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分析

3.3.1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水平协调度分析

协调度有低层次和高层次之分，低层次协调度为低城镇化水平与低农村发展水平下的协调与不协调，高层次协调度为高城镇化水平与高农村发展水平下的协调与不协调。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水平均较低，但城乡差距较小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协调称为低层次协调；而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水平较高，但城乡差距较大所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称为高层次不协调。从分析结果来看，重庆市2006年处于低层次协调，2016年处于高层次不协调；空间上主城及城市发展新区为高層次不协调，两翼地区为低层次协调。

从重庆市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相关分析结果来看，二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相应的农村发展水平也越高，主要原因是城镇化驱动着农村的人口、土地、产业向城市集聚，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村非农就业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从2006年、2010年、2016年重庆市城镇化与农村发展非线性拟合情况来看（图4），两者拟合度均较高，R值分别为0.746、0.719、0.684，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但是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也有可能农村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自然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

从协调度模型分析结果来看，城镇化水平与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2006年到2016年随着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协调度均值呈下降的趋势，并且变异系数越来越大（表2），这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协调性降低，并且各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分异程度增大。主要原因是：城镇化初期，农村中的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向城市流动缓慢，因此农村发展水平在低城镇化水平下具有较高的协调度；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农村中的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快速向城镇流失，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发展缓慢、土地撂荒等问题，从而使农村发展水平在相对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下表现为较低的协调度。2006年～2016年城镇化水平不断降低，表明各区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协调度降低的同时，各区县之间的农村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协调度差距加大。

3.3.2研究区协调指数空间格局特征及动态

基于GIS平台，利用四分法将协调度划分为高、较高、较低、低四个等级（图5）。总体来看，重庆市的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协调度有所降低，从2006年的0.99472下降到2016年的0.99404。①从各区县协调度空间分布来看，总体上协调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重庆市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发展新区协调度相对较低，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两翼地区协调度相对较高；②2006年协调度高与较高的区县占了大部分，其中协调度高的区县有15个，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中部地区，主城只有九龙坡和大渡口协调度高，协调度低和较低的区县主要分布在城市发展新区，加上城口县和彭水县；③2010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有所增大，表现为协调度高与较高的区县数量有所减少，特别是主城及城市发展新区；④2016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协调度高和较高的区县数量进一步下降，其中协调度高的区县为6个。城市发展新区协调度较低和低的区县有所增加，包括主城区中的渝北区、巴南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和南岸区等，进一步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与城镇发展协调度越低。⑤从2006年至2016年重庆市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协调度动态变化来看，大部分区县的动态度呈负数增长（动态度小于0的区县数有22个），其中城市发展新区的协调度负增长要大于渝东南和渝东北的两翼地区，城市发展新区的区县仅潼南县、荣昌县、沙坪坝区、江津区、南岸区为正增长，其余全部为负增长，两翼地区的万州区、黔江区和武隆县为负增长，其余区县全部为正增长。

4结论与启示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是为了确保农村地区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福利，从而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城乡之间社会经济稳定和谐。研究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的协调水平及空间格局演变，找到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参考。本研究以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为特征的重庆市为例，运用协调度模型探索重庆市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协调水平，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重庆市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大部分区县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区县之间平均城镇化水平指数差距大，其中渝中区最高，巫山县最低。空间格局上看，高城镇化水平分布于主城地区，中等城镇化水平主要分布于城市发展新区，低城镇化水平主要分布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主要受区位、资源、人口、地理、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重庆市主城及城市发展新区集中了全重庆是大部分资源、人口和经济优势，区位条件优越，地理环境良好，政策资源集中，而渝东北、渝东南受制于资源、区位、地理环境条件，加上政策资源较少，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②重庆市农村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区县之间平均农村发展水平指数差距大，区县之间差距大，其中九龙坡最高，城口县最低。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大体一致，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具有正相关，即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农村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主要由于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的人口、土地要素向城镇转移，城镇的资金、技术需要向农村输入，城镇化能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这种带动作用相对较弱。③重庆市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协调度具有逆向性，表现为高水平下的低协调度或低水平下的高协调度。城镇化向农村地区推进带动了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发展速度远远不及城镇化速度，造成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农村发展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协调。主要是由于主城及城市发展新区的城市化速度太快，超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使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但农村发展水平也较低，二者之间差距小，表现出低水平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