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

关于游牧和农耕族群之间的关系，很早就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往有很多论著论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综观已有的成果，由于学者的切入视角差异很大，导致结论也千变万化，即便是对同一事件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大体而言，已有的研究呈现以下突出特点：

其一，从历代王朝的视角对两大族群的互动进行探讨。其中以农耕族群为主体建立的历代王朝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游牧族群则作为配角属于落后的或被动地被论及，或被视为中原中心论。这是国内众多中国史(通史类)著作普遍的叙述方式，十分普遍，无需例举。

其二，从历代王朝的治边政策，由汉族—少数民族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游牧族群是被治理的对象，其掠夺性特点被夸大，文化被看低，或视其为落后。这是一般民族史著作或边疆史著作经常采用的方式，也被视为属于“中心—边缘”模式的叙述方式。*相关研究成果很多，限于篇幅不具体评述，可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20世纪末期，有学者在西方学界影响下提议从“边缘”或边疆的视角探讨两大族群及其互动，但似乎也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自然也难以彻底改变上述两种基本研究模式。

其三，国外学者则是从骑马民族国家、内陆亚洲等视角将游牧族群“独立”出中国历史进行探讨。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 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 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是其中的代表作。新出现的“新清史”学派虽然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满洲及其建立的清朝，但其视角也是放在了满洲一方，并无根本性创新。近年来，“新清史”学派遭到了国内很多学者的批驳，但所谓的“内陆亚洲”视角却得到了个别学者的吹捧和奉行，甚至出现了有学者从“中亚”视角看中国边疆历史的做法，岂不知此和前述国外著作的视角是异曲同工的，将“边疆”脱离开中国进行阐述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自2002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探讨汉唐时期东北亚高句丽政权历史包括归属问题，旁及中国疆域史的研究，笔者发现，尽管学界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部疆域史著作，但多是从“民族国家”或“王朝国家”的视角来阐述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这些著作所阐述的内容基本是属于对历代王朝疆域的具体考述，之后命名为“中国疆域史”。至于这些王朝之间、疆域之间是否存在有机联系，则尚有待对其进行理论概括，因此遇到边疆政权的归属问题时往往难以圆说，或没有给出合适的理论解释。“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刘 昫：《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刘 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1页。这是唐人李大亮、温彦博对唐代“天下”族群关系的认识。尽管其也将“天下”百姓分为“中国”“夷狄”两大群体，并将其比喻为“本根”与“枝叶”、“太阳”和“列星”，但仔细分析，他们的认识依然是将两大群体看为一个整体的：本根与枝叶构成了树；太阳与列星则构成了完整的星系。由此，也影响到了我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中华大地上诸多族群的凝聚和交融的一些理论思考，从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阈下探讨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和族群的凝聚及其互动关系，即是我选择的视角之一。

2012年，笔者将研究对象首先确定为农耕王朝和游牧行国以及由此带来的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凝聚和互动，以此申报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子项目：“游牧行国与藩属体制互动研究”，该项目现已经顺利完成，此文即是该成果完成之后的再思考。笔者试图从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阈，观察游牧与农耕两大族群的凝聚及互动轨迹，进而诠释二者在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因为笔者将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划分为自然凝聚和碰撞底定两大时期，而清朝的疆域是自然凝聚的最后结果，*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因此将考察的时段限定在自然凝聚时期。从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互动历史看，自然凝聚时期两大族群的互动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并呈现不同的特点，以下分别就分期的原则和特点做概要阐述。

一、1世纪之前：先秦到秦汉两大族群碰撞、对峙和交融，农耕族群是最终的主导者

关于游牧和农耕的起源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但现有文献却明确记载了最初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环境对族群凝聚的影响，并依此来划分族群，由此有了“中国五方之民”的观念：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81～182页。

在五大族群凝聚的过程中，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互动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族群凝聚和互动的历史看，至秦汉时期，两大族群在实现各自凝聚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大一统”政权的形式形成了碰撞、对峙和交融，而这一过程的结束则以永元三年(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范 晔：《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54页。为标志。这一时期，两大族群的凝聚与互动具有四大特点：

(一)农耕和游牧族群先后完成了凝聚，并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政权

从已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农耕族群先于游牧族群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凝聚。对于农耕族群的凝聚和发展，如果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以及遍布在中原大地上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为我们提供的是早期农耕族群由分散逐步走向凝聚的朦胧认识，那么出现在汉文典籍中的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依次出现，则将农耕族群先后凝聚为夏人、商人和周人。而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秦王朝，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由于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的“大一统”且“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农耕族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秦人。汉代秦而立，随着疆域的扩大，农耕族群的分布范围在拓展的同时，凝聚的程度和规模也不断发展，并以“汉人”的身份开始与游牧族群进行互动。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等称呼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农耕族群凝聚规模不断壮大的轨迹，另一方面也是汉王朝这一政权存在对族群凝聚具有重要影响的直接证据。

在农耕族群完成凝聚的同时，游牧族群的凝聚也在持续进行着，并且其凝聚也呈现着大体相同的特点。东胡、月氏、乌孙、匈奴是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中的几个势力较大的游牧行国，而月氏和乌孙由河西走廊向西方的迁徙及东胡分裂为乌桓和鲜卑两部分，则是匈奴核心区域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尽服从北夷”，*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9～2890页。为我们认识这一核心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东至东胡的活动区域，南至故河南塞，西界于月氏、氐、羌，北则囊括了“北夷”。匈奴游牧行国核心区域统治秩序建构的完成，也是对游牧族群整合的开始，类似于汉王朝对农耕族群的整合，与“汉”称呼的出现具有同样意义，草原族群由于匈奴游牧行国的出现也由此实现了凝聚，并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匈奴”，而此前见于史书记载的楼烦、白羊等族群名称消失于史则是这种整合的结果。匈奴由此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游牧族群凝聚主体的代名词。

(二)在政权建立初期，两大族群互动过程中出现了匈奴和秦汉的碰撞，长城的修筑则是标志

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在各自实现凝聚的过程中即出现了碰撞。如果说“胡服骑射”是互动中游牧族群带给农耕族群的一个军事技能进步的话，那么长城的出现，则是两大族群剧烈碰撞的真是写照。《史记·匈奴列传》载：

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885页。

而《汉书·匈奴传》又载：

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物)[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班 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8页。

因此可见，长城的出现是两大族群在互动中碰撞而导致的直接结果，并成为两大族群的分界线，于是在汉文帝的诏书中出现了以长城为界的表述：“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2页。长城防御体系由此也奠定了在汉代及其之后一直到清代游牧与农耕族群之间的人为构筑的分界线。

(三)两大族群碰撞的结果是出现了汉与匈奴的对峙，和亲现象的出现是其标志

如果说修筑长城抵御游牧族群南下对于农耕族群来说还有积极主动防御的意味，那么和亲政策的出现，则是双方由碰撞发展到对峙的产物。形成对峙的原因，从农耕族群而言，尽管西汉的和亲怀有“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19页。匈奴的美好愿望，但游牧行国匈奴的单于并没有“一统”农耕地区的意愿却是关键性因素。冒顿单于白登之围放过刘邦以及在“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6页。等等记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汉与匈奴对峙的出现，并非双方势力均衡的结果，这也是汉匈关系不稳定，两大族群最终在汉武帝时期最终走向碰撞、重组的重要原因。

(四)对峙之后匈奴被纳入到了汉朝的管辖之下，两大族群也有了交融的出现

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采纳了雁门马邑豪聂壹的建议，遣兵30万设伏于马邑，欲以马邑引诱匈奴单于领兵前来，围而歼之。但遗憾的是为匈奴单于发觉而未果，自此后“匈奴绝和亲，攻当塞路，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班 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5页。西汉王朝和匈奴的关系由此转入战争，两大族群的互动由此进入了碰撞和重组的状态中。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遣使至西汉，表示要在三年朝觐西汉宣帝以确立双方的臣属关系，则标志着两大族群的碰撞和重组有了初步结果，即原属于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乌桓和鲜卑都纳入到了西汉王朝的羁縻统治之下。匈奴呼韩邪单于虽然得到了“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的殊礼并拥有西汉王朝颁发的“黄金玺”，但也难以否认，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臣”，西汉王朝实现了对游牧族群的控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王莽新朝取代西汉王朝，期间两大族群也自然出现了交融的态势，为匈奴融入农耕族群之中埋下了伏笔。

二、从“匈奴遁逃”到北魏灭亡(91～534年)：游牧族群的鲜卑是主导者

一如王莽废汉立新并没有中断汉朝对农耕族群的维系一样，南北匈奴的分裂也并没有影响到在匈奴旗号下游牧族群的凝聚和发展，但铭刻于燕然山崖壁上的石刻所记载的永元三年(91年)东汉窦宪对北匈奴的进攻，对于游牧族群的影响则是重大且具有决定性的。此役，不仅结束了匈奴对游牧族群整合的历史，而且也为鲜卑取代匈奴成为草原游牧族群重新凝聚的核心提供了有利条件，两大族群的互动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第二阶段，推动两大族群互动的力量已经不再是农耕族群，而是源自游牧族群的鲜卑。这一时期两大族群互动呈现以下特点：

(一)农耕族群由凝聚到分散，政权状态则是由东汉到西晋，先后对境内的族群进行着整合，并出现了源自这些政权而形成的汉人、魏人、蜀人、吴人、晋人等称呼

解决了匈奴问题的东汉王朝也很快步入了乱世，“奉天子以令诸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三，建安四年春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056页。的曹操虽然依然举着“汉”的旗号，但“汉”已经难以维系农耕族群的凝聚。随着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形成，农耕族群也被分为了三部分。在《三国志》中，“魏人”“吴人”“蜀人”分别用来称呼曹魏、孙吴、蜀汉三个政权境内的族群。而西晋统一中原后，“晋人”的称呼于是也出现在《晋书》的记述中。《晋书·北狄传》有：“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这些称呼的演变，一方面体现着政权建构对族群聚散离合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政权也再不断加深着农耕族群内部的融合。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房玄龄：《晋书》卷七十八《孔安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57页。经常被一些农耕族群的士人作为划分势力集团的标志，则是融合加剧的逆向反映。

(二)南匈奴融入农耕族群，北匈奴则实现了身份由匈奴到鲜卑的转化，游牧族群有了鲜卑化的趋势

被匈奴整合的游牧族群，南部的部分被称之为“南匈奴”，逐渐走上和农耕族群融合的道路，而留在草原的被称为“北匈奴”的匈奴人,则实现了身份由匈奴到鲜卑的转变。当今学者一般认为鲜卑的活动地域是在乌桓之北的大兴安岭一带，而鲜卑最初是作为匈奴游牧行国的组成部分与农耕王朝藩属体系发生关系的，时间是在东汉初期。《后汉书·鲜卑传》有：“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也就是说，在匈奴游牧行国时代，鲜卑也被纳入到了其游牧行国体制之下，是匈奴游牧行国的外围属部，而按照《汉书·匈奴传》的记载，则应该属于匈奴左贤王管辖。东汉时期逐步南下，鲜卑被东汉利用成为打击北匈奴的重要力量，但由此也逐渐壮大。在北匈奴离散之后，“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范 晔：《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6页。这一记载一方面说明鲜卑成为草原游牧族群凝聚的核心力量，匈奴余众“自号鲜卑”即说明了这一点；另一面则表明，鲜卑继匈奴之后，开始了又一轮的对草原游牧族群的整合，而鲜卑政权则在整合中不断壮大，最终成为了草原霸主，游牧族群开始了鲜卑化的历程。

(三)鲜卑在实现对草原族群“一统”的基础上，建立了含有农耕族群在内的北魏政权，两大族群的互动进入了对峙状态

鲜卑对游牧族群的整合也不是一撮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桓帝时，檀石槐已经完成了对鲜卑各部的整合，在匈奴故地建立起了南至东汉边郡，北与丁零为邻，东西界于夫余、乌孙之间的地域辽阔的游牧行国。而最迟在延熹九年(166年)，檀石槐已经完成了对草原族群的统一，仿照匈奴建构起了由东、中、西三部分构成的游牧行国管理体系，各部置大人，下辖数量的“邑”，而统归檀石槐节制。*范 晔：《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989～2990页。遗憾的是，檀石槐建构的鲜卑游牧行国维持的时间较短，在其死后即分裂了，因而可以算作是鲜卑对草原族群的第一次整合。其后，鲜卑虽然在曹魏时期又有了一次凝聚整合的努力，但因魏幽州刺史王雄暗杀了其首领轲比能而再遇挫折。*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三，明帝青龙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58页。不过鲜卑追求统一的梦想并没有中断。至晋代，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等诸燕政权多是鲜卑人努力实现这一梦想的结果，而鲜卑拓拔氏在公元315年建立的代国，后改称魏则不仅实现了统一鲜卑的梦想，而且完成了对中国北部的统一，和南朝对峙，构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成为第一个被纳入到中国传统王朝系列由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互动，随着北魏对中国北部“一统”的实现而进入对峙状态。

(四)进入中原地区的“五胡”与农耕族群在诸多方面实现了交融，“五胡乱华”观念的出现乃至强化是农耕族群对交融的被动反应

对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族群互动，传统以“五胡乱华”来描述，今人则多在“汉化”语境下，以“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称之。但如此评价，并不能准确和全面揭示游牧族群南下或东进中原对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意义。从互动的视角看，以匈奴、鲜卑等游牧族群为主体的“五胡”进入农耕区域，在将农耕族群纳入到游牧行国体制之下的同时，其所建构政权的性质也在实现着由游牧行国向传统王朝的转变。而外在的样态即是重塑“中华”，也即习惯所认为的“汉化”。游牧族群的这种主动“融入”行为，不仅仅表现在不同族群在血脉上的融合，从文明传承的角度也可以视为是对“中国正统”的争夺和对“中华”的继承和发展。而更有意思的是，游牧族群的“融入”努力是得到了农耕族群认同的，大通元年(529年)南梁重臣陈庆之在出使北魏后所言，“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后梁中大通元年闰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854～4855页。可以视为是农耕族群认同游牧族群“融入”的表现。而《魏书》被列入正史，则更突出表明了农耕族群对游牧族群所建政权完成由游牧行国向王朝国家转型，且实现了重塑“中华”的认同。

三、北魏分裂到唐朝灭亡(534～907年)：农耕族群是最终主导者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仅标志着鲜卑对中华大地北部族群整合的结束，同时也是游牧族群推动两大族群互动能力弱化的重要标志。而接下来出现的隋朝，虽然源出于北魏分裂演化而来的北周，但已经彻底失去了游牧行国的特点，已经被视为农耕族群所建立的传统王朝。因此，北魏的分裂及其后隋王朝的出现，是两个大族群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而农耕族群由于隋王朝及其为唐王朝所取代，再次成为两大族群互动的主要推动者。这一时期两大族群的互动，总的趋势是游牧族群开始了不断被突厥、薛延陀、回纥等先后整合的过程，在努力实现着和农耕族群所建王朝对峙的情况下，最终依然是游牧族群被纳入到农耕族群所建王朝的藩属体系之内。由此观之，这一时期两大族群的互动呈现如下主要特点：

(一)农耕地区由分裂走向凝聚，南北朝到隋唐，先后出现了以南朝名称乃至隋唐为名的族群称呼

南北朝的对峙从中原的传统视角看，一般被视为中华大地的分裂时期，但从两大族群互动的视角看，随着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及向北齐、北周的演变，不仅鲜卑主导的中华大地北部地区族群互动已经告一段落，而且脱胎于北周的隋王朝则成为了整合农耕族群的主导者，在宋、齐、梁、陈将农耕族群分别整合为宋人、齐人、梁人、陈人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对农耕族群的整合，农耕族群开始以隋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华大地的政治舞台上。《旧唐书·淮安王神通子道彦传》载：

李靖之击吐谷浑也，诏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时朝廷复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党项首领拓拔赤辞来诣靖军，请诸将曰：“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诸将与之歃血而盟，赤辞信之。*刘 昫：《旧唐书》卷六十《淮安王神通子道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43页。

(二)游牧族群也由分裂走向凝聚，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回纥汗国、契丹等的出现是标志，这些游牧行国的出现，由此也将游牧族群整合为了突厥人、薛延陀人、回纥人、契丹人等

与农耕族群的凝聚同时，在这一时期草原虽然也出现了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回纥汗国等游牧行国的不断更替，但因为持续时间不长等各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像汉王朝的长期存在而遗留下了以“汉”为名称的族群称谓，而是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游牧族群凝聚为了突厥人、薛延陀人、回纥(鹘)人等不同的群体。值得关注的是，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尽管作为核心部落称呼的突厥、薛延陀、回纥在血缘上还有着某些渊源联系，*《新唐书·突厥传》载：“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8页；同书卷二百一十七上《回鹘传》则载：“回纥，其先匈奴也”，而卷下则载薛延陀与之同属铁勒。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1页。但这些部落却成为了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回纥汗国凝聚其他游牧族群的核心力量，而凝聚形成的族群虽然依然被称呼为突厥人、薛延陀人、回纥(鹘)人，但已经与原有的核心族群则有了很大的区别，融入了更多其他游牧族群的成分。

(三)农耕族群建立的隋唐王朝将游牧族群纳入到王朝藩属体系之下，让两大族群有了进一步多方面的交融

游牧族群所建立的游牧行国，尤其是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回纥汗国等，虽然实现了对草原地区的“一统”，但其势力基本限定在游牧族群的活动范围，而农耕族群所建立的隋王朝及其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唐王朝，则实现了将游牧族群纳入到其藩属体系之下。这一方面为两大族群的活动提供了更为辽阔的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多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包括两大族群在内的中华大地上的族群沟通创造了灿烂的盛唐文明。这一点从隋唐朝举行重大政治活动时演奏的九(十)部乐的构成，即能够充分得到证明。《新唐书·礼乐志》载：“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九(十)部乐是盛唐文明中礼乐文化的核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包括两大族群在内的中华大地上诸多族群交融的状况。

(四)农耕族群主导着两大族群的互动走向

这一时期，尽管游牧族群建立的东突厥汗国等对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互动形成了重要影响，但总体而言，农耕族群所建立的隋唐王朝还是主导着两大族群的互动走向，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前更是如此。东突厥汗国的覆亡、薛延陀汗国的骤兴骤灭、唐王朝管理包括游牧族群在内的众多边疆族群的都护府体制的完备*关于唐王朝的都护府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参见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以及唐太宗李世民“天可汗”称号的获得等，都是最为有力的证明。《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四年(630年)，“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新唐书·北狄传》：“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后者虽有溢美成分，但也体现着唐王朝是唐代两大族群互动的推动者，并主导着互动的走向。

四、后梁建立到元朝北迁草原地区是第四个时期(907～1638年)：游牧族群的蒙古是最后的主导者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虽然对游牧族群的控驭能力有所减弱，但作为一种象征，还是主导着回纥汗国等游牧族群所建政权与唐王朝的关系，并将这种能力延续到了唐王朝为后梁所取代。后梁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原又进入了分裂状态，北方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更替，南方则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等十国的割据，农耕族群则由此被划分和整合为更多不同的族群。而更重要的是，出于游牧族群的契丹在整合草原游牧族群的基础上，将势力触角伸向了农耕地区，成为了五代更替的背后推手。继之而出现的北宋虽然实现了农耕族群的局部统一，但在游牧族群的冲击下，作为北宋继承者的南宋王朝，则仅仅维持着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耕族群的控制。而结束中华大地政权林立，实现“大一统”的，则是实现游牧族群“一统”的元王朝。由此，以契丹为先导，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建立的蒙古汗国及其后的元王朝，则重新让游牧族群成为了推动两大族群互动的主导者，并将活动在中华大地上更大区域内的族群都纳入了整合的范围内。这一时期两大族群活动的主要特点是：

(一)农耕族群由分散走向凝聚，宋人以及汉人(包括南人)的出现是其凝聚的结果

和汉王朝将农耕族群凝聚为汉人的途径一样，这一时期农耕族群也因为宋王朝的存在而被整合为宋人，开始以“宋人”的身份活动在中华大地的政治舞台，并与游牧族群凝聚而成的辽人、金人相对应出现在史书之中。《金史·交聘表上》有：“天下之势，曷有常哉。金人日寻干戈，抚制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辽也，岂一日哉。……辽人过计，宋人亦过计。”《宋史·食货上》则有：“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南宋和北宋王朝的交替，在学人眼中一般视为宋王朝的延续，但在蒙古人的眼中，南宋的百姓虽然还是自称为宋人，却被称为了“南人”。忽必烈即说过：“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宋 濂：《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16页。不过尽管称呼不同，但宋人、南人群体的形成则是两宋王朝对农耕族群整合的结果。

(二)游牧族群也由分散走向凝聚，辽人、金人、蒙古人的出现是其凝聚的结果

在农耕族群被整合为“宋人”的同时，游牧族群也经历着被辽王朝、金王朝的整合，在《辽史》、《金史》及有关典籍中出现的“辽人”、“金人”即是整合的结果，而随着辽、金被蒙古汗国及其后出现的元王朝取代，游牧族群凝聚和整合在经过了匈奴化、鲜卑化、突厥化、薛延陀化、回纥化、契丹化、女真化之后，最终实现了蒙古化，且定型于蒙古。《南村辍耕录·氏族》虽然罗列了蒙古72部：

阿剌剌、札剌儿歹、忽神忙兀歹、瓮吉剌歹、晃忽摊、永吉列思、兀鲁兀、郭儿剌思、别剌歹、怯烈歹、秃别歹、八鲁剌忽、曲吕律、也里吉斤、扎剌只剌、脱里别歹、塔塔儿、哈答吉、散儿歹、乞要歹、列术歹、颜不花歹、歹列里养赛、散术兀歹、灭里吉歹、阿大里吉歹、兀罗歹、别帖里歹、蛮歹、也可抹合剌、那颜吉歹、阿塔里吉歹、亦乞列歹、合忒乞歹、木里乞、外兀歹、外抹歹、阿儿剌歹、伯要歹、捏古歹、外剌歹、末里乞歹、许大歹、晃兀摊、别速歹、颜不草歹、木温塔歹、忙兀歹、塔塔歹、那颜乞台、阿塔力吉歹、忽神、塔一儿、兀鲁歹、撒术歹、灭里吉、阿火里力歹、扎马儿歹、兀罗罗歹、答答儿歹、别帖乞乃蛮歹、也可林合剌、瓮吉歹、术里歹、忙古歹、外抹歹乃、朵里别歹、八怜、察里吉歹、八鲁忽歹、哈答歹、外剌*对游牧族群蒙古化的过程，亦邻真先生有过系统阐释，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但经过蒙元时期的蒙古化后，在明代以后草原的游牧族群即已经以“蒙古”身份参与两大族群的互动。*对游牧族群蒙古化的过程，亦邻真先生有过系统阐释，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三)从契丹人扶持农耕政权、辽金与两宋对峙，到元朝“大一统”，游牧族群将农耕族群纳入了游牧行国体系之下，四等人的划分促成了蒙古、色目、汉的凝聚，但不利于进一步凝聚

在农耕族群凝聚为宋人的同时，两大族群之外的其他族群也被裹挟其中，尤其是元王朝四等人政策的实行，客观上也促成了“汉人”群体的形成和进一步凝聚，以及在色目基础上凝聚而成的回回族群的出现。元王朝依据族群的不同、被征服的前后顺序将境内的众多族群分为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包括畏兀儿人、回回人、钦察人、康里人、唐兀人、汪古人等为第二等；汉人，主要是指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为第三等；南人，主要指宋王朝辖下的汉人。*《南村辍耕录·氏族》记载：色目31种：“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剌乞歹、赤乞歹、畏吾兀、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剌、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蜜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剌鲁、秃鲁花、哈剌吉答歹、拙见察歹、秃鲁八歹、火里剌、甘木鲁、彻儿哥、乞失迷儿”。汉人有8种：“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后注“女直同”。四等人的划分，虽然不利于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之间的整体交融，但却有助于等内族群的凝聚和交融。曾经建立实现中国北部统一王朝的契丹、女真人，除居住在故地的女真人外，进入农耕地区的部分不仅实现了族群身份的转变，也成为了农耕族群的组成部分。伴随着这些族群的消失，一些族群，诸如汉人得到了壮大，同时在族群融合中也诞生了一些新的族群，畏吾儿、回回即是在宋辽金元时期的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

(四)两大族群活动的主导者在金与宋的对峙中实现了换位，游牧族群最终依然主导着两大族群的互动走向

宋、辽、金以及西夏等的对峙习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且是以两宋王朝的视角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给予了北宋王朝很高的评价。但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则是在这一时期两大族群互动主导者的换位，游牧族群重新成为主导者虽然是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但却让游牧族群成为了多民族国家定型的最终决定者。如果说“澶渊之盟”体现着游牧族群所建立的辽王朝虽然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但和实现了农耕族群“一统”的北宋之间的势力对比有着某种平衡性的话，那么在灭辽之后的金王朝面前，南宋统治者则“愿去尊称，甘自贬黜，请用正朔，比于藩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75页。不仅失去了主导两大族群互动的愿望和能力，甚至自身也成为了游牧族群所建政权名义上的“藩属”。在辽、金王朝的努力之后，实现了草原游牧族群整合的蒙古汗国则继承了契丹、女真南下农耕地区的方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最终建构起来兼有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元王朝“大一统”，并依据文化特点和降附时间的先后将境内族群按照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行了区分，真正成为了两大族群互动走向的主导者。

五、明清时期(1368～1911年)两大族群的交融：最终主导者是源出游牧的满洲与蒙古人的联合

农耕族群建立的明王朝虽然在1368年结束了蒙古人主导两大族群互动的历史，但却没有能力将游牧族群长期凝聚而形成的所有蒙古人纳入到其有效控制之下，两大族群的互动也由此又呈现为对峙的状态。《明史·地理志一》载：

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张廷玉：《明史》卷四十《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2页。

这是对明王朝实现农耕族群凝聚范围的大概描述，虽然与汉、唐、元的“大一统”存在较大差距，但基本涵盖了农耕族群的主体部分，而长城防御体系的再次完善，一方面人为限制了两大族群的互动，使互动以对峙和攻防的状态呈现；另一方面也使明王朝农耕族群所建王朝的特点更加明显。两大族群对峙状态，最终是由作为女真后裔的满洲联合蒙古建立的清王朝结束的，清王朝在实现中华大地“大一统”的同时，废弃了长城防御线，试图将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都整合为了其“臣民”，成为大清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两大族群互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明朝实现了对农耕族群的再次整合，明人和中华人的称呼出现是这种整合的结果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冬十月丙寅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02页。是朱元璋挑动农耕族群推翻蒙古所建元王朝统治的锐利武器。1368年，明王朝建立后，重新“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洪武十八年十月己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665-2666页。等便成为了明王朝对农耕族群进行整合，维持政权稳定的第一要务。由此，“明人”之称经常见诸于满洲人之口，乃至“中华人”也出现在了史书之中。《明史·日本传》载：“(永乐)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乃命刑部员外郎吕渊等赍敕责让，令悔罪自新。中华人被掠者，亦令送还。”长期以来，学者多从“民族国家”的“民族”视角以民族歧视来看待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王朝统治者的族群观，冠之以“大汉族主义”的帽子，*参见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0页。但实际上，元代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四等人中的“汉人”已经非汉唐时期的“汉人”，而明王朝统治阶层中非“华夏”成分的官员也大量存在。因此明王朝虽然以“驱除胡虏”为号召来推翻元王朝，但也需要在弥合族群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实现农耕族群的整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宣称“华狄一家”，一方面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进而大加提倡儒学以整合大明百姓便成为了一种积极有效的方式，而“中华人”称呼的出现，应该是这种文化整合的突出表现，只是经过明王朝整合的“明人”。虽然其后再次以“中华人”或“汉人”的身份出现，但与汉代的“汉人”已经截然不同，融入了更多游牧族群的成分。

(二)游牧族群则是在分裂状态下实现着局部凝聚，并和农耕族群建立的明朝呈现对峙状态，蒙古各部的形成即是表现

与明王朝对农耕族群的凝聚整合不同，游牧族群随着元王朝的崩溃而陷入了分裂状态，其凝聚结果则有了瓦剌、兀良哈、卫拉特、土默特、喀尔喀或漠南蒙古、漠西蒙古等不同称呼。这些称呼的出现虽然有地域分布、血缘联系等方面的因素，但蒙古内部不同势力对游牧族群不断凝聚整合是其中的主导和关键性因素。遗憾的是，尽管也出现了脱欢、也先、达延汗、俺答汗、林丹汗乃至噶尔丹等较大势力，但游牧族群“大一统”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这也是清王朝最终能够将游牧族群纳入到“臣民”系列并以盟旗制度实施有效管辖的原因之一，对此已有很多论著做过系统阐述。*参见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相关研究情况，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三)长城防御线的兴废凸显两大族群的互动非人为因素所能阻挡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长城防御体系被明王朝发挥到了极致。《明史·兵三》对长城防御线的形成有如下概述：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一《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5页。

也就是说，《明史》的作者认为，九边防御线的完善是从正统以后开始的。尽管后人包括今人给予了长城很多美誉，但不可否认其是农耕族群为防御游牧族群南下而修筑的障碍，在起到一定防御作用的同时，客观上也禁锢了两大族群的互动需求。而面对长城防御线的出现，陷入分裂状态的游牧族群也依然没有断绝和农耕族群互动的愿望，上引所谓“敌患日多”即是对这种状况的描述。而隆庆五年(1571年)明王朝对俺答汗的册封，虽然以“俺答封贡”名留青史，*参见杨绍猷《俺答汗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但也可以视其为是农耕族群所建政权对游牧族群互动要求的被迫回应。入关之后的清王朝，蒙古是其维持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由此在两大族群之间人为修建的长城失去了其作用，废弃成为了必然选择。康熙皇帝“谕扈从诸臣曰：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一，康熙三十年四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7页。放弃长城对于清王朝的边疆治理而言是一个革命，对于两大族群的互动更是一场革命。自此之后，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人为设置的阻碍中原农耕地区和边疆草原地区融为一体长达数千年的长城，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两大族群的“一体化”进程加剧提供了可能。

(四)女真异军突起，建立后金(清)，联合蒙古，实现了“大一统”，并试图弥合包括两大族群在内的“华夷”之间的差异，实现“臣民”(国民)的塑造，“中华民族”称呼即是在这种族群整合的基础上出现的

1644年入关的清王朝，虽然在康熙时期顺利完成了“大一统”的建构，并试图利用“剃发易服”来实现对境内族群的整合，但初期的滥杀所导致的族群矛盾十分尖锐，华夷分界也更加明显。雍正时期，以曾静、吕留良为代表的汉人儒士以先秦时期夷夏观为理论基础，肆意宣传对满族的歧视思想即是突出表现，而雍正皇帝对此作出的系统回应，则充分体现了消弭“华夷”界限的企图。在雍正皇帝3 000余字的宏论中：引用的多是《书》及孔子的经典言论，目的是在申明清王朝合法性的同时，消弭族群分界，塑造大清“臣民”：

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7页。

而为了消除这些族群分界及其影响，雍正皇帝希望“臣民”(国民)都要理解他所阐述的道理，故“著将朕谕旨，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7页。“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大体上可以体现清王朝统治体系和统治政策的总方针，而无论是针对中原农耕族群设置的省、府、州、县的管辖方式，还是北部草原地区的盟旗制度、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军政和军府制度，及南部地区的土司制度，都将“因俗而治”的特点表露无遗。对此学界给予了很多关注，不过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在清王朝的诸多政策中，也存在着“趋同”的努力，改土归流、边疆地区的法治建设等，都反映着清王朝在努力实现着对境内族群包括游牧和农耕族群的整合。*对此笔者有专文做过探讨，参见李大龙《转型与“臣民”(国民)塑造：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5期。清末，中国面临着由王朝国家向国民国家转变的种种压力，为了迎合这一需要，大清“臣民”在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中变为了“国民”，而梁启超则将其称为“中华民族”，并对此做了一系列学理上的论证。*参见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对于这一转变过程，既可以看作是两大族群互动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视其为两大族群互动的延续，依然是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结 语

综观中华大地族群互动的历史，尽管存在着由“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及其演化而来的众多族群，而其后出现的众多政权，也通过各种方式对这些族群进行着凝聚和整合，使其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史书之中，但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自始至终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其互动轨迹有两条明显的主线是：(1)推动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2)推动着中华大地上族群的凝聚，清末“臣民”到国民(中华民族)身份的转变是两大族群凝聚并积极推动的结果。而两条主线也是同步共生、互为因果的。农耕和游牧族群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两大族群建立的众多政权尽管推动着族群的凝聚，但是都难以完成两大族群的整合。具有农耕和游牧双重特点的清朝，虽然推动了融合进程并扩大到中华大地更大的范围，而且出现了“中华民族”的称呼，但内部的整合依然是在路上，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