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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中元、刘晓丽合编的《口述申纪兰》*

2018-04-01畅引婷

妇女研究论丛 2018年6期
关键词:申纪兰西沟妇女

畅引婷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研究领域,口述史、妇女史、区域史等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口述史研究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一定的历史事件通过不同亲历者的呈现,既可弥补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也能反映出历史存在的复杂样态;在父权文化和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妇女往往难以进入历史而自主言说,妇女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在知识建构中往往被忽视和遮蔽,妇女史研究试图在历史叙事中发出“女性的声音”[1](总序P 6);区域史研究与整体史研究相对应,试图通过“树木”与“森林”之间的关系探讨来窥斑知豹。201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口述申纪兰》[2]共有十章,分别为“人大代表:从一届人大到十二届人大”[注]该书2017年出版后,申纪兰于2018年又参加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品质”“首倡同工同酬”“集体化时期的西沟”“西沟转折时期”“发展中的西沟”“李顺达及西沟党支部”“领导人视察西沟”“本色人生”“社会各界谈申纪兰”。该书将“口述”“妇女”“区域”结合在一起进行整体观照,试图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剥离出妇女的经验,看她们在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与回应,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变革效应;同时进一步“洞悉集体化作为一种治理过程的复杂和微妙之处,它如何改变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并且如何重新塑造了她们的心灵”[3]。

一、在典型的叙事中折射时代变迁

《口述申纪兰》一书之所以将申纪兰作为访谈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申纪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未变的“全国劳模”和“人大代表”身份以及她做出的贡献;二是申纪兰生活的西沟在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从个人履历看,出生于1929年的申纪兰,早在1953年和1957年就两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58年参加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980年参加了全国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科技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95年参加了联合国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0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她作为特邀劳模,出席了新千年第一次全国劳模大会;2010年获中宣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举办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称号。20世纪50年代,申纪兰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1958年受到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和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的接见;接受了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采访;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母亲给申纪兰来信,称赞她是一位女英雄[2](P 289)。更为重要的是,申纪兰在西沟村首倡了男女“同工同酬”,并成为唯一一位出席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与此同时,在她身上还有许多其他荣誉,如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太行英雄、山西省杰出女性,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其实,这些荣誉本身并不特殊,但这么多的荣誉叠加在一个人身上并且能保持“一辈子”,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确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对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来说,其意义就更为特殊。再从西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看,早在1943年,李顺达作为太行山区的劳动模范就积极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与西沟的6户贫农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西沟作为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是数十万中国农村的一个典型代表,曾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晋冀鲁豫区政府称赞为“边区农民的方向”,被中共太行区党委赞誉为“翻身农民的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沟“是共和国版图上唯一被标出名字的行政村”[4](总序P 1)。而西沟村所在的晋东南地区,曾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和中共山西各级党政部门的聚集地,从抗日战争开始,就成为共产党在山西发动民众,启迪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融入人民解放事业的策源地。西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典型,始终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在一定意义上,西沟就是集体化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实践基地。

《口述申纪兰》一书把申纪兰作为中国农村妇女的代表,把申纪兰生活的村庄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展现了申纪兰的人生经历和西沟村的历史风貌,从不同层面反映出“妇女”和“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中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巨大时代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妇女”和“农村”所产生的影响。

《口述申纪兰》一书以农村妇女为主体进行历史叙事,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看待农村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对妇女解放的影响,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通读全书,申纪兰如数家珍的口述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到历史变革的情境和场景之中。如在合作化运动时期,她是怎样起早贪黑在山上打坝修堤、植树造林,又是怎样被各级领导和记者发现而闻名全国的;在集体化的生产劳动中,她是怎样挨家走户发动妇女劳动力,又是怎样与男性劳动力进行犁地、耙地和放羊比赛而真正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在“大跃进”时期,她是怎样大炼钢铁,又是怎样在分管集体食堂时包野菜包子改善农民伙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怎样在山西省妇联主任的位置上苦苦煎熬了十年,又是怎样在“农民”与“干部”身份之间进行艰难抉择的;改革开放后,西沟村是怎样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她又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为西沟的村办企业争取各种社会资源的;等等。该书编者将申纪兰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全面推行的“集体化”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之中,一方面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具体探索过程,另一方面显现了妇女与革命、农村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环境互动中的各种复杂关系,预示了社会历史行进中一切“改变”和改变“一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在他人的言说中凸显历史的多种面向

《口述申纪兰》一书最值得称道的是,编者别出心裁地将一个人对自己的口述与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口述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对申纪兰本人的访谈凸显出当事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真实感受和具体认知,另一方面通过对众多“局外人”的访谈为人们全面了解申纪兰提供了多维的视角。从全书的体例看,“社会各界谈申纪兰”尽管在全书的篇章结构中仅列为一章(第十章),但在访谈篇幅上却占到除“附录”外全书总字数的1/3,涉及不同级别、不同界别、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访谈者达15人之多。可以说,围绕申纪兰“一个人”对“各级领导干部、学者作家、大寨人、邻村人、西沟人”等与申纪兰交往过密和了解不多的“各界人士”进行深入访谈是该书的一个独创,访谈对象的层次之高和代表面之广都是以往(妇女)口述历史难以企及的。如果说申纪兰对自己曾经的过往进行回顾,可能呈现的是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么社会各界集中对申纪兰一个人进行言说,为人们认识申纪兰、认识社会和历史提供了多维的视角。

我们知道,口述历史作为“活着的人的历史记忆”,尽管在记录历史方面有着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但记忆的有限性和个人认知的局限性常常会使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统览《口述申纪兰》一书,申纪兰对自己过往经历的口述更多侧重于曾经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具体“做了什么”或“怎样去做”的经验或感受,而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对一些事情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内在动因,她很难在历史和理论的层面解释清楚。因此,对社会各界进行访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申纪兰遗忘或不愿意说出或顾及不到、无法解释的诸多问题和细节,尤其是对那些有着一定身份、地位和学识的领导干部、学者和作家的访谈,不仅可以为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或理解申纪兰一切“做”的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提供窗口,还可以看出他们将申纪兰作为文化符号的愿望和期盼。该书中,个人口述与众人口述的交相辉映,使申纪兰由一个被形塑的政治人物还原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口述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实还原,已不在乎这些人所说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它们都是不同的声部”[5]。

三、在资料的累积中为未来提供借鉴

严格来说,《口述申纪兰》一书并不是一部口述史专著,其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史料性。该书编者在“后记”中明确指出:“为了适应申纪兰的叙述风格,我们没有将原始口述资料统一整理,以便文本看起来更整齐好看,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口述的原汁原味,包括地方方言。”[2](P 306)也许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是因为编者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口述史”与“口述历史”或“口述史料”的区别,所以,该书出版时并没有使用“著”或“主编”一类的词汇,而是用“编”来标识,这一方面说明口述者不只是访谈者笔下的“他者”,申纪兰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已实实在在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参与到了文本知识的建构之中;另一方面这种著录方式为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和角度深入解析申纪兰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该书“编者”最大的功劳就在于独具慧眼的“发现”和时不我待的“抢救”,以及通过对特定问题的设计提问,激活了人们可能丢失但却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其史料价值是弥足珍贵的[注]笔者以《口述申纪兰》一书为基本史料,先后撰写了《共和国见证者的生命足迹》(《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和《对全国劳模申纪兰的性别审视》(《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两文。,用编者的话说就是,这是一部“迄今为止申纪兰最为完整的口述资料”[2](P后记)。该书编者用“拉家常”的方式将申纪兰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并将口述内容悉数呈现,留给人们的理论思考和未来想象是悠长而深远的。

该书将“人大代表”一章作为全书的“开篇”,意味深长。正如受访者、作家赵瑜所说:“她给我们中国的民主进程,给我们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带来了一个独特的见证人,甚至是唯一的见证人。”[2](P 236)可以说,不论从地域的角度——农村,还是从阶层的角度——农民,抑或是性别的角度——妇女,申纪兰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注]尽管出身农民的申纪兰作为人大代表曾在媒体上遭受质疑,但将“申纪兰现象”置于中国历史的大变局之中进行观照,其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比如,如何看待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和“妇女”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她们”在“代表”的意义上有着怎样的政治意涵和文化价值,等等。著名作家赵瑜在口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上一度对申纪兰“举手代表”的质疑“是国家民主进步的一种表现”,因为申纪兰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的确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的反对意见很少,她对我们国家每一个阶段的政策和历史决策赞扬的很多”。但申纪兰人大代表的身份反过来可以反证“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形态,基本政治生态。这种政治文明的生态和形态,从申纪兰身上倒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是一个带有化石性质的科研对象,而不应该当作指责的对象”(李中元、刘晓丽主编:《口述申纪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8页)。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妇女参政议政是权利,还是能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妇女参政作为“基本权利,在这里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李慧英:《我国妇女参政要不要确定1/3比例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申纪兰改造工分制的举措不仅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妇女的政治主张,而且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政策做了历史性的准备。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制定了男女劳力应该按照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实行同样报酬的原则。1954年9月,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8条第2款):“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力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1955年11月,全国人大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推荐了两种工分制,即“死分活评”和“定额记工”,要求无条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这两种记工方法比以前的工分制度更加灵活,对提高妇女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申纪兰在西沟首倡并极力推行的男女“同工同酬”,不只是在妇女解放的意义上推动了男女平等,而且在国家制度层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样本和先例。所以,《口述申纪兰》一书将具有时代象征意义和文化符号价值的申纪兰及其生活的村庄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和“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焕发出的巨大能量以及所具有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将知识与权力、农村与城市、女性与男性、利益与资源分配等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世人面前,为学界和政界在文化建设和制度建构层面进行科学构想或未来规划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尽管西沟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蕴含其中的是“农民”和“妇女”参与中国政治民主生活的可能性,以及通过这种参与而进行社会改造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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