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近年来，方志学学科的建设备受关注，梁滨久《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自1980年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1]梁滨久.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J].广西地方志,2013,(2).(P4)而充分、成熟的方志史研究是构建完整学科体系的必备要素。梅森《中国方志史的研究方法及思路》指出：“背景、节点法是史学研究的必要方法，节点，就是历史阶段。”[2]梅森.中国方志史的研究方法及思路[J].中国地方志,2015,(6).(P8)魏晋隋唐方志处于中国方志发展史的初级阶段，李绍钦、文成章《从方志源流看史志关系》（1982）称“魏晋至隋唐为方志的创建期”[3]李绍钦,文成章.从方志源流勘史志关系[J].中国地方史志,1982,(5).，黄苇《方志学》（1993）称“魏晋隋唐方志出现雏形”[4]黄苇.方志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P88-212)，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方志）滥觞于两汉，兴起于六朝，发展于隋唐，完备于宋元，鼎盛于明清。”[5]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P1)魏晋隋唐方志的兴起和发展对后世方志的定型、完备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自序）》（1935）指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会要会典等书固无论矣，即现存之档案，传志，金石文字，以及诗文集，笔记等类，已莫不有人搜罗，条分件系作精密之研究。独于方志则仍多屏而弗采，采而弗详。”[6]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自序[A].李泽主.朱士嘉方志文集[C].燕山出版社,1991.(P1)因此这部分文献的利用为魏晋隋唐正史研究、方言研究、文学地理研究及自然、社会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