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爱琳，张子燕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理论之一，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在俄国文艺界乃至世界文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陌生化理论涉及“陌生化”和“自动化”两个核心概念。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1］216”。一种语言被多次感知后，便会产生意义感知的“自动化”，人们对它的内在意义就变得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自动化”首先是指意识方面的自动化，然后是指感受方面的自动化。而“陌生化”就是要打破这种惯性的“自动化”感知方式，将对象从正常的感觉领域移除，从而增加感知的难度，延长人们的审美过程，破除习惯性思维的制约，增强艺术感受的新奇性。

简言之，“陌生化”即创作者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而采用的一种异于常规的表现手法。张爱玲小说与陌生化理论的契合，源自张爱玲本人中西参半的生存经验以及绝不愿落入俗套的文学观念与特异独行的写作姿态。她从小接受的是中西方双重教育，初登文坛之时又恰逢暧昧、微妙的孤岛时期。独特的生存体验使她拥有了一种“洋人看京戏”的特殊视角，以此反观古老的中国，常规视点中被熟视无睹的中国呈现出异质的一面。她说“出名要趁早”，这种强烈的世俗进取心激发了其内心对艺术创新的自觉，即通过陌生化手法重新构建对对象的感觉，以增强艺术感受的新奇性。因此，论文以“陌生化”统领全文，贯穿始终。论文从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意象内涵和叙事手段三方面探讨张爱玲小说中呈现的陌生化特质。与此同时，体味小说背后的人文情怀和人性思考，以期丰富对张爱玲小说的研究。

一、陌生化与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是要获得一种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就是靠陌生化手段在审美过程中加以实现的。陌生化的人物形象是建立在熟悉层面上的陌生。“熟悉”是因为它来源于生活，“陌生化”需要贴近生活，而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越陌生越好，否则就成了海市蜃楼。但与此同时，“陌生化”人物又要迥异于以往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形成审美感受上的陌生感，以带给人们新鲜的审美体验。

（一）塑造不彻底的人物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塑造不彻底的人物的能手。这些不彻底的人物异于以往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而具有了陌生化的特质。中国传统小说就以人物形象的鲜明单纯集中而为读者所熟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写关羽之义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就是对这一类人物的反拨。而傅雷对《金锁记》的肯定以及对《倾城之恋》的批评，恰恰建立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形象“深刻性”和“典型性”的坚持的基础上。傅雷认为：“《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2］70”。在他看来，张爱玲对作品主人公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思考不够深刻，两位主角的性格冲突还不够激烈。为此，张爱玲以《自己的文章》回应傅雷的批评：“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沉重的，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3］173”。可见，傅雷强调的是大红配大绿的激烈冲突而形成的悲剧效应；而张爱玲崇尚的是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手法。张爱玲认为，悲剧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相对于传统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张爱玲笔下这些不彻底的人物形象显然带有了陌生化的特质。

除了《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张爱玲的小说中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笔者认为，这种“不彻底”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反英雄主义的凡夫俗子，二是性格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正是这样，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才更像一个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现实生活中没有完美无瑕的“高大全”，也少有十恶不赦的“下三烂”，而读者常常被“非此即彼”的习惯性思维所束缚，给小说人物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张爱玲偏不让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用种种陌生化的神来之笔，使人物鲜活起来。

“陌生化”是基于熟悉的生活层面上的陌生。“陌生”是指这些人物形象具有某些新的个性特征，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体验。《倾城之恋》是人们熟悉的爱情故事，主人公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恋爱是两个同等自私，同等小心翼翼的人的心理角逐，爱情正是发生在这对自私的男女之间。白流苏戒备森严，她想要的是一张永久的粮票；范柳原欲擒故纵，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情妇。他们费尽心机想要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先胜一筹。然而在浮华的尘世中，他们也有天真朴素和真情流露，虽是自私，也都算不上坏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4］199”。张爱玲用一座城的毁灭成全了一段倾城之恋。再看《红玫瑰与白玫瑰》，主人公佟振保更是具有不彻底性，“侍奉父母，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热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5］51”，这是他在众人眼里的形象。可是他作为情人，并不真心投入，担当责任；作为丈夫，并不照顾妻子，经营家庭；作为儿子，也并非真的心存孝念，不过是在维护自己作为孝子的名声。

显然，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有独特的个性特征，有令人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很难用传统的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观点去评价他们。这些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使读者的阅读感受变得陌生，道德评价变得困难，审美体验变得更为复杂。作品因而将人性的自私、软弱及其复杂性自然地呈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加接近了生活的本质。

（二）解构传统的人物形象

1.被异化的女性形象

小说形象只有新奇陌生而又不乏本质深刻才能吸引读者，随波逐流难免千篇一律，必然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自古以来，歌颂母亲的文章不胜枚举。然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与大众对于母亲圣洁崇高、温柔似水的认知不同，张爱玲用苍凉的笔法塑造了一群畸形的、千疮百孔的被异化的母亲形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把儿女视为她的复仇对象，她将在夫家那受到的欺侮，反过来变本加厉地报复到儿女身上；《花凋》中的郑夫人，表面上关心爱护女儿，却在女儿生病时不愿意为她花钱买药，只因怕被丈夫发现自己有私房钱：“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她钱给她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5］32”，她眼睁睁地看着生病的女儿受尽病痛的折磨，仅存的一点母爱在金钱面前被肢解得面目全非；《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不顾白流苏的感受，让离异七八年的白流苏回婆婆家做寡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几十年，总有你出头之日［4］163”。显然在这场亲情与金钱的角逐中，后者占了上风。作者用这些病态的母亲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的慈母形象，是对传统母亲形象的彻底颠覆。这些被异化的母性，是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宗法制社会对于女性群体的压制，它引发人们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甚至对整个时代的深层思考。

2.被放逐的男性形象

陌生化效果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张爱玲小说对男性形象的解构上。受封建父权文化的影响，在传统中国人的心中，男性是高大的、顶天立地的，是妻子孩子的顶梁柱。而在张爱玲的笔下，男人不像男人、丈夫不像丈夫，父亲不像父亲，以卑劣、猥琐、虚伪等非常态特性进入文学作品中。他们或身体残疾或精神残废：前者在生理层面阉割男性优势，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他是患有骨痨的残疾人，“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4］229”后者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形象，他们整天游手好闲，贪图享乐，在精神层面矮化男性权威。《花凋》中川嫦的父亲郑先生，没有正常父亲的威严高大、正直慈爱，是可鄙可笑的“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5］17”，演尽了人性的虚伪和自私。《玻璃瓦》中的姚先生更是把七个女儿当作是一大笔财富，在女儿们的婚姻上用尽了手段。他为女儿们张罗婚事，并不是从女儿们的幸福出发，而是利用女儿们达到自己的目的。《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虽看上去风流倜傥，可除了吃喝嫖赌、抽大烟、逛窑子和用虚伪的爱情哄骗嫂子的钱之外，一无所长。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精神层面被异化的男性占了大多数，精神的象征力量究竟是更为深沉而真实的。这些男性是一群盲目僵化的寄生虫，在肮脏的、僵死的封建环境里垂死挣扎，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坟墓。张爱玲对男性形象的解构，除了给予读者陌生化的审美体验，更是对传统封建文化和男性权威的反叛。

二、陌生化与张爱玲小说的意象

所谓意象，即寓“意”之“象”，是融入了创作主体独特情感活动的一种艺术形象。二者相辅相成，“意”是指创作主体独特的感情、情意，“象”是指由创作主体创造出来的富有内涵、鲜明生动的表象。张爱玲是塑造意象的高手。夏志清先生曾肯定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首屈一指的。张爱玲笔下的意象是多义的，更是陌生化的。其诸多意象，如月亮、太阳、花、绣花鞋等，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的传统意象内涵，极大地挑战着人们的审美认知，打破固有的审美习惯。张爱玲用美好的意象寄寓凄凉的情思意绪，将美好、温暖化为阴冷、残缺，既满足了读者的新鲜感，带给读者超常的审美体验，又融入了其苍凉的人生体验。

在张爱玲小说缤纷的意象长廊中，“月亮”是出现得最频繁、最具陌生化效果的意象之一。传统月亮的内涵或淡泊空寂、或温馨和谐，常引发游子相思之意。深受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双重影响的张爱玲，其笔下的月亮多了些奇异之感，与其苍凉的美学观相一致。《金锁记》将“月亮”意象发展到极致。小说九次写到月亮，有的浮光掠影，有的浓墨重彩，承载着故事的悲剧内涵。在写曹七巧嫉妒儿子和儿媳的婚姻生活，让儿子彻夜为她烧烟时，作者不动声色地勾勒了一弯狰狞的月亮：“隔着玻璃窗望出去，隐隐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4］246”。这里的月亮阴森至极，它是曹七巧精神疯狂的表征。而后是曹七巧的儿媳芝寿眼中的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黑漆的天上一个白太阳。遍地的蓝影子，帐顶上也是蓝影子，她的一双脚也在那死寂的影子里［4］247”，这样带有异质意涵的月亮很好地传达了芝寿当时痛不欲生的感受。可张爱玲偏偏说“今晚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更加反衬出芝寿的绝望心境。用“白太阳”作比“月亮”，用蓝色形容月亮的色彩，反常的月亮笼罩下的是一个人不像人的病态世界。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充满着杀机。张爱玲大胆地对月亮意象进行陌生化处理，极具视觉的冲击力和心灵的震撼力，月亮意象实际上是对人心、人性的折射。

太阳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做了陌生化的冷色调处理。太阳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古希腊神话中被称为“阿波罗”，代表着光明和力量。张爱玲独辟蹊径，对太阳内涵逆向创作，呈现出阴冷、灰暗的色彩，极度的冷暖对比呈现出比冷更为刻骨的苍凉。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把金黄色的太阳光写成老虎猫的须：“她那扇子偏了一偏，扇子里筛出几丝金黄色的阳光，拂过她的嘴边，就像一只老虎猫的须，振振欲飞［4］11”。出场时的梁太太已到中年，浑身仍旧汹涌着美人的力量。似老虎猫胡须的嘴边阳光实则是梁太太险恶内心的外化，亲侄女葛薇龙不过是她引男人上钩的诱饵。这阳光越是温暖，越是透着梁太太的毒辣，也越是酝酿着一个年轻姑娘的人生悲剧。太阳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极具个性，全然不同于以往人们对太阳的审美感受。它高悬于文本之中，为整个小说文本添加了一层冷色调滤镜，压抑得令人窒息。

再看“花”意象，“花”的陌生化效果突出表现在张爱玲对其内涵意蕴的反其道而用之上，历代文人骚客歌颂吟咏的对象在其笔下充满阴森恐怖的气息。“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磁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4］9”。这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梁太太家仙人掌的描写。梁家是毫无生气可言的，没有一个正常家庭该有的温馨、和谐，即便是含苞欲放的仙人掌，在葛薇龙看来也似青蛇一般阴气逼人。张爱玲只字不提梁家的恐怖气息，用一个仙人掌暗示出梁家处处潜伏着杀机，暗示出梁太太充满杀伤力的语言、举止对葛薇龙未来人生的威胁。这个仙人掌给予读者强烈的陌生感，充满了诡异之气，让人不寒而栗。

除了月亮、太阳、花，还有镜子、绣花鞋等，这些意蕴丰富的意象，无不被张爱玲做了陌生化处理，无一例外地指向阴冷、恐怖的意涵。在张爱玲的笔下，对意象的陌生化演绎是洞悉人物内心的通途和推动情节发展的纽带。张爱玲的笔是那样的严苛，即使再热烈、再温暖的意象，也终将走向黯淡。

三、陌生化与张爱玲的小说叙事

（一）叙事语言

陌生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词语的复活”。“词语的复活”既是什克洛夫斯基一篇重要论文的名字，也是他的陌生化理论观念的重要内容。什克洛夫斯基对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有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日常语言用于交流，应当尽可能地简练易懂、清楚准确。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根基，文学语言是日常语言的升华。文学语言通过陌生化的方式，摆脱日常语言的通俗化倾向，通过语言的“阻碍”，阻滞人们的阅读习惯，延长人们的审美感受。借力于种种比喻、象征、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文学语言成为一种结构化、形式化的存在，在各种结构和形式的组合中显示出文学语言的独特性。

在叙事语言层面上的陌生化，形式主义者们提及最多的是比喻。张爱玲的比喻手法往往造语惊人。她将苍凉的人生感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世俗化的东西，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费勇在《张爱玲传奇》中指出：“现代中国作家中，也许只有钱钟书小说的譬喻，精彩程度能超过张爱玲［6］132”。的确，学术界往往将张爱玲和钱钟书的比喻放在一起比较，且不论谁更胜一筹，钱钟书的比喻通常是以虚写实，而张爱玲的比喻却是颠倒的逆向姿态——以实写虚。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曾谈道：“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7］44”。这种“新颖”之于张爱玲是刻意拉开小说语言中本体和喻体的距离，以喻体的实写本体的虚，营造一种陌生奇特的氛围，给读者带来语言层面上的极大的审美愉悦。且看张氏小说中的一些比喻句：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4］216（《金锁记》）

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4］14（《沉香屑·第一炉香》）

他看谁，薇龙也跟着看谁。其中唯有一个人，他眼光灼灼看了半晌，薇龙心理便像汽水加了柠檬汁，咕嘟咕嘟冒酸泡儿。［4］23（《沉香屑∙第一炉香》）

这些句子的本体都是离叙述主体较远、较虚的想象或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三十年前的月亮、融化在白雾里的白房子、吃醋的心理，而喻体却是物化的具象：铜钱大的红黄湿晕、信笺上的泪珠、薄荷酒里的冰块、加了柠檬汁的汽水。这些比喻在外形上并不贴切，显然，作者的用意在于意指，以拉近虚化世界和生活的距离。改传统以虚写实为以实写虚的逆向创造，是张爱玲式比喻成功的关键。陌生化的比喻能使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事物，获得新的审美体验，又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这种打破常规、反叛传统的陌生关联也消弭了读者在阅读时的麻木感，提高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张爱玲用她的生花妙笔写出了一个个独创性的比喻句，绝无雷同地运用在环境、服饰、心理描写等各个方面。她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读者在她营造的一系列比喻中，不断获得陌生化的体验。

（二）叙事模式

随着俄国形式主义对陌生化理论的发展，“陌生化”从最初的语言层面进入到结构层面，提出了“本事”和“情节”这两个概念。作为自然事件的“故事”要变为人工事件的“情节”，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使之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每当故事情节接近高潮的时候，她总不肯顺理成章地滑入读者期待的视野，给读者预想的高潮场面，而是笔锋一转，故意制造和传统观念相悖的结局。读者跟着作者的笔触不断调整情绪体验，在重建期待视野的过程中，想象力得以充分激发，从而获得阅读一般文本所没有的陌生化审美愉悦，这正是张爱玲作品的魅力所在。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反高潮”，“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3］157”。她在制造“艳异的空气”的同时又“突然的跌落”，有意挑战传统的叙述风格，出其不意，令人产生心灵的震撼，以达到对庸常世界的重新审视。

《封锁》是一个充满陌生化效果的荒诞爱情故事，讲述了一对男女在电车封锁时的非常态行为。已婚男人吕宗桢和未婚教师吴翠远共乘一辆电车，恰遇市面封锁。在封锁期间，男的主动调情，女的献媚逢迎，这对陌生男女从漫不经心地聊天到迅速坠入爱河，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以至于读者会以为一段刺激的婚外情即将顺势发生。然而，“艳异的空气”突然跌落，封锁开放了。“她明白了他的意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4］159”。两人又回到了陌路人状态。猝不及防的结局给《封锁》形成了巨大的留白，也引发了读者关于人生的思考——“封锁”只是短暂的无意义的一瞬，在无限延长的时空链条上，它也只是一次虚幻的停顿。人们终究要回到无奈的现实中，行尸走肉般地生活下去，有形的封锁开放暗喻的是无形的更为持久的现实中的人性封锁。这种反高潮的叙述模式，破除了读者习惯性思维的制约，将读者引入陌生的领域，赋予读者全新的感受。或许张爱玲是真的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一个反高潮，就让它像肥皂泡一样幻灭，留给人们一个虚无的念想。

再看《花凋》，也是一个典型的反高潮叙述。在《花凋》的结尾，张爱玲出其不意地安排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郑夫人为女儿川嫦置了两双绣花鞋和一双皮鞋，此时的川嫦已病重整年未下床。川嫦试了试鞋，道：“这种皮鞋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可是下一句，也是故事的最后一句：“她死在三星期后［5］35”，简单的七个字与前文形成巨大反差，戛然而止的结局令读者久久地沉浸在小说的悲伤和触目惊心中，人的无知和渺小映衬出现实的不可抗拒。《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一直处于钩心斗角的爱情角逐之中，眼看白流苏已经坠入情妇的境地而向命运妥协屈从，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偏偏安排一座城的沦陷，使两个自私的男女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妇。总之，张爱玲小说丰富多彩的反高潮叙述模式，带给读者陌生化的审美体验。这些神来之笔是张爱玲有意为之的，它建立在作家对人生、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源于通俗又超越通俗，源于生活又终于陌生。

结语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感受能力，文学作品若想永葆其独特性、创新性，就必须不断地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陌生化——程式化——陌生化的无限循环过程。“陌生化”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提出至今，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虽已呈现出越来越不陌生的趋势，却始终是众多文学作品的点睛之笔，推进着文学艺术实践不断深入。张爱玲多写封建旧家庭中男女之间的小事情而没有陷入程式化、庸俗化的诟病，得益于丰富多彩的陌生化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用陌生化技巧对文本的人物、意象、叙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偏离悖反，带给读者源源不断的审美震撼，使读者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引发更多关于人生、人性的思考。她的小说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熔中国和西方于一炉，始终彰显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不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一笔。

［1］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M］∥扎娜∙明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216.

［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金梅.傅雷谈文学与艺术.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4：74.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费勇.张爱玲传奇［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96：132.

［7］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三联书店，20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