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丽芳

（山西省和顺县委党校，山西和顺032700）

来新夏（1923—2014）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方志学家。他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对地方志产生浓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来新夏在“四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运动中走上编写地方志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修志界亟需高水平人才，来新夏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倡导、发动、参与新编方志工作，并开创了国内多个“第一”。1981年，其在《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首轮修志的第一篇方志学论文《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1983年，主编出版新中国第一本修志教材《方志学概论》，1996年，出版第一部地方史志中外学者比较研究论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1997年，发起召开首次“海峡两岸史志比较研究会”等等。本文从五个方面对他的方志理论研究，予以研讨。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提出史与志是“同源异体、殊途同归、相辅相成”[1]来新夏.地方史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山东图书馆季刊,1982,(3).(P31-41)的关系，并明确方志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地方志以其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而享誉世界。随着宋代方志的兴盛、清代方志学的建立，史志关系的研究成为方志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史”“志”的定义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20世纪80年代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实践中，编纂者们对“史”与“志”两者概念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存在混淆趋同或分割不清的现象。经过首轮修志的实践和探讨，编纂人员对“史”“志”概念的认识、编史与修志方法的把握、史书或志书架构的设计等等，逐渐由认识模糊走向界限明晰。这一时期，来新夏先生较早地继承和发展了章学诚“志属史体”“志乃一方之全史”、梁启超“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等思想，认为“史和志都共同归源于从一时一地史实来采备资料”。通过对二者的分析，他指出其不同点是：“地方志是全面述往记今，以文献资料反映情况；而地方史则是记某时某地或某集团的史事，以文献资料为征信依据”。由此，来新夏提出史志关系即“同源异体、殊途同归、相辅相成”。在地方志的编写中，来新夏主张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史中有志，志中有史”，诸体并用。

方志学自章学诚始建立。随着近代方志的重大转型，方志学的发展已超出地理学和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924年，梁启超总结方志发展史，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来新夏先生认为方志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方志科学的性质内容及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他通过分析旧方志学与方志科学的发展关系，在1992年提出方志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地方志书本身的研究；地方志编纂原则及方法的研究；地方志编写组织工作的研究；地方志应用的研究；方志学发展史的研究；方志领域相关因素的研究[1]来新夏.论方志科学.中国地方志,1992,(5).(P37-41)。

二、提出新编志书要坚持四项质量标准，志书体例要有创新

（一）提出新编志书四项质量标准。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历代政府对志书的编修进行规范，明代曾颁布《纂修志书凡例》，清政府对地方志编纂体例体裁都有明确的规定，民国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改革开放后，来新夏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标准，在1984年就提出新志编纂的政治、论述、资料和结构文字四项标准[2]来新夏.新编地方志的标准问题.浙江学刊,1984,(2).(P59-62)。政治标准包括指导思想和政策要求，“修志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即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论述标准是指志书的“全面性、时代性、地方性”。资料标准，即志书“应重视资料，但却不能写成资料汇编”“，要以冷静的态度和科学的头脑”来考辨资料、选用资料。资料收集应重视包括文献、口碑资料、实物遗迹等资料。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要注重社会调查,将文献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并将调查所得写成专题报告[3]来新夏.我对第二轮修志的一些看法.中国地方志,2010,(1).(P14-15)；并采取史料类编的原则,即“全面取材,重点类编,求训致用”[4]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1).(P5-8)。结构与文字标准，即广采诸体，综合表述，出处详明，体例统一，文风端正，附录齐备，并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3](P14-15)。

在来新夏等方志学家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为确保地方志编纂质量进行制度设计。1985年，通过《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地方志指导下组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修志文件，在其后的13年内，为全国各地所遵循，基本指导了第一轮的修志工作。199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的通知。2006年，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是20多年来全国大规模修志实践的收获和经验总结，反映了人们对地方志事业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也是对地方志编纂质量进行的制度保证。

（二）提出新编志书要创新体例。志书体例即体裁和凡例，是志书的组织形式和编纂方法的总称。地方志的体裁主要包括述、记、志、图、表、录、补、索引等。来新夏先生认为“修志之要，莫过于定体例”[5]来新夏.十年一剑，坦露地情——《无锡市志》读后.江苏地方志,1996,(8).(P11-12)。首轮志书编纂基本遵循《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如何记述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绩和新业态，方志界面临着志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如何适应的问题。来新夏及时指出，第二轮志书要改变原来的志书编纂体例和方法，要体例创新，创新不是简单的增减门类，或更换标题，而是一次相对独立的设计与组合。来新夏强调新志体裁要诸体并用,即以志为经，而表、传、纪并用；新志体例要划一，称呼、年代、地名、标注、纪年等都应划一[2](P59-62)。

同时，他提出，要在传统的横排竖写基础上强化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新思路；全面刷新体例、体裁、结构、章法，不再纠缠大编小编之争；增强志书的学术性；为适应信息网络化处理的发展态势，应建立对应的处理程序，做好进入信息网络的准备[6]来新夏.新世纪的修志思考——写在第二届修志之前.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2).(P33-35)。

（1）设限外辑要，加强志书为现实服务功能。来新夏担任《蓟县志》顾问时，对《蓟县志》的编纂体例进行规范和创新。他针对出现的由于志书记述下限的限制，难以体现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建议志书在1985年下限之后设置《1986—1987年蓟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纪略》，使志书益趋充实。这是一轮志书编纂后期和二轮志书普遍采用的限外辑要形式的发端。

（2）设立人物传，要“以他的社会作用为标准”。人物志是志书编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物入志的标准，认识上各有不同，有一些意见甚至是相左的。来新夏提出人物入志要“以他的社会作用为标准”[6](P33-35)。

自宋代《太平寰宇记》开后世地方志立人物之端后，历代史家都十分重视人物传的编写。明清以后，方志则以记人事为重。来新夏认为，“人物是志书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为志书所不可或缺”。他主张人物立传要“以他的社会作用为标准”，这个标准包括正反两方面，一方面要有充分展示正能量的人物即时代先进人物，另一方面也要有产生负面影响的人物即历史上有反面教育意义的人物。随着二轮修志的开展，来新夏强调在人物立传方面创新，既要突破生不入传的陈规，又要做到采取以事系人,只述其人事功,不作全面结论和颂赞。

来新夏针对已经出版的志书中存在的“人物传”的“以界分类”,以卒年为人物排序等现象，明确表示“尚难苟同”[1]来新夏.别具一格的《阳城县志》.沧桑,1995,(6).(P5-6)，“实不可取”[2]来新夏.读《临汾市志》中国地方志.2003,(s1).(P116)。他明确提出人物志排序“以生年为序,顺次而下”[1](P5-6)的原则。

三、提出要发挥“地方志人文价值的再衍生”[3]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1).(P5-8)

志书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来新夏发展章学诚“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文献价值观，提出“旧志的文献价值在于挖掘考辨，提供编写研究的依据，而新志的文献价值在于求真求实地创建文献，足资后人征信的文献依据”[4]来新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5-3(04).。他充分肯定新编志书是文献性资料，其创建的文献价值在于求真求实。他指出，对于地方志不仅要正确认识其价值和功能，还要发挥其作用，为社会所用。针对大多数人对地方志的认识不足、重入藏轻利用的现状，来新夏提出，首先，要把地方志由被动提供变为主动参与，要改变地方志的静态存在为信息化的动态配合与服务。其次，为使更多的人读志用志，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使志书立体化。第三，要积极开展志书二次文献的编纂工作。第四，尽快尽多地应用高新技术来利用方志资源。

来新夏认为志书文献价值的发挥，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浩瀚的志书里查找到需要的资料。所以，他要求新编志书必须有检索功能。胡述兆和金恩晖编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时，为各志撰一提要，叙其志名、撰者生平、修纂沿革、内容概述、志书价值、版本源流及附注等，他对这种方式大加赞赏[5]来新夏.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中国地方志,2002,(1).(P61-63)。在《临汾市志》的总纂中，来新夏建议编制《综合索引》，提高志书使用率[2](P116)。来新夏对《平遥县志》将“概述”译为英文的作法十分推崇，认为“也为域外人士更深认识平遥提供重要阶梯”[6]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P2)。

来新夏在充分肯定他人撰写提要、编制索引的同时，他也践行编写提要和索引。如他在担任《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一书总顾问时，力主采用对每一种方志,著录其出版事项,并详介其编、章、细目、体例特征,主要内容,修志过程与志书特色等,书末编有纂修者人名索引。主编《河北方志提要》记载每一本方志的书名、作者、卷数、版本、作者生平、编纂缘起及著述意旨，于每一书末署藏书单位。

四、提出整理旧志书是“新时代修志事业的第二任务”[7]来新夏.整理旧志的一种新模式——读《南京莫愁湖志》.中国地方志,2008,(1).(P22-23)

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旧志书大约有8000多种。这些旧志书既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继承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旧志书具有起源早、持续久、数量大、层次全、资料富等特点，记载着大量的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资料。来新夏指出，旧志书的文献价值在于挖掘考辨、整理研究、借鉴利用。来新夏主张对旧志资料，一不迷信，二不唾弃，要正确对待，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84年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旧方志整理工作委员会成立，来新夏任委员。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地方文献的作用，来新夏倾情对旧志的整理，参与制定旧志整理工作规划和计划，开展有关旧志整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对各地旧志整理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协调、推动发展，并亲自校勘、重印、整理旧志。

比如，1991年，来新夏整理完成浙江图书馆所藏来裕恂遗著《萧山县志稿》。

1999年，来新夏主编《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3卷）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册收康熙《天津卫志》、乾隆《天津府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中册收乾隆《天津县志》、同治《续天津县志》、民国《天津县新志》。下册收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民国《天津志略》、道光《津门保甲图说》、民国《说磐》、民国《杨柳青小志》、民国《志余随笔》。

2010年，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90册），在全国各地近三千种旧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分类甄别出其中与灾害有关的内容整理而成。

2012年，来新夏、黄燕生主编《中国地方志文献学校考》，该书遍查全国各地包括台湾的民国前之旧地方志资料，共收录3700多种旧方志，是研究古代教育史珍贵的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五、提出修志要由“众手成志”向“专家修志”[1]来新夏.新世纪的修志思考——写在第二届修志之前.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2).(P33-35)转变

20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盛世修志的热潮。第一轮修志是在没有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旧的方志理论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修志需要，而人才是推动修志事业发展的关键，但修志人员匮乏却是不争的实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培训修志人员便成了当时的重要课题。来新夏受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委托，负责地方志教材编写和编纂业务骨干培训工作[2]来新夏.我的学术自述.《社会科学战线,2008,(9).(P249-251)。1983年8月，来新夏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修志教材《方志学概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新夏先后在太原、保定、武汉、苏州、天津蓟县、洛阳等地举办培训班，为全国新编地方志的开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随着首轮修志逐渐结束和经验总结的不断深入，以及方志研究理论的成熟，来新夏提出二轮修志要由首轮“众手成志”向“专家修志”转变，并指出专家群体包括“一是熟悉方志理论，有一定修志经验的专业人员；二是掌握各行业情况的行家里手，要具备高科技的基础知识；三是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员”，而且还要具有会写作、会用电脑、会调查研究。

来新夏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地方志从关注到参与，从理论到实践，始终置身于其中。他利用参加志书评稿会、撰写志评、为志书作序等机会，推动和提升方志理论研究。他还提出一方之志应当具有一方之特色[3]来新夏.读《吴县志》随录.江苏地方志,1994,(3).(P41-43)；大事记为志书中通贯古今之篇,应自当详今略古[4]来新夏.铸古镕今继往开来——《徐州市志》读后.江苏地方志,1996,(2).(P11-12)；图文并茂为志书所必需[5]来新夏.《盂县志》读后.沧桑,1996,(6).(P27-28)等观点，逐步形成和丰富了其方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