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菲（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222）

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翻译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埃文·佐哈尔看来：翻译文学是文学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但一般情况下，翻译文学多处于边缘地位，这种传统的看法是错误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况下，是可以处于中心地位的，这三种情况如下：当文学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中时；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时；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而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它往往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要致力于打破本国固有的传统规范，受此影响，译者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艺术特色。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将比较分析郑、冯的《飞鸟集》译本。

一 不同外部因素影响下的翻译

郑振铎翻译《飞鸟集》时，时值五四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正面临巨大的威胁：向内有封建残余势力妄图恢复旧制，向外有外国侵略者妄想瓜分中国；救亡图存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而这在文人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即大批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文学革命，对人民进行思想启蒙，从而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

郑振铎就是这批有识之士当中的一个，而这也反映在他的翻译上；在发表于《文学旬刊》第46期的文章《无题》中，郑振铎这样写道：“现在的介绍，最好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1]而他也确实是如此做的。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郑振铎自觉肩负起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介绍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解放人们的思想，以彻底摆脱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实现民主与科学的重任；《飞鸟集》的翻译，就是作者在这种时代氛围下的自觉选择，因为在《飞鸟集》这部哲理诗集中，蕴含有能满足作者郑振铎需求的东西：在诗集中，作者泰戈尔有表现出自己对当时印度社会现状的思考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主要表现在对殖民统治和女性问题的关注上，表达了对侵略者的谴责和对女性的热情赞美；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大批有识之士渴望解决的问题。

而冯唐翻译《飞鸟集》的时代，是和平稳定的时期，社会更加开放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信仰的自由。冯唐的翻译，显然是个人主义的；“我要唠叨，我要写作的快感，我要记录我感受到的真实”，在翻译时，冯唐显然继承了自己的写作理念，随心所欲，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将“mask（面具）”译为“裤裆”，将“hospitable（热情有好的）”译为“骚”，将“your mother”翻译为“我是你妈”。此外，冯唐的翻译，直接是受到出版社邀约和巨大利益的影响的；在《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这篇文章中，冯唐自己这样讲到：“一直负责出版我简体中文书的编辑孙雪净忽然问我，冯老师，您想不想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给您最高水平的翻译费，每个字很多钱。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二 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

郑振铎和冯唐在翻译《飞鸟集》时，分别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

例1：“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郑译）

“夏日的飞鸟来到我窗前，歌笑翩跹消失在我眼前，秋天的黄叶一直在窗前，无歌无笑无翩跹坠落在我眼前。”（冯译）

例2：The water in a vessel is sparking;the water in the sea is dark.The small truth has words are clear;the great truth has great silence.”

“杯中的水是光辉的；海中的水确是黑色的。小理可以用文字来说清楚；

大理却只有沉默。”（郑译）

“罐子里的水灿烂/大海里的水暗淡/小常识能说清楚/大正见沉默望天”（冯译）

从上述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振铎完全是按照原文的内容来翻译的，而冯唐的翻译，却有自己的发挥，并不是十分忠实于原文，营造出了浓浓的诗意。如，“to sing and fly away”，郑振铎的翻译是 “唱歌，又飞去了”，冯唐的译文则除了“歌，消失”的翻译外，还增译了“笑，翩跹”。

而郑振铎和冯唐的这种翻译策略的不同，和翻译文学在当时所处的地位有着密切联系，也是作家自身的选择。郑振铎的时代，正处于极大的变革时期，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否定中国的文学传统的，主张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在这种时代风潮的影响下，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是新的文学形式形成的重要来源；故而郑振铎忠实还原原文的意思、形式和风格。而冯唐的时代，经过五四以来的发展，中国文学已经逐渐稳固起来，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翻译文学的创新功能也逐渐衰弱了；故而，冯唐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对《飞鸟集》进行一种异化的翻译。

三 翻译的时代价值

如前所说，郑振铎的年代，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是文学创新的重要来源。泰戈尔的《飞鸟集》，对当时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小诗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在《飞鸟集》序中，郑振铎这样说道:“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确实，泰戈尔的《飞鸟集》在当时影响巨大，朱自清也说过这样的话，“太戈尔底轻倩，曼婉的作风，却能随着简短的诗形一齐表现。而有几位作者所写的理知的诗，-----格言式的短诗-----更显然是从太戈尔而来”。[2]

这些写作小诗的人有冰心、宗白华等人；其中，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最大的人。在自己八十寿辰那天，冰心曾明白地说:“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种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

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卓如《访老诗人冰心》）

而冯唐所处的时代，尽管翻译文学的地位有所削弱，但翻译文学的价值却值得重视。但冯唐所译的《飞鸟集》，招致的却更多是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语言情色”；语言口语化，多用网络用语等流行语，这与泰戈尔清新隽永的语言风格相距甚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冯唐的翻译并未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而这也有待未来文学发展的验证。

总之，郑振铎和冯唐的翻译，是不同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译者的自主选择；他们的翻译，得到了不同的评价，郑振铎的译本至今仍是广为流传，并被认为是经典，而冯唐的翻译却备受指责，译本最终被浙江文艺出版社召回。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冯唐的翻译也有其独特之处，如语言简练，情景交融，这也是我们其他译者可以借鉴的东西：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也要注重翻译的文学性。

注释：

[1]郑振铎.郑振铎全集（ 第三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2]《春天的歌集》，湖畔诗社出版，19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