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雁伟

异龙湖位于云南石屏县境内，又名石屏海。清人记载其“周围百里，田连阡陌，舟通城濠，水自宝秀环山漫流，总汇异龙湖中。村居错落，离城三十里，地名海东，有泄湖水河道，其中两山峻狭，曲折长流，建水泸江一带田亩，咸资灌溉焉。”*周 勋：《岁修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异龙湖不仅是云南9大高原湖泊之一，同时也是珠江支流泸江之上源。异龙湖流域的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明清时期高原湖泊开发与生态变迁、社会运行的关系，认真考察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化对高原地理环境下自然湖泊水利社会史以及生态环境史的认识。目前，尽管学术界对明清时期云南水利发展及环境变迁已有了一定的关注，但对异龙湖流域还缺乏专门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煜达《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弥苴河流域水患考述》(载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周 琼《清代云南内地化生态变迁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载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吴晓亮《明清时期洱海周边自然环境与社会协调关系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廖 波《明清以来泸江流域水灾与环境变迁》(载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4辑，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等。本文以异龙湖流域为中心，探讨明清时期异龙湖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及社会应对情况，揭示明清时期高原湖泊流域开发与生态变迁、社会运行的关系，分析高原湖泊流域水利社会的特点。

一、明清异龙湖流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云南高原湖泊一般分布于盆地和坝区，一直为人类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区域。明清时期，随着云南地区社会经济开发的深入，异龙湖等高原湖泊流域成为了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较为迅速和典型的地区。明代洪武年间，明政府“置石屏屯十六伍，宝秀屯十八伍，分田给从征将卒，以为世业”，*乾隆《石屏州志》卷二《沿革》，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开启了异龙湖流域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到达石屏的徐霞客记载说，“迤东之州，石屏为最盛；迤东之堡聚，宝秀为最盛”，*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52页。异龙湖流域的开发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清代，石屏地区的开发更为深入，以致文化风俗均类于中原，“虽蕞尔小邑，文章科第几埒中州”，*许贺来：《小瑞城祀田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文物冠裳彬彬与中州侔矣”。*乾隆《石屏州志》卷一《风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

明清两代的持续开发，使异龙湖流域的人口迅速增长。民国《石屏县志》载：“石屏之盛，由沐军留屯江南大族，辟新天地，始有今日，而其余之移至者，亦屡见之。”*民国《石屏县志》卷三《沿革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明初设置临安卫，在石屏则分设石屏、宝秀等屯，“输屯储养临城卫军，力耕敢斗”，*萧廷对：《宝秀水利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附郭什九屯田，额征屯粮八千四百余石”，*涂时相：《石屏宝秀屯仓政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而“屯军皆江南北人，与土著之民错杂而居”。*乾隆《石屏州志》卷一《风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由于卫所的设置，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明代以前很少有汉族居住的石屏地区，石屏一带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新区，*陆 韧：《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出现了“编户与戎籍犬牙相错而居”的格局。*涂时相：《石屏宝秀屯仓政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同时，由于外地商人的进入，“攘攘为利来者，聚庐而托处”，*萧廷对：《三社仓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促进了明代异龙湖流域人口的增长。

清代，石屏州又设有汛塘、哨铺，“凡设汛塘、关哨之处，多成居民聚落”，*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29页。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居民点渐臻繁盛。康熙三十年(1691年)又将石屏、宝秀二屯并石屏州，将明代留下来的屯军转化为民户就地安置。乾隆年间，石屏州在册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5.13%，*乾隆《石屏州志》卷三《户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而内地民人仍源源不断地进入异龙湖流域及周边地区，“内地民人贸易往来，纷如梭织，而楚、粤、蜀、黔之携眷住居其地租垦营生者，十之三四”。*江浚源：《介亭文集》卷六《条陈稽查所属夷地事宜议》，续修四库全书第1 4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53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石 屏 州 人 口 数 为17 958人，*乾隆《石屏州志》卷三《户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而民国元年(1911年)人口数为215 600人，*民国《石屏县志》卷十四《户口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153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6.4‰，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

移民及外来人口的进入，为异龙湖流域带入了中原文化及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水利事业的发展。桔槔、水车等提水灌溉工具在明代开始被引入异龙湖流域。史载：“桔槔，俗名龙骨车，明知州曾所能始教民用之”，*乾隆《石屏州志》卷八《杂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而水车在清代也得到运用，以致异龙湖畔“田卧桔槔影，山摇柔橹声”。*许印芳：《五塘诗草》卷五《水车》，丛书集成续编第18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224页。弘治十六年(1503年)，打通了异龙湖向建水的引水工程，“水通物润，且有地以乡计者四，以亩计者数百万”。*陈 宣：《石屏州水利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此后，宝秀湖与异龙湖之间又相继兴建了若干水利工程。天启年间，知州顾庆恩记载：“异龙湖为屏阳巨浸，上通宝秀潴，中汇九天堰，左合诸源泉之流，汇而入于海中，湖广五十里，濒湖千顷悉赖以灌。”*顾庆恩：《海口说》，乾隆《石屏州志》卷六《艺文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异龙湖流域基本的水利及灌溉体系自此形成。

从地理环境看，异龙湖四周高山环绕，山区比重大，仅濒湖坝区适宜农耕，宜牧山地多而宜农耕地少。*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石屏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页。人口数量的剧增以及“田多瘠薄”的农业条件，*乾隆《石屏州志》卷一《风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使异龙湖流域的人地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万历年间，知州萧廷对就说：“屏弹丸八里，环城数舍，强半屯亩，两湖岁淹十之一二。叠巘深箐，即田不宜稻，率艺荞麦以资二鬴。龙朋、海东稍称沃壤，半属临郡右族。”到了正嘉之初，已然是“生众食寡”。*萧廷对：《三社仓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到清代，异龙湖流域人口增长更为迅速。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当地士绅就指出：“屏处边域，素砥淳风，生齿愈繁，常患人稠地窄。”*王 灦：《饬禁婚丧条约》，民国《石屏县志》卷二十四《艺文》，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人多地少的矛盾尤为突出。

不惟人口多而土地少的矛盾长期存在，随着异龙湖流域开发的深入，农业用水矛盾也日渐突出。异龙湖“周围百里，田连阡陌”，*周 勋：《岁修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是天然的灌溉水源，但是由于异龙湖地势卑下，水利设施修建不足，已有灌溉体系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在宝秀一带，“四山嵂嶪，苦无原泉灌注田亩”。*萧廷对：《宝秀水利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石屏人许贺来专门指出：“滇土处荒僻之乡，亩浍寄山谷中，农人在在占风望雨，春霖失期，惟焚香吁天，束手坐困，岁成终无望焉。即田之近湖邻泉者，水道所不及，只凭桔槔以从事，民力疲而旱如故。”*许贺来：《徐侯筑堤引泉创兴水利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水利灌溉困难成为异龙湖流域农业生产的重要问题。

由于存在耕地紧张及灌溉水源短缺的问题，河湖地带成为农业垦殖的重点区域。明清两代均在沿湖地带垦种“海田”。明代屯田多位于湖滨地区，“宝秀之草海，国初置屯田于此”，*杨忠亮：《宝秀新河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而“屯田逼草海，雨集辄为巨浸”。*萧廷对：《宝秀水利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为了便于提水灌溉，“有村农欲激水入田，架木作坝，横截河中，沙日壅，水日淤，其患尤甚”。*许贺来：《新浚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万历年间，士绅杨忠亮记载：“异龙湖水周遭百五十里，民田相错湖滨者几万顷，田高湖卑，浮沙四塞。土民筑坝希灌溉之利，湖水不得行；渔者排桩积葑草为梁，湖水又不得行，于是壅而上侵。”*杨忠亮：《朱州守生祠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长期的沿湖垦殖和筑堰围坝，加剧了异龙湖水道的壅塞和泥沙淤积。

除了沿湖垦种之外，土地垦殖还由坝区向山地拓展。“夷民生齿凡十倍汉民”，*萧廷对：《三社仓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加之生产方式原始，“男女皆刀耕火种”，*乾隆《石屏州志》卷八《杂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往往毁林开荒，致使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嘉庆四年(1799年)，当地士绅禀称：

宝秀一坝，周围皆崇山峻岭，原无龙潭涌泉。只是山中浸水，引取灌溉粮田。在昔，树木深丛，山浸水大，栽种甚易。今时，山光水小，苦于栽种。弊因各处无知之徒，放火烧山林，连挖树根，接踵种地，以致山崩水涸。及雨水发时，沙石冲滞田亩。所得者小，所失者大，数年来受害莫甚于此。*《秀山寺封山育林碑》，载唐立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东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91页。

清代以后，由于山区作物由荞麦向“玉麦”等高产作物倾斜，*乾隆《石屏州志》卷三《物产》，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也加剧了表土疏松及水土流失。

异龙湖周围高山环绕，常有“群山苍翠”“群山叠翠”的记载。*程 封：《游乾阳山题壁》，张毓瑞：《东郊即事》，乾隆《石屏州志》卷七《七言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清代开始，随着山地区域的开发，“附近村民放火烧山，挖掘柴根，土松上浮，雨霖成浏，兼之纵放牛马”，*周 勋：《岁修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放火烧山和乱砍滥伐的现象时有发生，山区植被遭到破坏。清代康熙年间开始，滇南矿业大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奏开云南各处矿产，其中就包括石屏飞角甸铜厂和龙朋里铁厂。*蔡毓荣：《筹滇第四疏》，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艺文三》，康熙三十一年(1691年)刻本。矿冶业对柴薪具有较高的消耗，森林植被的破坏在所难免。清末，由于个旧锡矿对木材的需求，致使石屏一带的森林遭到大量砍伐。*郝景盛：《云南林业》，《云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8期。到民国年间，已经是“近因烧柴，四山皆童，宜亟培护之”。*民国《石屏县志》卷六《风土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森林植被大规模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及河湖淤塞。

明清以来异龙湖流域的开发，在促进异龙湖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异龙湖流域的水体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明代末年，徐霞客曾记载异龙湖：“有芰荷百亩，巨朵锦边，湖中植莲，此为最盛。”*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3页。随着清代异龙湖流域的持续开发，宝秀湖“为乡人开放城田，面积大减，荷花亦绝种矣”，异龙湖“莲花盛于明代，皆居朵锦边，惜近多改种菱”。*《新纂云南通志》卷二十八《地理考八》，李春龙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明代异龙湖菱、荷并种，清代以来由于湖面减少，浅水区域多被开发为湖田，致使浅水区域种莲减少。菱是深水浮水植物，又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清代以后荷花逐渐被植菱取代。菱角排挤荷花的现象，反映了清代以后异龙湖沿湖垦殖大兴而水体面积缩减的情况。

在异龙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异龙湖淤积。从明代后期开始，异龙湖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海口壅塞已经成为严重的生态和社会问题。宝秀草海，“三面阻山，山水时发，旧有河沿山足下，屈曲沙冲，随浚随塞，上积而益深，下激而愈壅”，*杨忠亮：《宝秀新河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而“正嘉以来，下流沙壅，沟道高于田园等，且藩垣隔绝，久不复寻故址。近佃牟利，奄有播种，众水漫演四出，道途日高，庐舍日卑，至以民居为壑”，“浚之难，不胜其壅之易也”。*萧廷对：《宝秀水利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特别是湖东海口，“为异湖尾闾，易于淤塞”，*乾隆《石屏州志》卷一《堰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壅滞愈甚，值夏秋之交，霪雨不息，狂流暴发，黄茂尽委巨浸，民益苦之”。*许贺来：《新浚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

总而言之，明清以来异龙湖流域的开发史也是异龙湖流域的生态变迁史。袁嘉谷曾记载石屏城东的化龙桥，“本极高，近已淤塞，桥低于水。余幼时尚见水低桥，桥洞尺许，此为异龙湖之极西处也”，而海口的锁龙桥“近亦桥平于路，甚者沙埋桥上，见路不见人”，感叹“陵谷变迁如此”。*民国《石屏县志》卷四十《杂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所谓“陵谷变迁”实为生态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明清以来以水利淤塞为主要表征的生态环境变迁，导致了异龙湖自然调蓄功能的衰减，异龙湖流域水旱灾害频发。据记载，明嘉靖年间迄于清末，异龙湖流域发生有记载的旱灾24次，水灾15次。*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石屏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83页。为应对自然灾害及水利淤塞，地方官员、士绅及民间社会纷纷采取行动，实施了以疏浚海口为中心的异龙湖治理工程。

二、明清异龙湖的治理及水硐开凿论争

异龙湖具有云南高原湖泊的一个典型特征，即出流河道单一，尾闾易于淤塞，故而治理关键在于尾闾海口的疏浚。海口为异龙湖东部泄水口，清人记载：“屏之湖，利害尝参半，约全湖之水周遭不下百十里余，仅借此一线尾闾为消泄，地而两山逼窄，砂石倾崩，一有阻塞，涨漫立见。”*蒋振阅：《旧洄澜亭记》，民国《石屏县志》卷三十四《艺文》，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异龙湖出水口位于老洪山与回龙山之间，河道狭窄，湖水及两侧山水在此汇聚，泥沙易于淤积。每逢夏秋汛期，湖水漫溢成灾，反复为害。因此，时人称“屏之利病在湖口”，*罗凤彩：《重修石屏州志序》，民国《石屏县志》卷二十《艺文》，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并将其视为积患：

水口河道，箐山多破，一经雨水，沙石下行，每遭阻塞，两岸沙堤约长十里，若非倍费人工，难保无虞。久雨山崩，巨石滚堵河中，更有回龙岔河，沙淤尤甚，壅阻遏流，湖水泛涨，田庐受淹，村民散居，钱粮赔累，苦莫能诉，此屏郡之积患也。*周 勋：《岁修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

海口治理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是明代嘉靖年间，知州陈仲晦“治海口，建六闸，民间称便”。*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二七《名宦下》，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明代末期，海口又经过两次大的治理。天启年间，知州顾恩庆续修海口河，提出“每岁二月时，必量其水势，相其地形，拦以深桩，卫以巨石，使二水合处不为冲击崩塌，则沙不能壅，而水寻故道而西走焉如驶矣”。*顾庆恩：《海口说》，乾隆《石屏州志》卷六《艺文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崇祯时期，朱统鐩知石屏州，“异龙湖有水坝鱼梁壅塞水道，鐩令拆去，更筑坚堤数百丈以砥之”，*乾隆《石屏州志》卷三《名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在他的主持下“乡民旧坝下令拆毁，力浚河身”，同时“下排桩，筑土埂，树榆柳数百丈如铁瓮焉，又搬运木石培护内堤”，使得“外堤湖水趋下而汇于东，出淤田数百亩”。*杨忠亮：《朱州守生祠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明代海口治理的重点主要是修堤建闸和疏浚河道，并且在实践中开始注意到了拦沙和护堤。

清代对海口的治理疏浚更加频繁，由于对海口淤塞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治理手段更为科学化。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知州张毓瑞针对山间诸水直冲海口引致淤塞的问题，采取“分流归海，以杀其势”和“布桩甃石，捍之别流”的方法，“当疏者疏，当浚者浚，人力难起者，牛耕以圯之。其作坝激水之弊，立行严禁。河渠浚深丈余，开凿十有数里，他若坝心山间诸水，或分其势，或厚其防”，“疏通海口之法甚详”。*许贺来：《新浚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州管学宣“捐金为倡，州绅士公同修浚”，为防止砂石注入，“增建流砂桥于龙王庙东北山麓下，又另开引砂河，俾回龙山倒流砂河，盛涨之时得藉疏消”。*乾隆《石屏州志》卷一《堰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经过实践，清人总结出了“修必修三尺，乃差免水患”的经验，*乾隆《石屏州志》卷一《舆图》，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同时治理措施也由以疏浚为重点转为疏浚与防砂并重。

与明代相比，清代实施的岁修制度更为完备，海口治理日臻制度化。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开始，吏目叶世芳会同石屏士绅“每年农务稍暇，齐集人工三百名，动工二十日，疏浚河道，堵筑堤埂宽深五尺，于破山处建造木桥，引渡沙水，不使填河壅滞”，受益田亩“每租一石，捐谷一斗，三年共拊谷四百余石”，充岁修费用。为使海口治理得以持续，“盖造瓦土房三十余间，招募坝夫十名居住，使其便宜巡守”，同时“置垦田租二十余石”以募集岁修经费，达到了“坝夫耕守有赖，亦且动用人夫不乏日食”的效果。雍正年间，进一步规定“当农隙疏浚动夫，于水退得栽田亩者，计租十石，应夫一名”，如若田垣受淹，“则用四门村寨协力共修”。*周 勋：《岁修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到乾隆时期，按田拨夫的岁修方式已经制度化，“每年春初，必官为督率大修一次，按田拨夫，旧有成例”。*乾隆《石屏州志》卷一《舆图》，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

从乾隆时期开始，海口的疏浚和治理几无间断，除了制度化的岁修之外，还兴建了一批分引砂水及拦截泥沙的堤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知州蒋振阅建石堤，“于回龙山之侧障，修冲关河，使东注，名蒋公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知州台弼、漆炳文、傅应奎相继修建福田堤，1年后完工，长30余丈。*民国《石屏县志》卷四《山川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同治、光绪年间，当地官员及士绅连年对海口修浚不辍，“在南盘江治水历史上是少见的”。*珠江水利委员会编：《珠江水利简史》，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第238页。

海口的淤塞是异龙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破坏引发的必然结果，民国水利专家丘勤宝认为：“历代对疏治海河之法，似已用尽苦心。明清已还，设有官吏，专司疏浚，置有田产为岁修之费，并建官房，以作监修工程之用，然均治标之方，而无治本之策。”*丘勤宝：《云南水利问题》，昆明：云南丛书社，1947年，第218页。正如清人许贺来所言：“屏郡地势东下，汇而为湖，环匝百十余里。海门山麓，石龙峡其尾闾也。泄则沿湖沃壤，塞则苦涝焉。”*许贺来：《新浚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由于海口河屡修屡塞，难于治理，从清代前期开始，有人提出了从异龙湖南部改泄异龙湖水的主张。异龙湖西南角有青鱼湾，为异龙湖九湾之一。由于青鱼湾海拔较低，且位于异龙湖与红河水系分水岭最窄处，只需开凿610米的隧道，即可将湖水由南部高山泄出，经小河底江排入元江。据民国时期的勘测，打通这一隧洞将使异龙湖水面降低3米，同时涸出湖田3万余亩。*丘勤宝：《云南水利问题》，昆明：云南丛书社，1947年，第213页。这一工程若得以实现，不仅可以消泄湖水，免除海口反复治理的困扰，而且水落地出，海口及湖滨一带还能开垦为膏腴之田。从乾隆年间开始，石屏地方官员及士绅多次实施了开凿青鱼湾水硐的工程。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石屏士绅赛屿提出“打通青鱼湾三利，修海口河五害”的论点，开始谋划开凿青鱼湾。*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石屏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许印芳《五塘诗草》中记载：“石屏异龙湖，自明万历时霪雨泛滥，湖口淤塞，淹没民田万余顷。我朝乾隆间，邑绅赛君屿相度形势，凿青鱼湾山洞以泄水，洞将通而赀竭，事乃中止。”*许印芳：《五塘诗草》卷五《登乾阳山感怀》，丛书集成续编第18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231页。这是石屏地方士绅开凿青鱼湾水硐的第一次明确记载，但因工程浩大，开凿资金短缺而中止。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外籍人陈瑛伙同异龙湖沿湖居民，计划再次对青鱼湾隧道进行开凿。与首次开凿不同的是，陈瑛主导的此次开凿是沿湖农户为了排泄湖水，增加湖田垦殖范围的一次民间行动。开凿行动甫一实施，立刻招致民间舆论的质疑与反对，经云南按察使贺长庚批准停止开凿，并由临安府檄饬石屏州勒石永禁。

据《严禁私凿青鱼湾地硐碑记》记载，官府之所以禁止民间开凿青鱼湾水硐，一方面是考虑到“工费之大，势不能开”且“非人力所能开凿”，另一方面则是水硐存在着沙淤阻塞的风险，“若人力开凿者，不时崩塌，如开此数里山洞，可预料其通塞不通也。又此洞内皆沙，即如偌大之海口，必须每年修浚，稍不深通，即致沙淤阻塞，是岂可由于窄深小之山洞，保其畅出无淤塞”。官府认为，“开此山洞，欲求涸出田亩，以求其利，亦必无人争论而后可，今合州绅士誓不允开，势必构讼不休，是未得利而先受害矣”，而且“州属水源不广，现在田亩犹少灌溉，况加以涸出多田，灌溉无资”，因此“陈瑛非为尔等图利，实为尔等取祸耳”。官府告诫当地居民“勿为人所愚，妄费工本，私凿青鱼湾无益之洞，致废时业罗罪戾”，“日久仍敢私凿，一经绅士查报，则是有心抗违宪批，……严拿治罪，决不从宽”。*《严禁私凿青鱼湾地硐碑记》，碑存石屏县文化馆内。

尽管地方官府严令昭昭，但因异龙湖连年泛滥，濒湖海田淹没无常，民间屡有开凿之议。嘉庆年间，民间人士遂不顾禁令，再次对青鱼湾组织开凿。笔者搜集的契约文书记载：

立揽合同文约人杨文材住倮克，李灿荣住青龙厂，统领十八人等今揽到沿海民人娄照远、李其祥、何如轩、刘华、王麒麟、李左一、李枝贵、吴洪桂、李为祥等项下开挖青鱼湾水泄槽洞一事，当凭东岳大帝位前议订每年每人发给衣服银三两整，日后神天赏赐见十抽一，其管事油米、使物等项不得短少，工壤槽洞规矩亦不敢推诿，恐有误槽洞事务，任随众位管事扣纳所抽工分，恐有异言，凭官究治，若口无凭，立此揽合约为据。

嘉庆九年二月初三日 立揽合同文约人杨文材、李灿荣(下略)

契约显示，开凿工程以民间集资、招募民力的方式进行，设有管事9人，但开凿无果而终。

清代后期，开凿青鱼湾的动议仍不时泛起。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1872～1873年)，知州李衍授集士绅之议，动用公帑开凿。同治十三年(1874年)，新任知州王戬谷继行开凿。《五塘诗草》载：“同治中，李公衍绶、王公戬谷先后权知州事，继踵兴凿，未几李迁秩，王公病卒，事乃寝。湖水之势愈大矣。”同治年间由官府组织的这两次开凿，表面上是因主持者的调任和病殁而告停，但工程耗赀巨大才是工程停工的实际原因。光绪八年(1882年)，异龙湖湖水泛滥，士绅许印芳有感于眼前一片“汪茫远水浸孤城”的景象，对开凿计划的失败倍感遗憾，叹曰：“登览辄思经国手，恨渠有志事无成。”*许印芳：《五塘诗草》卷五《登乾阳山感怀》，丛书集成续编第18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231页。在他看来，在海口河整治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开凿青鱼湾水硐仍是治理异龙湖水患问题的最佳方案。此后，开凿计划停止，对异龙湖的治理仍以岁修海口的方式进行。

开凿青鱼湾水硐是清代异龙湖治理中出现的一次巨大的论争和利益博弈。由于高原湖泊尾闾易于淤塞，自然滩地较少，无论是主持治水的地方官员，还是冀图放水造田的民间士人，都把关注点聚焦于青鱼湾的开凿上，而这又势必影响到滇南重镇临安府的用水问题，继而引发灌溉、生态等方面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因此，一边是“合州绅士誓不允开”和“构讼不休”，一边是民间人士和地方政府每隔几年又组织的开凿，地方官府也在“禁”与“凿”两种态度之间迟疑不定，导致水硐开凿工程禁而不止、屡停屡凿，直到民国时期仍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勘测和开凿行动。1971年，当地政府打通青鱼湾，大规模围湖造田，最终导致了湖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王苏民，窦鸿身主编：《中国湖泊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0页。青鱼湾水硐开凿的争论，反映出在水患频繁、人地矛盾加剧和水资源分布多寡不均的情况下，异龙湖流域及周边地区在水资源治理和利用方面的艰辛探索以及纷繁错综的利益考量。

三、明清异龙湖流域的水利修建与生态修复

明清以来，以水利淤塞为主要表征的生态环境变迁，对异龙湖流域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清人指出：“屏上流之田半属亢旱，春雨愆期，徒悬耒叹耳。望在下流，秋复苦潦，是两病也。”*许贺来：《新浚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同时，水土流失、河流淤塞，“田庐受淹，村民散居，钱粮赔累，苦莫能诉”。*周 勋：《岁修海口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水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水患防治成为两项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异龙湖流域生态环境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土地、水资源利用矛盾，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基于对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认识，动员和整合区域社会，在对海口实施持续治理的同时，强化了水利工程的修建和湖域生态环境的修复，逐步构筑了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规则和民间秩序。

地方官府高度重视异龙湖流域的水利修建。时人认为“水利必赖治水之良有司”，*杨忠亮：《宝秀新河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地方官员也把水利工程的修建作为施治的重点。明代地方官员开浚河流，创兴水利，修建九天观塘等水利设施，发展山区水利，“兴水利，逶迤山麓，凿陂塘以需灌溉，其东滨湖山田则引湖水”。*萧廷对：《三社仓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志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到清代，地方官员在维护旧有水利设施的同时，还新建了一批以灌溉和防洪为目的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堤之宜筑者筑之，堰之宜修者修之，泉之宜浚者浚之，其蓄水之通流，以利灌溉者，指不胜屈”。*许贺来：《徐侯筑堤引泉创兴水利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据民国《石屏县志》记载，明清两代在异龙湖流域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计堰塘18处，堤闸10处。*民国《石屏县志》卷四《山川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

九天观塘和西堤是明清时期异龙湖流域较大的控制性水利工程。九天观塘位于州治以西，为宝秀高家冲诸水的汇集之处，明代知州曾所能于万历六年(1578年)主持修建，“移旧堤于百步之上，就其冈陵之隘而阨塞之，中为石闸以通启闭”，*曾所能：《九天观水塘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灌溉农田数千亩。康熙年间，知州张毓敏重修扩建，“集村农萃畚锸，树桩运土，捍以巨石，较旧堰增高数尺，而坚厚厂过之”，“积水汪洋，东下亢旱之田数千亩，皆借其灌溉，岁歌大稔……利赖非他堰比”。*卢 炳：《重修九天观水塘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西堤，“在城西一里黑龙坡旁，康熙八年知州刘维世增高旧堤，作三闸，聚弥勒沟一带流水”，“从前榛莽之区，一朝尽为沃壤，家多盖藏，民无逋赋”。*刘天柱：《新筑石屏西堤记》，《古今图书集成》第177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57页。

明代开始，地方官府在修建水利设施之时，就设立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并对水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明代，九天观塘甫一修建，“立碑一所，佥水利官一员、坝夫二名掌之”，“秋雨之后即严闭闸之令，而阻挠者罚之，毋使失时。春水之泄，渔者利于渔，耕者利于耕，不相紧闭必致失水，必均其分数，时其启闭，强梁者罚之，毋使失水”，水利管理达到了“潴之有地，御之有法，司之有人”的效果。宝秀河则“设水利官，领疏瀹之寄”，水利官根据河段及水势大小调配水利，“九天陂池，惟及时潴水，均其分数，时其启闭，使受水之利。宝秀直河，当淫雨连绵，客水暴集，即开浚后势不能保无填淤，责成水利官上淤则导之使下，下淤则通之使流”。*杨忠亮：《宝秀新河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

清代地方官府对水利分配和水资源管理更加重视。康熙年间修筑的西堤订有一套完善的分水制度，“将所障之水分作十一分，划成三大沟，头沟水计三分半，往东北流，以利军民，田而军田居多。第二沟水计三分，往西山脚下，以利民田。第三沟水计四分半，往东南流，以利军田。盖因田之多寡以得水之多寡，而无所偏”，“从众请勒石永著为例，某日应某处某人接水灌田，循次渐被，不得恃强搀越，违者许众赴官究”。*刘维世：《新筑堤坝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除了西堤这样的大型水利设施之外，一些小型水利设施的管理制度也较为严密。乾隆年间，知州徐正恩筑堤引龙井之泉，“设堤夫以司之，均其分数，时其修筑，强梁者有罚，阻挠者有禁”。*许贺来：《徐侯筑堤引泉创兴水利碑记》，乾隆《石屏州志》卷五《艺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本。

不仅官府重视用水秩序的维护，民间在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中也形成了专门的规则和制度。嘉庆八年(1803年)，阿迫迭莫村村民为分配水资源，议定分水文书：*苏佛涛主编：《石屏县文物志》，石屏：石屏县文化体育局，1998年(内部印行)，第247页。

立合同的约人张文荣、李天培二人，为因阿迫迭莫夷通迭水沟，春季用之时各有水流。原立过合同，可凭。今夏季山水过大，二人割口，当亲友议合，两下不用之水，中间旧沟放下去后，李天培开断张姓旧沟之日，另让改与张姓。李姓不用之时，地头许张姓纳沟；李姓用之时，张姓不容论(乱)放。此系二比言明，不得返悔，若有返悔者，罚银三两三钱入官公用，恐后无凭，立此合同存照耳。

嘉庆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立合同人张文荣(花押)、李天培(花押)

这一分水合同说明，在水资源较为紧张的山区，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已经“议约化”。

为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民间还通过征收“水租”的方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清代宝秀兰梓宫村民按水班轮流用水，用水户均须上缴一定数额的水租作为公益经费。据该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勒立的分水碑记载：“伍内原有龙树冲水贰昼夜，租四十石……犁花冲水，头班王铭等捐一两，应沟至底方止，或放两头井中；二班王联辉等；三班蒋永福等；四班王□……家良等，各班捐水租一斗三升，共三斗九升”。水租以征收实物为主，也可纳银抵扣，“银十二两扣租一石一斗五升”。*《兰梓营清理纳粮分水碑》，载唐立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东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86页。水租的征收实现了水资源的有偿化使用，不仅有效维护了用水秩序，而且提高了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效率。

清代中期以后，由山林耗损所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被人们所注意，保护植被和封山育林逐渐成为异龙湖流域实施生态修护的主要手段。乾隆以后，在许多村寨都出现了民间勒立的限制或严禁砍伐森林的乡规民约或封山育林碑。这些护林碑在内容上不仅阐明了保护森林的重要性，明确划分了封山育林的四至界限，还针对放火毁林、盗砍山林等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些碑文不仅强调了封山育林是“合郡老幼妥议”，而且落款大多为“合寨仝立”“合寨立”等，这表明民间保护森林资源及修复自然生态的意识逐渐增强，保护山林已经成为异龙湖流域民众合村众志的共同意识和自觉行为。

在异龙湖湖域核心区，保护植被林木和防治水土流失受到了沿湖居民的高度重视。乾阳山南临异龙湖，是异龙湖流域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的重点区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有附近樵夫在乾阳山不慎失火，附近村民“奔入炎林，将火扑灭”，又“急遂下山向各寨查访”，并将查出的肇事者“鸣官”究办。肇事樵夫自知“构祸难免”，“屈求情愿罚碑代为封禁”。碑文中规定，“凡属乾阳山树木，无论公地私地，一概永不容砍，而庙之周围愈不得毁伤松竹花果，如有再砍一草一木及纵放野火者”，“绅士必控不恕”。*《合州封禁乾阳山树木碑记》，载李荣高编《云南林业文化碑刻》，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异龙湖一带居民在森林保护方面已具有较强的意识和自律性。

在异龙湖周边区域，封禁山林和禁止砍伐的乡规民约也大量存在。异龙湖西南的老旭甸村，该村现存封山禁树碑两通。较早的“封山禁树”碑立于万历四年(1576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和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两次重立。*《老旭甸封山禁树碑》，载唐立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东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95页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近来有不肖之徒，芽蘖其间，故本地主佃人等，公议封禁”，封禁范围内的所有树木，“除黑果树及刺树外，盗砍一棵者，罚银三钱，放火烧山林者罚银三两三钱”。*《老旭甸封禁碑》，载唐立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东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99页。异龙湖西北的邑堵村，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所立的《合寨碑》也规定：

禁止砍伐树株一事，东至河，南至路，西至妻好箐，北至白沙，此四至内杂木杉松不得砍伐，若有砍伐，罚谷叁斗。又有龙树，亦不得砍伐，若有砍伐，罚银三两入公，祭龙为定。*《邑堵合寨碑》，载李荣高编《云南林业文化碑刻》，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73～374页。

除了民间的乡规民约之外，官府亦通过颁布禁令告示来实施封山育林。嘉庆四年(1799年)，石屏士绅及寨民16人向石屏州禀报，宝秀坝周围有人“放火烧山林，连挖树根，接踵种地”，致使“山崩水涸，及雨水发时，沙石冲滞田亩”，因此经“合郡老幼妥议”，恳请官府勒石出示，“将向宝秀坝前面周围山势，禁止放火烧林，挖树根种地，并禁砍伐松柏、沙松和株木等树”。官府经调查，发布了封山护林告示：“毋得再赴山场放火烧林，挖取树根，随即种地，砍伐所禁诸树。倘敢故违，许尔乡保头人扭察赴州，以凭从重究治，决不姑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勒石以垂不朽。”政府的告示具有法律性和权威性，对森林植被的保护和生态修护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勒石以垂久远，庶愚民咸知畏法，不敢仍蹈前辙”，*《秀山寺封山育林碑》，载唐立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东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91页。护育山林的行为逐渐规范化、法制化。

四、余 论

高原湖泊流域是明清云南开发、发展的重点地区，也是人口集中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理单元，同时又是生态环境脆弱而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云南高原湖泊大多分布于各大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入湖水系多而出流水系少，有的仅有一条出流河道，换水周期长，生态系统脆弱。*王苏民，窦鸿身主编：《中国湖泊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由于地理及自然环境特殊，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疏浚成为高原湖泊流域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和表征。异龙湖的小区域个案显示，在高原湖泊流域，出于应对环境变迁和水利淤塞的需要，政府通过修建控制性水利工程及组织大规模水利疏浚，强化了对水利事业的干预和介入。尽管水利工程的日常维护仍旧依靠民间社会，民间社会在水利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汉水及其他一些流域不同，那些河流区域始终看不到民间力量在水利事务中的逐渐增强，而官府干预逐渐减弱的“水利民间化”趋势。*参见钞晓鸿《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鲁西奇，林昌丈《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9页。

另一方面，在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异龙湖流域生态环境日趋失衡。为缓解生态危机，恢复生态和修治水利成为区域民众的共同利益，生态环境变迁也成为促进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主要动力。然而，由于湖泊水资源丰富,流域内水资源利用方式不一，在异龙湖流域并未形成以湖域为单位的水利共同体，而是在应对生态环境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如在开凿青鱼湾问题上诉求不一的各类利益群体。尽管清代在岁修海口中，出现了设立租田和四村协修的制度，但并未因此形成一个内聚性较强的共同体，其社会关系网络较为松散，而且并未在水利工程以外的社会领域发挥作用。钞晓鸿教授指出：“对于水利灌溉、水利组织的考察必须结合各地的自然、社会环境来分析。”*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石屏异龙湖的案例说明，高原湖泊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应重视区域地理环境并在生态环境变迁的视野下进行具体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