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海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举凡真正的文学，其依归都基于对“时代”的认知，作家读者围绕“时代精神”衍生各自的诉求。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1］”。文学作品往往通过故事背景、人物形象、情节活动等方面的书写，展露时代冰山的一角。形态多样的文学题材，在创作中表现的社会生活领域有其独特性。

公安题材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类别，可以溯源至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近现代以来又受到西方侦探小说和苏联反特小说的影响，自成体系。杜元明在其主编的《中国公安文学作品选讲》中对“公安文学”的概念做了较为准确的界定：“公安文学，是公安题材文学的简称。它是政法题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它着重表现公安保卫战线的斗争生活，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保人员的职业生活、情感生活、心灵世界及其命运际遇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塑造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保人员的艺术形象为重要使命的文学［2］”。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公安题材小说反映出更为深广的社会面相、更为复杂的人情关系以及更为高蹈的思想价值。就创作主体而言，主要有公安系统内外两批作家，如海岩、魏人、朱维坚等有过入伍、公安经历的作家，以及苏童、余华、陈建功等没有公安身份但创作涉足公安题材的作家。张道华就是少数几位在公安领导岗位上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且成绩可观的作家之一。

张道华1951年出生于广东博罗，1981年由教师转行从警，1998年起任惠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经侦、治安期间，指挥侦破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制贩冰毒案，全国罕见的炒卖外汇、欺诈发行股票、跨省市特大盗销汽车以及多宗特大制贩假币案、黑恶势力集团案，荣立个人一等功，成为电视连续剧《中国神探》第九至第十二集的原型人物。张道华曾长期身居公安一线，积累大量创作素材，著有《夜幕较量》［3］《非常绑票》［4］《资本谎言》［5］《肝胆昆仑》［6］《惊天隐情》［7］等5部公安题材长篇小说，受到作家学者赞许和广大读者欢迎。笔者在细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结合作家的创作谈，探析张道华公安题材小说主题的内容与价值，以期把握其创作概貌及创作规律。

一、直面社会真相，诉诸公安苦衷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公安工作生活构成了张道华小说创作的整体框架。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张道华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有作家自身的影子。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秩序混乱、公安体制不完善以及系统内部人员工作失职等不良现象，在小说中真实地反映出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下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并敢于暴露危害社会发展、谋取个人私利、阻碍公安侦破工作等阴暗面。小说不仅写出了新时期公安干警的典型形象和精神风貌，而且写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背景，写出了浮躁的经济利益观念如何腐化人们的心灵，致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这种直面真相的精神，是作家的人生经验，也是小说的主题内容之一。

（一）揭露扰乱社会秩序的黑恶势力

新时期以来的地方黑恶势力一般与偷盗、抢劫、嫖娼、斗殴、杀人、持枪、涉毒等行为发生关联，他们往往以集团公司为门面依托，召集地痞、流氓、惯犯，暗地里进行敛财、滋事、走私等犯罪活动，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张道华的公安题材小说就揭露了这样一批黑恶势力团伙，例如《夜幕较量》中的南粤实业有限公司老总胡波、城西海鲜市场霸主陈少军，《非常绑票》中的神风集团老总詹浩年，《资本谎言》中的万源集团老总唐黑牛，《肝胆昆仑》中的通利集团老总叶启财，《惊天隐情》中的宏泰集团老总胡海生等，他们培养或雇佣保安、打手，为巩固势力不断清除障碍，甚至不惜生命代价制造混乱，分散公安的注意力，破坏公安的侦查工作，趁乱获利。尤其是《肝胆昆仑》中描写的镇西势力割据一方，致使“海平的政治是镇西人的政治，海平的经济是镇西人的经济［6］56”，甚至恶化为群众集体游行请愿的局面，这种畸形现象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在操纵。作家在揭露这一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极力表现公安队伍中的优秀分子打击黑恶势力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正如海平市公安局副局长唐大成所说：“我无时不感到在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的精神文明在倒退。有史以来正义和邪恶，忠和奸的斗争从没间歇过，像今天这种扛着脑瓜干活不如夹着皮包跑关系的人吃香的情况也不少。……我真的希望人类多一些正义、多一点正气、多一点关爱［6］89”，作者借此传达出对黑恶势力的憎恨以及对正义精神的渴望。

（二）批判集体腐败的权力关系网

早在新时期“改革文学”中，柯云路《新星》、水运宪《祸起萧墙》等小说就再现了“改革”与“反改革”的社会形态与人物形象，反映出改革的阻力源于地方主义和权力关系网。张道华的公安题材小说突破了改革文学的部分理想化色彩，将反腐的笔触延伸至省市级官员，批判力度更为强烈。例如《夜幕较量》中的市委书记姜培安、公安局副局长马国宁，《非常绑票》中的市委书记杨日林、反贪局长陈立原、纪委书记郭诚谦，《资本谎言》中的副市长林振荣、公安局副局长陈鸿鸣，《肝胆昆仑》中的副省长高原、副市长胡西平、公安局副局长廖思源等，他们勾结地方黑恶势力，滥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权力一旦形成关系网络，就难以轻而易举地撕破，给公安侦破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在《夜幕较量》中，湖江市南湖公安局局长林毅山面对内外相连的关系网，陷入两难境地：“动外，内部会给你设置重重障碍，让你举步维艰；动内，扯连了外，外网会马上把你包裹，让你败下阵来［3］66”。《肝胆昆仑》中被蓄意车祸谋杀的海平市公安局局长陈卫忠曾坦言：“公安机关可以对付任何一种犯罪，但权力庇护下的犯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黑权比黑社会更可怕［6］30”。在张道华的公安题材小说中，类似直指权力关系网的言论还有许多，表明了作家理性的坚定的批判立场。吏治清则国脉旺，吏治浊则国势颓。从另一方面来看，小说强调了加强法制建设和权力监督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三）诉诸公安工作开展艰难的原因

一是社会背景和公安体制问题。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是人民公安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所在，但张道华在访谈中指出，社会对警察有太多误会和指责。在九十年代，由于贫富差距、人口流动大、各项改革不到位等原因，“经济发达地区的刑事发案不断攀升，严重超出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捉襟见肘的警力和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又反作用于目前的严峻形势［3］238”。二是办案经费紧缺。小说中提到警察的差旅费报销困难，在追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专案组的同志日夜奔波，吃的是盒仔饭，睡的是硬板床或地下［3］255”，有时甚至需要花钱向社会上一些“灰色人物”买线索，使得侦破工作难上加难。三是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夜幕较量》中的刘峰、《非常绑票》中的关啸雨、《资本谎言》中的谢文华，这些小说主人公都处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上，承受巨大压力和伤害。南平县因土地纠纷发生大型群众闹事，刘峰主动充当人质救出受伤警员，面临全村人围攻的险恶场面。关啸雨捣毁跨境犯罪集团，然而极大的人身威胁突如其来：“有人先是出价200万诱惑，后是拿300万割他的人头，再后来是各层面人物出面讨情，最后是中伤、诬告……［4］4”，谢文华妻子被犯罪分子恶意撞伤导致流产，后被犯罪团伙头目唐铁牛占有。这些危害事件都给公安主体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

二、塑造立体形象，探索真实人性

文学是人学，必定要表现人性，公安题材小说的特点要求它着重于人性的探索与剖析。“人性是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8］”。前者包括食欲、性欲、睡眠等基本生理需求，后者则表现为心理、情感、精神等较高层次的形态。在当代文学创作发展过程中，关于“人性”的书写经历多个阶段，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人性”的缺位，到新时期文学“人性”的觉醒，再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对于“人性”的多元探索，“人性”的形态逐渐丰满起来。张道华每部公安题材小说都涵盖三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作家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不是采用“高大全”的英雄主义以及简单的敌我对垒、歌颂与暴露等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塑造立体形象，使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和真实人性。

（一）“英雄”向“人”的回归

警察形象是公安题材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似乎已经成为“英雄”和“崇高”的代名词。张道华的小说紧扣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将公安干警置于曲折险恶的案件与琐碎多变的生活当中，使“英雄”逐渐向“人”回归。他们有个性有情绪，容易冲动，甚至爆粗口。《资本谎言》第一章描写某冬夜，谢文华带队在陶然宾馆门口抓捕公安部通缉犯史明，一大队指导员秦路西抱怨：“他妈的，这鬼天气有人受罪，有人享福［5］6”。当发现与史明同行的还有赵德明书记、林振荣副市长时，谢文华稍有思考，但“一身虎气刚参警半年的肖常思想都没想说：‘我们是抓罪犯，又不是抓领导，我和蔡兴国两个人进去把他抓出来’［5］6”。这些言行符合人物所处的语境及其真实身份，生动地表现出人物性格。《肝胆昆仑》的故事背景是“非典”肆虐的特殊时期，刑侦局大要案处长杨子健和他的战友们随时面临感染威胁，然而更为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内科主治医生沈梅英倒在抗击“非典”的岗位上，留下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的女儿莉莉，杨子健一度悲痛丧志。大要案处办公室副主任岳小蔓主动照顾莉莉，让杨子健重温异性的关怀，两人渐渐产生感情。作家在这里将公安视为普罗大众的一员，保有人情冷暖，毫不避讳情感的无辜与人性的弱点。正是在这样平凡的工作生活中，才显示出真实的崇高。

（二）对“罪恶”的反思与忏悔

对于腐败犯罪分子的描写，张道华小说同样避免脸谱化，而是展现出腐败犯罪的历史根由和演变过程。《非常绑票》中的市委书记杨日林，在一些老同志看来为官清正，最终却陷入犯罪的漩涡。杨日林对此有一段深刻的反思：“说来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也许是人们常说的59岁现象吧。我老了，干不了多久就要退出官场了。越临人生的尽头，心里越空荡荡的。这世界，人是现实的。在位时，有钱没钱无所谓，反正什么也不用愁。待退了下来，一切都离不开钱。自己辛苦一辈子，我虽不清楚家里究竟有多少钱，因为我从不过问家庭经济，但从爱人平时的唠叨上，我知道家里的经济是经不起灾难的。现在有权的人哪个不风风光光？而我呢？一辈子清清淡淡做人，忙忙碌碌做事，到头来落得个家徒四壁。看多了，听多了，想多了，心里就不平衡了［4］397”。这段话是大多数腐败官员心理动态演变的缩影，反映出人性的多变与复杂。《惊天隐情》中，胡海生虽是多起案件的幕后主谋，手段毒辣，但他对昔日恋人曹文娣和亲生骨肉于海、于红饱含真情。于振宏调查强奸案，胡海生设法销毁案卷，本无意烧死于振宏夫妇，而是蔡志标将门反锁造成悲剧，胡海生为此打断蔡志标的左腿。在此后十六年里，他不断弥补罪过，清明节扫墓比任何人都要早到，给于海、于红提供生活费、安顿工作，给予他们父爱。当于红在枪战中受伤，急需ABRH阴性血时，胡海生秘密献血，昏倒两次。在公安抓捕的紧要关头，于红被黑鹰等人绑架，胡海生得知后叫人偷偷放走于红，最终落网时跪地忏悔：“这一天迟早要来的。反正我已多活了十六年，够了。不管怎样，我爱你们［7］383”。小说对于胡海生的人性剖析，突显出浓厚的人情味。

（三）“灰色人物”的人性挣扎

张道华的公安题材小说还塑造了一群底层人物、边缘人物，尤其是“灰色人物”。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并不起眼，亦正亦邪，可视为是一种不确定因素，却往往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转折性作用，并且极大丰富了小说对于人性剖析的主题。这一方面反映出公安在破案过程中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家塑造人物的全面化、剖析人性的多角度。例如《夜幕较量》中的周平，早年在湖江武警支队服役，退役后做了南粤公司老总胡波的保镖，后又受雇于富豪大酒店保安队长，协助公安抓捕过不少疑犯，受到市公安局多次表彰，真实身份是省公安厅情报资料处的尖子特情。潜伏多年来，为取得黑道上的信任，周平不得不沾染许多江湖陋习，因此他的行为举止完全同于黑道中人，这便使得他的形象在小说当中并不“光明”，直到小说结尾才一语道破，充满较强的戏剧性。在富豪枪杀案后，周平遭到黑恶势力恐吓追杀，既被不明实情的公安机关所怀疑，暗地里又要向刘峰等人提供情报，心理承受巨大压力。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艰难处境中人性的挣扎，同时也映照出公安人员在“灰色地带”所保有的隐忍与坚守的精神品质。

三、演绎生命存在，彰显生命价值

生命是个体存在的基本状态，文学作品对于生命的演绎呈现多种形式。谈到“生命”与“存在”，笔者想到著名作家史铁生。“向死而生”是史铁生文学创作的主题、理念和价值，透过对深藏人类内心的苦痛、孤独、忧郁的表现，完成生命的精神性书写、哲理性追问。而公安题材小说由于直接涉及各种凶杀现场，个体也随时面临牺牲的可能，因此，不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小说人物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演绎都是刻骨铭心的，这也丰富了公安题材小说的主题内容。张道华在访谈中提到，公安面对生离死别是一种常态，当他们亲临凶杀现场，看到受害者亲属无奈的眼神，就像皮鞭在心里抽打一样，那种无声的疼痛，令人震颤。作家将这些切身感受倾注笔端，得到的便是最真实最动情的文字。笔者将张道华公安题材小说中对于生命的演绎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生命的看取姿态

生命是单向的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看取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在不同群体中的考量是两个向度的问题。一方面，犯罪分子尤其是亡命之徒，视生命如草芥，任意杀伤，甚至为达到目的而采用自杀式袭击。当然，作家并未将这类人完全恶魔化。《夜幕较量》中的亚杰曾在湖江城区混迹多年，因赌场纠纷被绑票，刑警副支队长王刚接到案件救出人质，从此亚杰金盆洗手，并与王刚交上朋友。随后为公安机关刺探黑道消息，最终夫妻俩被黑恶势力残忍杀害。在亚杰这个小人物身上，作家传达出一种对于生命转向的认同和敬重的姿态。另一方面是公安干警面对生死的态度，他们既要与犯罪分子进行生死搏斗，又要竭力避免伤亡。在《非常绑票》中，副支队长陶军被歹徒袭击，副局长关啸雨立即制止正欲搜查的队伍，原因是警力不足。作为队伍的指挥者，不仅要保证抓捕行动的有效展开，还要确保战友的生命安全。这是对于生命逝去的镇定自若，以及呵护生命的温情关怀。还有《资本谎言》中谢文华面对前妻韦清茹为自己挡枪而身亡、《肝胆昆仑》中杨子健面对爱妻沈梅英倒在工作岗位上等情节的描写，都体现出人民公安在职业道德与自然人性的考验下，对待生命的坚韧态度。

（二）生命的成长历程

人类从生到死，都要经历发育成熟、保持机能、逐渐衰老的过程，尤以童年、青少年时期对人生的影响最为强烈，许多作家都拥有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张道华从小接触《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学作品，经历过“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于革命传统、正义气节、生命尊严等都有独到思考。《惊天隐情》不仅是一部公安题材小说，还可视为一部成长小说。一场大火让于海、于红成为孤儿，肺病又日趋侵蚀奶奶张元凤的身体，他们一边照顾奶奶，一边分担家务，捡破烂挣零花钱。年少持家的岁月磨砺了兄妹俩的生命意志，父辈的凛然正气激励他们成长成才。兄妹俩从公安院校毕业后考回家乡德惠县公安局，试图调查十六年前父母被烧死的惨案。然而刚进社会，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于海、于红需要他人的引导和自身的突破。出于情感因素考虑，兄妹俩先是退出一起与胡海生有关的枪杀案专案组，随着案情不断清晰，他们克服情感障碍要求重返专案组，并在最后的抓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稚嫩的孩童到刚入社会的青年警察，从被情感左右、违反纪律到懂得克制、服从命令，于海、于红的成长历程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成熟，更以警察身份承载生命的尊严与蜕变。

（三）生命的价值体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公安题材小说除了揭露社会阴暗面，更要给时下羸弱、卑琐的社会提心振气，颂扬一种悲壮、崇高的格调与境界。《非常绑票》中的市检察院反贪局调查科副科长高尧，辞职下海进入神风集团担任法律顾问，实则调查詹浩年、陈立原相互勾结贪污、挪用公款等违法犯罪问题，掌握了重要材料，正值纵深调查时被害。还有《资本谎言》中的陈美娟，这些卧底们默默无闻地付出，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破案的线索，将生命的价值升华为崇高的境界。《肝胆昆仑》中，每当面对舆论压力、案情陷入困境时，杨子健总是以前人的豪壮风骨告诫自己：“他走近那幅自己书写的岳飞的《满江红》面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那气势宏伟磅礴有声的词意，就像千军万马在奔腾，在奋勇杀敌。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魄。谭嗣同的‘肩承社稷，肝胆昆仑’又是何等的博大。想到眼前的形势，杨子健咬了咬牙，心里默念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6］324”。作家不仅以此点题，更是以古托今、借古抒怀，展现出勇于担当的壮志豪情和豁达的生命观念。《惊天隐情》结尾处，于海一行人去到医院，将胡海生落网的消息告诉高山，高山含泪说了一段话：“作为一名警察，既要勇敢，更要有智慧；要敢为，更要冷静；要疾恶如仇，更要爱民如子；要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更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任何时候都要把警察的职业、责任和纪律装在心里［7］386-387”。这是一名老公安对青年公安的忠告，也是生命价值的一种弘扬与传承。

结语

公安题材小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下至僻远山乡、地痞小贩，是反映社会问题、传递人民心声的重要载体。张道华曾在《一个作家的情怀》中写道：“摈弃功名利禄，贬恶扬善，鞭挞丑陋，服务社会，怡悦众生，这是作家的责任［9］”。纵观他的公安题材小说，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充分阐释个人情怀，直面社会真相，探索真实人性，演绎生命存在，将主题的崇高感与优美感融为一体，做到雅俗共赏，是为21世纪以来公安题材小说创作的一把尖刀。反观21世纪以来公安题材小说创作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片面追求离奇案件，人物设置符号化，创作素材与创作技法相对分离，创作受制于读者和市场等等，张道华小说在很大意义上为此提供了一些积极经验。展望公安题材小说的发展，一方面，作家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创作原则，讲好中国公安故事，表现时代精神；另一方面，读者也要敢于抛出疑问，直指问题的症结，重树时代风骨。

［1］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14.

［2］杜元明.中国公安文学作品选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6.［3］张道华.夜幕较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4］张道华.非常绑票［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

［5］张道华.资本谎言［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6］张道华.肝胆昆仑［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

［7］张道华.惊天隐情［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

［8］管宁.小说20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J］.东南学术，2001（5）：85-90.［9］张道华.一个作家的情怀［N］.惠州日报，2016-11-20（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