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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自述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2012-10-26

支部建设 2012年1期
关键词:申纪兰西沟

申纪兰自述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她是我国唯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曾先后13次见到过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专门宴请过她,邓小平称赞过她,江泽民称她“凤毛麟角”,胡锦涛总书记叫她“申大姐”,李鹏、朱 基、薄一波、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西沟看望过她。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她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过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采访过她;前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给她写过信。她——就是申纪兰。她说:“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申纪兰为什么是申纪兰”

我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从小就爱劳动。我父亲走得早,留下娘和我们三姐妹,家里没有劳力,生活难过。五六岁我就开始帮家里干活,送饭、拉牲口、拾柴火、拾粪,反正能干啥就干啥,手脚不停,劳动倒成了脱不开手的习惯。

1943年,政府号召“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度过灾荒”。李顺达在西沟组成了太行山上第一个互助组,共6户人家,当家人都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这一年,平顺二区和三区发生了蝗灾,县里动员全县人去灭蝗。当时山区农户“支前”热情高涨,很多年轻劳力都报名参加,但多数都是男劳力。我也想去参加,我娘嫌我小,又是女娃,就拦着我说:“你一个女娃,路又那么远,又要下梯,不要去了。”我想去灭个蝗虫能苦成啥样,我一定要去,最后就与村里的七八个妇女结伴,和男人们一块去了。没想到这一次灭蝗还真让我苦着了,一天走几十里山路,吃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围着 梯爬上走下,一到晚上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几天我都要跟不上集体了,男劳力劝我们女劳力回去,有几个女的实在跟不上就回去了,我想你们男人能干,我为什么不能,我咬牙坚持着跟男人们打了十几天蝗虫,直到集体轮换的时候才回家。我娘见我衣服也破了,脸也花了,急得眼泪都下来了,我心里却很轻松,我知道我做到了。这次灭蝗互助组还给家里拨了工分,这让我感到很光荣,这也是山南底村少有的事。互助组的干部说:“纪兰虽是个女娃子,却做了男人的事。”

最让我难忘的事,是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非常激动。我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李顺达,另一个就是组织委员宋金山,是他们培养我入了党。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牺牲了多少人,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农家女儿有说话的权利,有做主的机会。我是共产党解放了的,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重大的,我一定要跟着党支部,跟着李顺达,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把西沟建设好,把生命交给党,听党的话,永不叛党。

没有在旧社会活过的人,很难理解我的心情,也不会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怎样走过来的。我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干部,就得为党为国为人民服务。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有私心,就不要当干部;你要当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为人民服务。

“一辈子没生孩子,却接生了上百个孩子”

我是西沟第一个使用新接生技术为人们接生的人,那个老接生箱现在还留着呢!西沟40来岁的人,有100多人是我给接生下来的,很多人家,爹是我接生的,儿也是我接生的。直到我为西沟跑下医院项目,有了医院,我的接生箱才不用了。他们都不忘我。

一次,张建荣盖房摔伤了腿,我把他送往长治的医院。车开到邻县的黄牛蹄乡,有路霸拦车。我跳下车大声喝道:“你们要干甚?车上有重病号!”拦路的人中有人认得我,领着那伙人就跑了。我把建荣送到医院,治了他的腿。他们都怕我。

有人来我家,想尽办法让我给领导添点好话,美言几句,以使自己的进步快一点。还有公司来聘我,一个月给我发几万元工资,就为让我替他们跑车皮、拉项目、打通关节。他们都看错了我。

这50年我只顾在西沟滚爬了,没有做好媳妇,当媳妇也没给张家生养过孩子。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抱养的。我的丈夫张海良是个好人,孩子的事他都操心,他都管着,他对孩子做到了一个父亲应该做的,我却没有做一个好母亲。几个孩子都受了苦,没受到照顾,但都很好,都是好孩子,他们都理解我,从小到大都理解我。人家过年,我在猪场养猪,江平那会儿还小,跑过来叫我:“娘,人家都过年呢,你不往家走,奶奶叫你回家呢。”我说:“你快走吧,娘看猪呢,要是狼吃了猪,我怎么交代呀。”江平就自个跑回去了。后来,孩子大了,常常抽空跑来看我,可他们每次回来,别说吃上娘做的饭,见都见不上我人。孩子们理解我,他们都懂道理,没有给我找过麻烦,都支持我。

“文化不高不办坏事,素质不高不办违纪的事”

有人说我死脑筋,盖房子,自己栽了那么多树,还不该使上一根椽?我说,那“老包”是在舞台上,咱是在生活中。那些树,老李死了看不见了,我看见喽,我还能说,不要祸害了就行。群众需要可以砍,干部不要砍,一砍开就不行了。

这些年我遇到多少事,看过多少人,想当一个干部,十件事九件办好了一件没办好就有闲话,说甚的也有,听不下也得听,硬咽哩。要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可也真不容易啊!有的人,不让腐败他要腐败呀,他要没有权,他怎腐败呀,权是为谁服务呢,权是为谁掌呢?这就得问问自己为甚,你怎当上这个干部的,人民选你当的,党信任你当的,当上了你就违背党的原则办事,不给人民办事,这就叫个合格?咱们是在农民当中,不是高级干部,可是咱有名气了,责任也一样大了。可这名气是谁给的,享受是谁该享受呢?名气是党给的,名气是人民给的,不是你自己有多大本事,这个我倒清楚呢。

让你为人民服务了,你只为你的家庭服务,那你就是个家长,而不是领导。人要有私心就当不好干部。共产党这些年走得不容易,我跟着走也不容易。我文化不高不办坏事,素质不高不办违纪的事。50年,我没有领过大队一分钱补助。我为党是一颗忠心。下至农村上至国家的大事,我都要举手哩。要不说句公道话,还叫甚么人大代表?多大的领导我也见过,多大的困难我也遇过,我就是豁出命要走在前面。

“我一生最好的一点东西”

1977年,山西省委的会议特别多,我是妇联主任,也是省委委员,经常被叫去开会。开会的内容有几次都是让李顺达作检查,这让我很难受。李顺达那时突然被戴上了“反大寨代表人物”的帽子,开会时有领导让他认错。他说:“我没有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不能瞎说。说了瞎话,不是欺骗党、欺骗人民吗?”在山西省选举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时,省里有领导说李顺达不承认错误,就没有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还找我谈话,想知道我咋想的。我就告诉他们说:“老李是个好人,没说过一句坏话。”那天,我去看李顺达,我知道他心里也难受,就想安慰一下他,可走到门口,我还没说话,泪就长淌开了,人一生多不容易啊。我说:“顺达哥,你帮了我几十年,你这会儿到难处了,可我能帮你个啥呀?”李顺达看着我,反过来安慰我:“纪兰,这不是帮不帮的事!你就让我受着,你就不要管啦。”我说:“可是要选代表了。”李顺达严肃地对我说:“申纪兰同志,你一定要听党委的,西沟需要你。”这天,山西省委三届八次会议上选举党的十一大代表,当念到“同意李顺达的举手”时,全会场那么多人,没一个人举手,只有我一个人举着手,大家都转过来看我。会下,就有代表问我:“申主任,你怎还敢举手哩?”

我说:“党培养了老李,老李培养了我,老李是个好人,带头干过来的。我了解老李,不管你举不举手,我是要举手哩,住了法院也心甘。”

1983年7月,李顺达去世了。他是心脏病发作走的。我接到通知,和西沟党支部、村委会的一班人,连夜赶到了太原。从太原取回了李顺达的一半骨灰,我让人取出那块在西沟放了十几年的柏木打了一口棺材,把顺达哥安葬在西沟背后长满绿树的山坳中。在十几年前,西沟建接待站时,发现一块好柏木,顺达哥当场指着这块柏木对在场的人说:“这木头留着,将来谁对西沟的功劳最大就给谁。”他就是对西沟贡献最大的人。

我毕生都感激李顺达,他让我在西沟这个集体中得到成长,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的引路人。西沟的今天是他带着大家一点点干出来的,没有李顺达,就没有西沟的今天,没有西沟,就没有我申纪兰的今天,这就是吃水不要忘了打井人。

我想要西沟富起来。李顺达带领大家改变了这个穷面貌,我再给它创环境,让大家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一生最好的一点东西。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1973年,在山西省妇女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省妇联主任。省委很快给我准备了一套住房,我没有要,把原先住的宿舍腾出来,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床,就住在办公室。

接着,人事部门的人来找我,要为我办转户口。因为我这个主任还是个农民呢,户口不转,我的许多国家干部的待遇不好落实。

一听说是要转户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户口一转,我就再也不能算是西沟人了。我从西沟才走到北京,出了国,和毛主席握了手。现在让我离开西沟,我这个劳模还算是劳模吗?

人事部门的人左一趟右一趟来催我,我不知道咋办,就向妇联告假,决定回西沟一趟,我也想给自己找个答案来。

我没有坐副主任为我安排的那辆单位的吉普车,我回西沟是私事,公车我不能用。我搭了长途汽车先到长治,再转车到平顺,然后步行回了西沟。

离家将近半年了,走时地还没种,可眼下庄稼都快能收割了。满山的树,满沟的庄稼;站在村口,我眼泪都落下来了。

听说我回来了,大半个村的人都跑来看我,我在西沟住了几天,主意就定下来,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自己离不开西沟。

回到太原,我就向省委提出我要回西沟的申请,请省委批准。

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我有些激动地说:“我的户口在西沟,我的级别是农民。我向周总理保证过,要把西沟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我还怎么绿化荒山?我是太阳底下晒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坐出来的。这里已有这么多干部,我不想再添人,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你非叫我坐不行,把我也弄病了,工作也就弄塌了。”

省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同意了我回西沟的申请,人可以回到西沟,但职务仍然是省妇联主任,仍要主持省妇联的工作。我就向省委提出六个请求: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我在西沟劳动,这些都不需要。省妇联的日常工作可由一位副主任主持,除非需要我做的事,我就来,没事我就在西沟劳动。

省委全部都同意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西沟,有事就去妇联开会,没事就在西沟参加劳动。这年我在西沟也挣了一百个劳动日,不过挣的也全花在西沟和太原来回的路费上了。

1983年,我从妇联卸任,彻底回到西沟。李琳从太原赶到西沟看我,我正在地里担肥,他找到地里,握着我的手说他很担心我有失落感。

我说:“李书记啊,你了解我,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那办公室里坐的人,还是西沟好!”李琳说:“我看你是跟西沟绑在一起了。现在地都分了,你还想做甚?”我说:“李书记,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我一句话把李琳说得眼里流了泪,他说:“纪兰,你能把自己变成现在这样,不容易啊。”说着话,想到以前,我们俩都哭了。

从建国到现在,有60多年了,共产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不容易,我这60多年跟着党走也不容易。我文化水平不高,劳动使我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党培养了我,李顺达带着我,西沟百姓支持我,我才走到了今天。共产党这些年是摸着走,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带向富强,多难呀!没有了公社,我在西沟领着大家致富办企业,一摔一个跟头,多难呀!有记者问过我:“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我说:“忠诚。”

上世纪50年代,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农家女儿,当选了农业合作社副社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全国劳模,当了全国妇联执委,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还受到了毛主席接见,被周总理请到家里做客。在这条路上,就像薄老说的,风风雨雨,我这个腿疼也是个教育,不疼了就赶紧走,疼起来我慢点走。哎,走走它就不疼了,我想这个越走越好,我这个老了,还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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