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如

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的行动纲领，统领和指导着新时代全方位的改革与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正确理解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对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完善职教体系和深化产教融合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完善职教体系

1.职业教育立交桥问题

199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体现在学历教育上。199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以中职为主体，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中专学校和劳动部主管的技校承担着技术工人培养的重任。高等教育大扩招，使得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井喷，短短几年内我国就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则由伴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涌现出来的高职院校承担。据统计，到2003年，我国高职教育不仅在院校数量上，而且在招生数量上已占到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中职教育吸引力迅速下降，在数量上中职教育已经很难与普通高中平分秋色；在生源质量上也有了显著改变。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优秀的农村孩子为获得城市户口，跳出农门，首选的就是中专和技校，进入新世纪，中职和技校则已沦落为学业成绩较差学生的选择，高职逐渐成为职业教育主体。尽管如此，中职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础，仍是不可或缺的。

为吸引更多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职校，国家率先对中职生进行免费；随后，教育部又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立交桥的问题，尝试中职与高职，高职与本科，甚至中职与本科的衔接，以解决职业教育“断头路”和升学无门的问题。于是在一些省份，如江苏省就出现了2+2、3+1、 3+2、3+4等多种模式中职升入高职或升入本科院校的模式。苏州是高等教育大市，该市有不少区校职业教育中心变成高职的教学点或江苏城市职业学院的分部。近些年，在广东佛山等中等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市，也出现了职业教育重心上移的趋势。在不少省份，一些实力较强的高职院校已开始与本省的本科院校合作，进行四年制职业教育本科的尝试。

近些年，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技术性人才，国家对本科院校明确了分类发展的思路。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转型，重点是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一度被认为是职业教育本科，这也是多数转型院校犹豫摇摆的原因。2015年11月，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就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变共同发布指导意见。不少地方高校接受了应用型本科的概念，纷纷将自己定位为“地方性、应用型”。其中的一些学校也开始有意识地增加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数量，还有一些学校希望能够探索中高本硕的衔接问题。

尽管对于应用型本科与本科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但立交桥的建立对于巩固中等职业教育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有效地解决职业教育学生后续发展问题。从地方的实践看，立交桥的建设对于一些中职校吸引更多的中职生，吸引更优秀的中职生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学术界和实践界对建立职业教育的立交桥存在着忧虑，担心立交桥的建立会导致升学化倾向，进而抽空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和高职教育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实质内涵。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升学不升学，而是在于每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是否都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半年或者一年)实际工作的锻炼，是否掌握了扎实的过硬的技术技能，以及是否并获得了不掺水分的技能资格。

2.重视培训以及培训机构的作用

国际上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如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并不特意对这两者进行区分。如德国引以为自豪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企业是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学生一周在企业时间长达三天，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天。企业所提供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技能的培训。在我国对中职生和高职生的培养中，存在着过多地强调教育，而忽视培训的内容，或者是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这使得我国的职业教育某种程度上陷入一种误区。

因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需求脱节，职业院校教师多是从学校毕业就到学校教学，没有相应的企业行业的实践经验，自然难以培养不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一批培训机构，为学生从学校到企业架起桥梁。这些培训机构既同学校合作，也同企业合作。同学校合作，主要是培训学生，提供针对特定行业企业技能技术的课程，甚至是进行专门的培训，并帮助这些学生提供企业实习锻炼和就业的机会；同企业合作，则主要是解决企业人才供给不足以及筛选和培养问题。在我国高职教育阶段，已有一些专门性的培训机构同高职院校合作共建专业，或者共建二级学院，如达内科技、新道科技等。还有一些制造领域的大企业集团开始横向一体化的发展，利用其培训部或企业大学，大力拓展职业教育培训，直接同相关的院校合作。可以说，在近些年，技术技能培训已经成为新的教育业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改造着高职院校的教育形态。

3.统筹职业教育与培训

作为世界的工厂，我国需要大力培养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相关的教育供给是严重不足的。而且，目前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三驾马车：教育系统的中职教育、人社系统的技工教育以及市场上培训机构，各自分离，资源难以共享，碎片化现象严重。就这三者而言，各有其优势：教育部门掌握学历资质，中职学校教师长于学历教育；人社部门拥有职业技能鉴定权，技工学校师资的技术技能水平高；培训机构对需求非常敏锐，但是往往以经济效益为先。为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可将中职与技校进行适当整合，将人设部门所设立的技师学院作为企业师傅学校或者是中职与技校技能型教师的培养机构；同时政府应该鼓励相关行业设立跨企业的培训中心，以降低单个企业的培训成本。

要完善职业教育体系，还应该进一步加大普职融通步伐。在国际上，一些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更强调依赖于普职融通的综合中学。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一些省份已经开始尝试12年的免费教育。尽管中职教育属于高中阶段教育，但仍会对本身就处境较为困难的中职学校造成很大冲击。要解决中职学校面临的困境，加大普职融通可能为较为理想的选择方式。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考虑进一步加强学校的劳动教育，开展生产实践体验，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支持中小学校学校聘请劳动模范和高技能人才兼职授课，组织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鼓励有条件的普通中学开设职业类选修课程，鼓励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向普通中学开放。如果普职融通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就可能既避免是否固守普职比的纠结，也可能使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有更好的保障。

最后，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还要解决职业教育的便利性、可及性以及灵活性的问题，使得职业教育能够与人的终身发展相互结合。在当前，要解决职业教育的便利性、可及性和灵活性，特别需要解决区域间职业教育学生的流动性问题。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东部沿海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达，教育质量高，当地劳动力市场对中职毕业生的需求量大，但当地生源不足；而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较不发达，职教质量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小，应解决中职生从西部、中部向东部的流动问题。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可以参照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那样，实现中职生减免学费的随身携带性。

二、深化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除体系不完善外，比较突出的问题就在于机制不顺畅，产教融合、校企结合难以深入。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恰恰是需要通过产教融合和校企结合这样的平台和载体进行的。因此，要想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结合，就必须更多地关注产教融合协同体系的构建与合作机制的建设。特别是，把企业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把发挥企业的作用作为产教融合的关键，高度重视行业和社会组织在促进产教衔接方面的作用；在机制设计上着力于各参与方利益的保障与实现。具体来说，需要在国家层次上强化企业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的地位，并采取切实的办法来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建立起校企结合的长效机制。尤其需要明确的是：

1.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突破产教融合瓶颈

以往的国家政策把校企结合重点放在学校方面，强调学校要积极主动。实践表明，单靠学校的力量，或者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目前校企合作中普遍存在着“上热下不热，管热民不热，校热企不热”的问题。要破解此难题，就需要认识并明确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的构建中，在职业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骨干型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国民经济和产业中发挥着中坚力量，拥有先进设备和一流技术，人才济济，这些企业对我国的技术进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企业也是最有能力为学生提供有质量的实习实训，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明确要求这些企业起到引领作用，履行社会责任，国资委应该考虑将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作为考核这些企业的重要内容，如此方能够有效地改善校企合作的氛围。

2.明确相关方利益保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产教融合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下去，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方的利益关切并没有得到很好保障，根源在于体制约束，既有体制对学校与企业合作产生利益的分配限制束缚住了学校手脚。如在绩效工资制度后，学校和教师参与企业的培训等获得的收入并不能够转化为参与机构或人员的奖励；再比如，相关纪检与审计部门对于引校入企、引企入校中国有资产的界定和使用、收益的分配或者没有明确，难以操作，或者过于僵硬，使得学校、院系和教师缩手缩脚。职业院校同企业合作培养人才，就会产生相应的费用，企业的付出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补偿，企业就难以持续地投入。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不同于普通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如果在预算和拨款制度中没有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殊性给予特别的考虑，也会妨碍这些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活动的开展和教育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