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星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所谓“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多年不息。制造这种论调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内藏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外显于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古往今来，“和平”文化元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之中。它不仅在古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继续在现代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主要就古代“和平”的涵义及各阶层人士中的“和平”理念作一分析，说明中华民族自古至今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一、古籍中“和平”的涵义

“和平”一词在古籍中出现时间较早，据现有资料，最早见于西周时期。《易经·咸卦·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是中国古籍中“和平”理念的首次表述。

“和平”一词在四库全书中出现频率较高，共出现5 253次，虽然其中可能包含部分人名、地名等，但也说明“和平”这一概念在古籍中是经常使用的词。古籍中的“和平”概念涵义较广，有多种意义，一般可分为5类：

其一，表达政治领域的“和平”。它与现代“和平”涵义基本相同，意为政治稳定、社会祥和、百姓安居乐业，此类在古籍中占多数。如出现在《易经·咸卦·彖传》中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和平”一词，便是表达政治领域的“和平”理念。《周易正义》解释这句话时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管子·正第》：“致德，其民和平以静。”其意为为政者施之以德，人民就和平而且敬慕。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孝治章》记载的“和平”涵义也一样，说明天下太平是因为以孝道治国：“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本文所引二十四史，均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的“和平”多表达政治意义的“和平”，如《秦始皇本纪》：“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也一样，多指国泰民安，如《王商传》：“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武传》：“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东方朔传》：“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龟策列传》：“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

其二，表达社会领域的“和平”，意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谐、和睦。如先秦古籍《逸周书·常训解》：“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其大意是：所谓“八政和平”，就是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关系和谐。

其三，表达个人领域的“和平”，意指人的性格平和、温和、温顺等。如《荀子·君道》：“血气和平，志意广大。”《吕氏春秋·仲夏纪》：“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战国时人吕不韦编《吕氏春秋·仲夏纪》：“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汉代时人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行中正，声向荣，气意和平，居处虞乐，可谓养生矣。”

其四，表达艺术领域的“和平”，意指声乐平和、和顺等。如《国语·周语下》卷三多次强调声乐平和及其意义：“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

其五，表达自然领域的“和平”，如阴阳和谐等。如春秋时人文子所撰《文子·上礼》卷十二：“当此之时，阴阳和平，万物蕃息，飞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系而从也。”东汉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义》卷二：“万物愤懑震动而出，……感和平之气也。”《三国志·吴书》卷五十二：“若施政令，钦顺时节，官得其人，则阴阳和平。”《淮南子·氾论训》卷十三：“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灵枢经》卷十：“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

上述表达5个领域的“和平”，虽然意义不完全相同，但都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二、古籍中与“和平”相近的概念

其一，“太平”。“太平”是与现代“和平”意义最近的一词，在古籍中出现的频率比“和平”更高，检索四库全书，共出现24 600次。虽然可能包含不少人名、地名等，但也说明它是古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例如，《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多处出现“太平”一词，如卷七《考功名》：“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卷七《通国身》：“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卷十七《天地之行》：“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平，形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西汉戴德《大戴礼记·朝事》：“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多处出现“太平”，如卷二：“太平乃制礼作乐何？”“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王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卷三：“贤者主其易者，乃俱到太平也。”“天下太平乃封亲属者，示不私也。”卷四：“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太平也。”“太平之时，时雨时霁，下以恒阳而以时阳，天地之气宣也。”卷七：“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卷八：“使我得卒至于太平。”《史记》也出现多次，如《秦始皇本纪》：“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礼书》：“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东汉以后的史书“太平”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

其二，“和”。一般认为，“和平”渊源于“和”。据考证，“和”字最早见于金文。有的学者认为金文中的“和”是体现在音乐领域的平和、和谐、柔和等义。从历史上有关解释来看，“和”的概念源于阴阳学说，主要是指阴阳平衡、阴阳和谐等义。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个基本元素，阴阳平衡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本质，也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世间万物无不处在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之中。《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因此，最早的“和”的意义，应该是平衡、和谐之意。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卷四：“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

三、统治阶层的“和平”理念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无不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等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西汉刘安《淮南子·氾论训》：“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史记·秦始皇本纪》：“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为贵”既是统治者的普遍心理，同时也是平民百姓的普遍心理。上下5 000年的中国史，这一理念始终未变。

统治阶层的“和平”理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祭祀祈求和建立强大的军队。《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戎”指军队和兵器。此句的大意是，真正能称得上国家大事的，一是祭祀天地，二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在古人看来，上苍主宰一切、赐予一切，因此，帝王每年都要举行大典，祭祀天地，祈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有些帝王到泰山封禅，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五：“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建立强大的军队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

其二，建立行为准则以维护和平。历代统治者建立各种行为准则以维护和平，表现在多方面：一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在古人看来，保护生态平衡，自然界才会和谐，才会风调雨顺，灾害不生，才会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二是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准则，“礼”是儒家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准则与规范，“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都是“礼”的重要内容，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准则。《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所以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荀子·礼论》)三是建立人与财富关系的行为准则，《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历代统治者都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只有贫富均衡，社会才会稳定，天下才会太平。

其三，构建“大一统”思想。历史上的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大一统”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在他们看来，只有大一统，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所谓“大”，意为“重视、尊重”；“一统”意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一全国为大一统。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主张建立“大一统”国家。孔子生活在东周王朝衰微、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便是中国获得政治统一，是天下一统的“王道秩序”。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孟子·万章上》也说：“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继承了孔子“大一统”的思想，认为天下一统才能安定。史载孟子见梁襄王，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墨子强调政令一统，他说：“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墨子·尚同上》)管子主张皇帝专权和政令统一：“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管子·霸言》)荀子也主张政治一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王霸篇》)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就明确提出：“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秦国的李斯更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一时也。”*《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系统归纳发挥先秦诸子百家大一统思想的是汉代董仲舒。他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统一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没有一种价值作为共同的核心价值，法令、制度就不能保持一贯性，就会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法令和制度如果经常变动，人民就无所适从，就会导致社会不可能和平安定，国家就不可能统一和稳定。

其四，建立“协和万邦”的族群和国家关系。《尚书·尧典》主张族群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孔颖达疏：“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周书·齐炀王宪传》：“辑睦我君臣，协和我骨肉。”“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促进各国和平发展、和睦相处。

其五，以“和平”“太平”为年号。中国历史上一些帝王为了祈求天下太平，以“和平”“太平”为年号不少。如东汉汉桓帝刘志的第二个年号为“和平”(150年)。十六国时的前凉国王张祚354年称帝，废弃晋愍帝年号，改建兴四十二年(354年)为和平元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先后使用4个年号，最后一个年号是“和平”，460～465年，共计6年。以“太平”为年号的更多，有多个王朝使用：一是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256～258年)；二是晋赵廞年号(300～301年)；三是十六国北燕冯跋年号(409～430年)；四是柔然郁久闾豆仑年号(485～492年)；五是南朝梁敬帝萧方智年号(556～557年)；六是隋末林士弘年号(616～622年)；七是宋时李婆备年号；八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号(1021～1031年)；九是元末起义军徐寿辉年号(1356～1358年)。

其六，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宫殿以具有和平、和谐意义的名称命名，也是统治阶层祈求“和平”的体现。故宫有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永和宫等，这些名称都具有祈求天下太平之意。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精华。

四、知识阶层的“和平”理念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和平”理念表现在多方面，大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等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

其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儒家注重个人修养并服务于政治。《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使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从而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其二，“为万世开太平”思想。北宋大理学家张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语录中》)。关于这4句，有关解释较多。后两句的大意是，士人应继承和弘扬先贤创立的中国独特的学问，为开创千秋万代的太平基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其三，大同思想。大同思想是儒家重要理想之一，大同社会的蓝图是社会安定，国泰民安，丰衣足食，一派和平景象。《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思想的特点：一是天下为公(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二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三是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四是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五是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六是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其四，阴阳和谐思想。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建立太平的社会，春秋时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文子在《文子·上义》一书称：“衣食饶裕，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道家著作中的“和”，一般指阴阳和谐、阴阳平衡等。《老子·德经》说：“和曰常，知常曰明”，其大意是阴阳和谐是天地万物的常态，能认识阴阳和谐是天地万物常态的，就是明达事理。而阴阳对立、阴阳不和谐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常态，是暂时的现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德经》)，大意是经过阴阳对立、冲突后实现阴阳平衡、和谐状态。在道家看来，自然界阴阳平衡，就会万物并生、禽兽繁盛。人类社会也一样，阴阳平衡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否则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庄子·天运篇》说：“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庄子·天道篇》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其五，兼爱非攻思想。兼爱非攻思想是墨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墨子认为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战乱祸国殃民，涂炭生灵。墨子反对战争，建立太平社会，只能靠兼爱。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应该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才能使“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墨子·兼爱上》)，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太平。

其六，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中国古代的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大多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孙武认为战争不是目的，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战术：“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可见，孙武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孙膑也反对战争，主张不得已才用兵。他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唐代兵家李筌的《太白阴经·贵和篇》讲的更明白：“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这些都说明，古代的兵家都不是好战之人，不崇尙战争，正如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

五、平民阶层的“和平”理念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农民长期定居于一地，以土地为生活的根本，以种植农作物为衣食来源。因此，平民阶层喜欢和平安定、没有战乱的社会，以“安居乐业”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从古至今，崇尚稳定，追求社会的均衡与和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祈求天下太平。

“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这一成语出自元代施君美《幽闺记·偷儿挡路》，形容平民百姓宁愿做太平年代的狗，也不愿做战乱年代的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平民阶层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人常说：“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等。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一》，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2册，第7127页、第7133页。《韩诗外传》卷三描绘了太平年代平民阶层社会和谐的美好景象：“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再如北齐刘昼《刘子·贵农》也有类似的记述：“衣食饶足，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

古代妇女也希望在和平年代生儿育女，《毛诗正义》卷一也称：“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并解释说：“天下和，政教平也。”“若天下乱离，兵役不息，则我躬不阅，于此之时，岂思子也？今天下和平，于是妇人始乐有子矣。”

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出平民阶层渴望和平、祈求平安的意识。例如，室内摆放花瓶装饰，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为什么要用花瓶装饰，因“瓶”与“平安”的“平”谐音，所以，以花瓶装饰象征“平平安安”之意。

在年画艺术中，有许多祈求平安的图，例如，竹报平安图，以竹为主构图。唐代《酉阳杂俎续集·支植下》记载有关竹报平安的传说：“北都(即晋阳)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主管僧寺事务的和尚)每日报竹平安。”除了竹报平安图外，还有“岁岁平安图”“富贵平安图”“四季平安图”“母子平安图”“太平有象图”(以大象背驮花瓶构成)等。

在民间人生仪礼习俗中，有许多祈求和平、平安的仪式。如婚礼中的跨马鞍仪式，古今存在。“鞍”与平安的“安”同音，取其长久“平安”之意。北方不少汉族地区，在新娘进入新郎家大门后，先跨马鞍，然后再登堂举行婚礼。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记述，此俗与北朝胡人崇尚马鞍有关。宋人欧阳修《归田录》记述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之俗。此俗直至近现代仍在许多北方农村保留。如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传统婚礼有许多仪式，其中一种仪式是在入洞房时，由花堂通往洞房的地方铺着红毡，洞房的门槛上放一马鞍，下面用绳子拴住，由一个“全人”拽住，当新娘跨第一只脚、另一只脚未跨过时，便迅速抽取马鞍，象征“新人跨马鞍，一世保平安”。

传统的春节饺子，外形如偃月，象征月亮；里面的饺子馅则是圆形的，象征太阳，即饺子象征外阴内阳，蕴含阴阳和谐的理念。各种春节文化活动和艺术品都含有祈求吉祥和谐、幸福平安的理念。在冲突频繁、贫富差距巨大的当代世界，中国人需要和谐与幸福，世界各国人们也需要和谐与幸福。

“化干戈为玉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之一。春节放鞭炮具有驱除邪魔、化解矛盾的象征意义；春节相互拜年不仅是亲情、族情、乡情、国情的体现，同时也具有化解亲人之间、邻里之间矛盾和恩怨的功能。中国文化既能化解国内的各种矛盾，也能化解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通过“化”，能化解世界各种危机，缔造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世界。

六、结 语

和平与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对对立结构。中华文明以农立国，崇尚和平，厌恶战争，以战争为例外，对外只有防范之意，无扩张掠夺之心。孙中山认为，喜欢和平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是和平文化。他说：“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0页、第246～247页。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是以“和平”为本位的民族，他曾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1915年。李大钊认为，中华文明是崇尚稳定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崇尚变化的文明，他说：“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引自《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8页。钱穆则认为，中国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钱 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5页。

世界上许多传教士和著名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的文化是和平主义的文化。意大利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国家，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他说：“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59页。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主要是和平主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黩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 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一和平化的世界帝国。”*[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2页。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早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便认为：中国人“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历史上虽然征战连绵，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他还说：“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中国人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 。在他看来，欧洲各国的“繁盛”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则“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 他批评欧洲人的人生观“推祟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他主张西方人应该借鉴中国文明以补自己的不足，他说：“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英]罗素：《中国问题》，秦 悦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第3～4页、第7～8页

复兴中华民族、建设文明大国，是100多年来中华儿女的梦想和希望。当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继承和弘扬和平主义的优秀传统，与世界各国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富裕、相互依存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为实现当代世界的“天下太平”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