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玲（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历史的发言之权从来都是强者，而历史的撰写也都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自神秀与慧能那一偈之争，就有了“天下散传其道，谓秀宗为北，能宗为南。南北二宗，名从此起。”此后“南能北秀”成了中国禅宗的分水岭的标杆，南宗也一直被认为更胜一筹。而北宗，在神会于滑台大云寺无遮大会上向神秀一系提出质疑之后渐渐消损于南宗禅的灯录之中。虽然北禅宗在历史上渐渐没落的史实已经很难去逆转，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达摩东来，到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恪守师门传统，他将佛教经典奉为圭臬，可谓是科班出身、根正苗红，在此角度上可以说北禅宗是早期中国禅宗的延续。

尽管“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比，显的略逊一筹，但并没有到判若云泥的地步。西方学者马克瑞博士在《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中所言“南宗是奠基于北宗的，没有北宗，就不可能有南宗”，笔者认为这是客观而公允的评价。无论是渐修还是顿悟，行为方式受思想观念的指导，究其背后的原因，是在于其对人心和佛性的看法，因而本文将从人心与佛性的角度来探析北宗与南宗的差异。希冀能给与人们审视北宗时新的视角，从而引起新的思考。

人性与佛性的界定：

佛教经典繁复，宗派众多，如星云密布，无论各门宗派有着多么深厚的义理和精微的修行方法，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到达彼岸，涅槃成佛，而各个宗派的区分更是在于其涅槃成佛的形式，决定形式的则在于其内在思想。人性是否可以与佛性画上等号？众生是否有佛性？众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佛，众生如何成佛等问题贯穿了禅法修道的核心。

明心见性，涅槃成佛是禅宗的终极诉求。如果说南宗中的人性与佛性是水乳交融，一体两面的的话，北宗的人性与佛性则是二元对立的，人性在此岸，而佛性在彼岸，此岸到彼岸有着长长的“取经之途”。心性，不可分别而论，性离不开心，心也离不开性。北宗的心有净心和染心之分，《观心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于四大、五荫（阴）本空无我，了见自心，有二种差别。云何为二？一者净心，二者染心。其净心者，即是无漏真如之心；其染心者，即是有漏无明之心。”[2]净心是无漏真如之心，染心是有漏无明之心。大乘起信论中也有记载，清净心是心体本所有，因不觉而起无明，被烦恼污染，所以有了染心。染心即是妄想心。

佛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是智慧、觉悟的意思；佛陀是指觉者，是觉悟了的人。北宗和以前所有的大乘佛教一样，认为人心和佛心是相通的，但人心与佛心是不可等同言之的。“一心具真如、生灭二门”，一般来说，人一出生，便深处世俗的泥淖之中，难以逃脱爱恨别离欲望的束缚，免除生老病死苦痛的轮回，业障深重的染心与成佛有着碧落黄泉的距离。那澄澈清明的净心是佛心？不，净心是法，是成佛的方法，是“真如清净法乳”。“我今身中定有佛性，成以不成，未能审之……。”[3]人心与佛心之间有相通，众生虽有佛性，但未必成佛已有定性，人心与佛性之间还是有道需要跨越的鸿沟。

人心与佛性的悬隔：

北宗将人心分为二元对立的染心和净心，将其与佛性对立起来，而净心更趋向于佛的境界，这是其理论的基础，也有其合理性。正是因为人心和佛性之间存在着悬隔，才使得修心之行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只有一步步去除染心的妄想和幻象，使其纯净无垢，众生才能得到心灵的宁静。也正因为如此，修心之心才有了终极归宿。清净无垢的佛性成了修心一路的指向标和理想境界。这种理想境界是玄远虚幻的，它就像海上的浮标，永远在远处指引着在深海上漂流着寻求一处清净之地的心，但它总是与你若即若离，你每离它近一寸，它却又被海浪冲远一寸。

同时，悬隔在远方的佛性虽然有着玄远的距离，但也给了众生修心成佛的保证。在《修心要论》中，清净心与真心并举，被视为与真心同一，“清净之心，此是本师”[4]，并且有“自然而然，从不外来”之说，清净心被视为与生命本体同在的、内在于生命的本体的，而《修心要论》中言“若识（真心）者，守之即到彼岸；迷者弃之，即堕三涂，故知三世诸佛，以自真心为本师”[5]，守住清净心，即可成佛，到达彼岸。

人心的自我超越

神秀言“一切佛法，本心自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成佛是内化的，是“追本溯源”的，是对自心的超越。要从本心自有的净心也好、染心也好，像鲤鱼跃龙门一般“一跃成佛”是不可能的，是要经过守心、观心、乃至看无所处的看心等渐“修”的过程。

守心不是禅宗所独有的，但却是大兴于北宗的。“但能显然守心，妄念不生”；“守本净心，妄念不生，我心所灭，自然证解”；“知法要，守心第一”；“三世诸佛，皆从识性中生；性中先守真心，后得成佛。”[6]守心可使妄念不生，使烦恼妄相寂灭，得解脱，可知法要，入道场，悟道成佛。

观心也是如此，大乘佛教亦有观心之说，但它也是在传言为神秀所作的《观心论》中被大力提倡，“若复有人志求佛道，当修何法，最为省要？唯观心一法，总摄诸行，名为最要。”“唯只观心，不修戒行，云何成觉？持戒、行六波罗蜜即在制三毒，观心即制之”“摄心内照，觉观常明，三毒永灭”[7]，志求佛道的关键在于观心，制贪嗔痴三毒，去染心获真如净心。

由守心、观心，发展就是看心了，“万般求法，不如看心”[8]，“离一切妄想习气，则名诸佛，所以令看心，除一切心想、妄想、习气”[9]，所看之心是已经经过层层净化后的净心，其实质是“以无所心，看无所处”。看无所看，看无所处，这时的看心，已经不是一个具体可看的心。此时的看心相对与守心、观心而言，已经更为抽象，也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境界。

结论：

正是北禅宗将佛性内化为心性的自我超越，众生悟道成佛也全然变成了纯粹的心性自觉，人性与佛性的间隔被缩短到了最大限度，才有了后期南禅宗一念之间的顿悟成佛；北禅宗对人性的理解和理性的约束，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意义上还是世俗生活上都达到了某种平衡，才能使得其能在皇家宗室中蔚然成风；其守心、观心、看心之法在当今高压的快节奏社会保持心灵的恬淡舒缓仍有借鉴意义。

注释：

[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8，《大正藏》第50册

[2]铃木大拙：《<达摩观心论>(破相论）五本校对》，《铃木大拙全集》别卷一，东京：岩波书店，第576页

[3]黄勇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514页

[4]同上

[5]同上

[6]铃木大拙：《<达摩观心论>(破相论）五本校对》，《铃木大拙全集》别卷一，东京：岩波书店，第576页

[7]黄勇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525页

[8]黄勇武主编：《敦煌宝藏》第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