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梦秋（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一.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背景

20世纪的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世纪末的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数学革命和物理学革命。也正是这些为形而上学漫长而又毫无意义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同时，又把与科学相关的哲学领域的要求转换为现实。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科学哲学思潮，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获得了成长的土壤。逻辑实证主义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萌芽初发，尔后，逐渐茁壮，直至获得其发展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段时间的辉煌。

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是维也纳学派，继承了休谟-孔德-马赫的经验主义传统，在20世纪三十年代兴起，也是分析哲学领域的重要哲学流派。“哲学应当科学化”是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要求使用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和逻辑上的严谨论证来研究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武器是与理论相结合的证实原则”[1]。逻辑实证主义指出，一个命题，一个理论，一旦经验可以给予他的真实性很好的佐证，那么这个命题才具备了其最初级的存在性意义，尔后我们才可以研究它的科学与否。有意义的（Meaningful）命题被分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分析陈述指的是那些与逻辑相关的、意义为真的陈述，如：数学、逻辑等；综合陈述指的是，可以经验的办法证实的陈述，否则则为无意义的（Meaningless）的命题。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是莫里茨·石里克（MorltzSchlick），他也被称为科学哲学之父，他认为“讲清某句话所指之意，即为阐明其使用法则，即陈述证实（或否定）这个句子的途径，便是我们证实它的手段。”[2]其实，他所说的“可证实性”可以归纳为：1.被描述的对象是经验事实；2.描述这些经验事实的语言要符合语法规则。“每一个科学陈述或理论都必须具有能与可观察事实相符的后果，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可以被证实的。”[3]逻辑实证主义者将语言逻辑分析作为一种可靠的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逻辑问题——“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才成为知识”。

维也纳学派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钮拉特、卡尔纳普和汉斯·哈恩共同给出了三个观点：形而上学不具备其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不予考虑，“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4]；逻辑和数学的真命题具有重言性质；提出命题的意义在于他的证实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席卷欧洲大陆。

但随着政治局面的转变，石里克的遇刺身亡，维也纳学派面临陨灭，其中流砥柱也往他国转移。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火焰，从欧洲大陆一路烧到了英、美，在英美广泛传播。五十年代后，诸如经验的个别观察怎么能证实普遍的科学命题等根本性难题，使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理论——“证实原则”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二.蒯因对“两个教条”的批判

蒯因原本也是一名逻辑实证主义者，他在察觉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困境之后，立足本我，并且进行自省以及改正，也正是因为这些有力的措施，极力促成了实证往实用的完美过渡。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理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5]：能被证实的经验科学（如：生物学，物理学等）命题，也被称为综合命题；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证明的数学和逻辑学命题，也被称为分析命题；形而上学的命题，无法使用逻辑分析证明或经验证实，所以，在此领域它的最终命运就是销声匿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

蒯因清楚这两种命题以及其二者间的区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性，所以，他在发表的著名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首先从“分析性”入手，以证明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并没有清楚明确的区分，以及这一区分本身也是错误的。在哲学意义上，我们将分析陈述进行了严格的划分：一类是逻辑为真的陈述，例如：“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与语义无关，仅从“没有一个不…是…”，就能断定其为真；第二类是通过同义词替换转化成为一个逻辑真理的陈述，例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因为“未婚男子”和“单身汉”是同义词，用“未婚男子”代替“单身汉”就可以得到和第一类一样的命题。使用“同义词”替换来同一语言形式，进而使分析性得到澄清，但其中关于“同义性”的标准是谁来规定的呢？我们不难发现，分析性问题变成了一个澄清同义性标准的问题[6]。依赖于“同义性”来说明的“分析性”，但实际上同义性概念与分析性概念一样，本身也需要进一步的说明阐释，这其中包含着一种逻辑循环。

蒯因随后从定义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同义性”，即，是谁规定了两个词是同义词？他分别考察了三种具体形式：词典编撰者，精释和约定定义[7]。假设在我们的情境之中，主人公为字典编写人员，那么主人公就一定离不开语言的实际使用，是根据经验认识来确定这两个词的，如此一来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了；而精释，则是将自己手中的对象词的概念进行精进明晰。然而这个过程对于主体要求极高，必须在对对象词有着完全明朗的把握之下进行。而约定定义，以达到缩写为目标，引进新符号，只有在某种特定的极端场合才能创造一种同义性。所以，用定义去试图交代清同义性概念，并不能达成。

此外，蒯因还对“用保全真值来说明同义性”进行了反驳。蒯因认为，有些同义词并不能在一切语境中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如，在“bachelor不满十个字母”中，使用“unmarriedman”来替换“bachelor”，这个命题显然就出现了谬误。在具有相同外延的语境下，同义词是可以进行保全真值替换的，如，“单身汉没有妻子”为真命题，那“未婚男人没有妻子”也为真命题。但同样，异议词也可进行替换，如使用“有脾胃的生物”来取代句子“有膀胱的生物是有膀胱的生物”中后面的那个“有膀胱的生物”，并不能够影响到命题的真伪。以上例子表明了保全真值的可替换性不是同义性的充分条件。因此，保真全值并不能作为确定同义词的标准。由此可得出结论“尽管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具有其先天的合理性，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界线并没有画出来”。[8]

蒯因，将哲学领域内，很多学者认同的、所采取的还原论，摆在了第一教条的旁边，认为这二者存在密切联系。在进行分析和综合命题划分别类的过程中，还原论才顺势而生。按照这种说法，只要对其中一个教条进行驳斥，那么一定会顺带着质疑另一个的真实性。至于驳斥的结果如何，两者也是共生性质。[9]还原论最早产生于洛克和休谟时期，休谟认为，一切观念都来源于感觉经验，每一个语词都必定能够还原为相对应的感觉经验。逻辑实证主义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证实原则，即如若一个命题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应当也是经验可证实的，只有经过这一层考验，它的意义才是切实存在的。在对第一个教条的驳斥之后，如若遭遇不成立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的区分界线就会受到干扰，也就间接导致，无法证实分析命题是完全建立在感觉经验之外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一教条和第二教条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并且蒯因认为，还原论将经验割裂为一个个的命题，这种分裂完全忽略了经验之间的联系性，他对还原论的批判也是为了提出他自己的整体论思想。科学命题，即使以单个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他们内部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如若需要进行检验，以单个观念或词语为标准的做法，几乎接近于谬论，同样的，也不应是命题或句子，而是整个科学理论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陈述都有可能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做出足够剧烈的调整，即便是早已不存在第二种看法的经验，也能够通过某种，不同寻常的方法，以致于最终达到被认定为真实的目的”[10]。至此，蒯因提出任何依赖于逻辑形式的分析命题，并非都能够完全避免上述的滑稽现象，最终还是会沦落至被修改的结局，那分析命题就不存在了。因此，无需考虑场合的内在特殊性，不附着于经验，并且能够保持为真，单独经受检验的综合命题，可以说，他的存在都是不被认可。蒯因用他的整体论和实用主义动摇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根基，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蒯因批判的影响

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自身陷入了困境，正如施泰格缪勒指出的，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对逻辑实证主义做出了最根本、最尖锐、最内行的批判[11]。此文在英美分析哲学界引起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讨论。首先是关于本体论讨论的改变，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意义来源于逻辑或者经验证实。那就他们的观点来看，证实原则，如果需要去验证，那么也应当依循着其自身所摆出的准则，也就是遵从经验的检验。可是实际并非如此，它并非来自日常的经验体会。这也就间接说明，其本质上来说，归类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并非无异议的，重拾形而上学的研究，可以为哲学研究指明一条道路。

其次蒯因批判了还原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整体论思想。逻辑实证主义者孤立地研究逻辑，更注重科学理论的研究，而忽略了科学实践，将科学命题看成一种“静态”的研究，而蒯因认为我们的知识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网络，与经验相对应的是“整个科学理论系统”，而不是单个的命题。并且，蒯因提出了自己推行的“实用主义原则”，他相信对于系统内的个别命题，可以在最小的影响范围内进行修改，以适应经验——科学命题（知识）不是必然的，作为整体可以随时被修改。蒯因的这一思想，对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再者，作为他所提出的一大学术观点，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紧紧相连。他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反基础主义，要抛弃第一哲学或传统认识论。传统认识论是为了指引着探索者触摸到绝对确定和真实的智慧火焰，然而对于这一点，蒯因直接持以否定态度，认为不可能做到的[12]。所有科学命题均由经验而来，并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这也是自然主义认识论的要义所在。

蒯因在其整个学说的批判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出现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直接与其核心思想的走向挂钩，如“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划分”，“对形而上学的清除”以及“意义的还原论”等。《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发表，更是公开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权威性，使其在哲学思想上的缺点显露无疑，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走向衰落。

四.蒯因批判的不足

蒯因提出的对“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固然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从根本上撼动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但并没有理论是完美的，在蒯因的批判中，他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进行的划分，他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蒯因的目的并不是澄清二者之间的界限或是找出更有效的划分方式，反而更模糊了这一界限，更是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再者，在关于分析性的有关探究过程里，将着重点放在了第二种分析命题的意义之上，同时就意味着忽视了第一种永真式命题进行充分的说明，试问在数学中的逻辑意义要怎么用经验来证明？

另外，蒯因对整体的内容的说明也不够具体。蒯因认为知识需要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接受经验的检验，同样，数学逻辑应当如何与经验联系起来？从他的观点看来，一切陈述都是不牢靠的，命题都是可以在其所在的整体系统中进行修改的，所以蒯因自己的这个结论陈述也是可以被修改[13]。整体论自然是具有一定价值，然而本质上却与知识的相对稳定性、独立性相悖。

总之，蒯因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撼动了传统逻辑实证主义的地位，为英美分析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为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批判，以及他的整体论思想与实用主义思想的提出，时至今日还具有重大的影响，为后世学者们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注释：

[1]宫玉宽.论证实原则与证伪原则的对立——在逻辑实证主义与波普尔之间[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11年12月，第18卷，第六期，第25页.

[2]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页.

[3][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李步楼，俞宣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

[4][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李步楼，俞宣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5]全增嘏.西方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页.

[6]汤新红.论奎因对分析_综合的批判[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10月，第24卷，第10期，第19页.

[7]陈波.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

[8]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9]陈波.蒯因的“两个教条”批判及其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89页.

[10]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张家龙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40页.

[11]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M].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2-203页.

[12]陈波.蒯因的“两个教条”批判及其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92页.

[13]韩林合.评蒯因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