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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谕之致与隐逸之宗

2018-03-31孙越

北方文学 2018年6期

孙越

摘要:在汉魏六朝这一大动荡时代,左思的诗和陶渊明的可谓是这一阶段咏史诗的突出代表。两者的咏史诗皆是借古讽今以鸣不平的,却在艺术风格上有各自的特点,且对后世的诗歌有着不同意义上的影响。本文将从语言风格、创作手法和思想内涵方面加以探微。

关键词:咏史诗;左思;陶渊明;魏晋文学

一、语言风格的高旷与冲淡

钟嵘在《诗品》中对左思的评价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认为左思行文用词精到贴切又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而对陶渊明的评价则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陶诗冲淡平和、朴素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界对左、陶二人思想风格的认识。

左思的早期诗歌是其青年时代政治理想的体现:“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君”、皆表达了左思年轻时积极进取、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笔力雄迈、陶次高旷,毫不艰深晦涩、读来简洁畅达。而左思后期的作品的风格,则有几分正始文学的特点。以《咏史诗》其八为最。开头笼中鸟的起兴,“习习”“落落”“咄咄”叠词的运用以及通篇篇幅的加长,使得整首诗有了几分赋的味道,文风相对繁缛,对苏秦、李斯暴富暴亡的典故在理解上也多了几分隐约曲折。这无疑与左思生平有关,因为出身寒门、社会动荡、门阀制盛行,他早年的治国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生平的苦楚酸涩、对社会制度的讽谕形之于文,也使文风多了几分艰深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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