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研究：回溯与展望

2018-03-31张宇恒王小红

实事求是 2018年2期

张宇恒王小红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一、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现状与成因研究

1.关于“大学生农民工”的基本概念与特征。“大学生农民工”是指那些出身农村，考入大学或大专进入城市，毕业后却因为激烈的社会竞争，无法找到期望的工作，反而与进城务工的父兄汇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的年轻人群体。[1]对这一群体的学术关注，始于郑风田2010年发表的文章《大学生有出路吗？》。自此以后，这一群体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呐喊与诉求，都是这个社会必须严肃对待的。因为这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更关乎国家未来。通过回溯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所进行的研究，总结研究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推动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和我国社会的稳定。

“大学生农民工”这一群体是教育普及扩大化与社会生存压力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分析其特征有利于进一步认识这一群体。不同的学者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就家庭出身而言，他们出生于农村，人际关系单一，社会资本贫乏，在社会参与中往往受制于信息和人际关系缺乏，从而造成更多困扰，心理困境也愈发凸显。[2]从知识水平层面而言，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自我发展与可塑性较高；在综合素质方面，优于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趋同于城市户籍大学生。[3]他们没有继续深造的经济能力，仓促进入就业市场，又缺乏一技之长，导致有的甚至在工资待遇上低于普通农民工。[4]从生活处境来看，他们呈现出岗位不稳定、职业层次较低的就业特征。主要集中在一些临时性的服务行业，工资待遇在2 000元左右，生活水平不高，生存压力大。[5]在居住条件上，呈现半城市化的特点，大部分散居租住在城市或边远郊区。[6]从群体的特殊性来看，他们区别于父辈农民工，渴望平等待遇，追求更高的精神和物质享受，入城意愿、维权意识强烈，但心理问题也更为突出。[7]从群体规模来看，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全国农民工检查报告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2 303万人，同比2014年增长15%，这一群体呈逐年扩张趋势。[8]

2.关于“大学生农民工”的成因研究。为什么农村户籍的大学生会区别于城市户籍的大学生，无法摆脱沦为农民工的命运？在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研究中，社会冲突论认为教育被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控，为了维护自己的集团利益，就会把控其所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限制其阶层流动，那么教育系统就具有抑制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功能。[9]（P56）当前，伴随整个社会阶层的固化，教育的抑制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10]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也使得教育收益递减，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11]一些学者则在社会冲突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具体分析，余秀兰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研究指出中国教育政策具有典型的城市倾向的特征，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很难享受到和城市学生一样的教育资源，而城市自身的优势又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不断吸取着农村地区仅存的优秀师资，这使得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特别是高层次院校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12]与此同时，就算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接受了和城市户籍的大学生同样的教育，但他们在择业过程中同样属于弱势群体。因为，目前主导社会流动的机制在从竞争性流动向赞助性流动转变，先赋性因素，如家庭社会资源的网络规模、网络结构等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开始强化。社会资本相对匮乏，家庭背景相对贫瘠的“大学生农民工”群体只能靠自己去改变命运。[13]但现实却是，在城乡分割的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潜在的社会运行机制摆布着他们的命运，让他们失去了基本的机会。[14]“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正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延续，城乡间巨大差异的显现。[1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跳出社会冲突论从教育环境的角度把“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研究置于整个大学生群体之中，分析造成他们就业难的共同原因。郑风田指出，我国教育体系的偏差，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滞后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农民工”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源。[1]而从20世纪末持续至今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也致使就业压力剧增。[16]另外，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降低了社会对毕业生的认可度。同时，企业用工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攀比性，学历变成了企业装点门楣的工具，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但不可否认的是，就自身而言，有些“大学生农民工”专业知识不够牢固、自身综合素质有所欠缺、就业准备心理不足、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农民工身份的“低门槛”使他们走上了其道路。[17]选择低门槛的农民工职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生存就业压力，也使这一群体在心理准备方面得以过渡。

二、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困境与引导策略研究

1.关于“大学生农民工”的心理困境研究。当现实处境与主观期待或周围群体形成巨大落差时，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或群体相对于自身状况所持有的态度，是伴随着比较之后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而产生的主观心理感受。[18]“大学生农民工”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具有比普通农民工更高的心理期待，同时自身良好的市民化基础，导致他们更容易以城市优势居民群体作为参照群体，但客观上的不利处境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如果这种情绪扩大到群体层面，势必会带来社会的集体紧张，造成社会的动荡。[19]

“大学生农民工”除了容易产生心理的相对剥夺感之外，还面临着情感孤独、幸福感缺失的困境。“大学生农民工”相比父辈具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与情感诉求的需要，对他们而言，城市不仅仅是寻求工作的地方，还应该是追求友情、实现爱情的精神家园，但现实往往却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20]经济条件的制约往往使得他们在婚恋方面处于劣势，这就容易造成其情感孤独，也就无幸福可言。[21]关艳通过采用总体满意感量表、个人幸福感指数量表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和自编一般情况量表对陕西108名“大学生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在心理健康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方面得分偏低，而过低的得分体验不利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22]

还有一方面的研究指出，“大学生农民工”融入程度低，边缘人心理问题突出。这是介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生长、就业于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网络，这就使得相比父辈农民工而言，他们与家乡的情感联系较为淡薄；但初入社会，又缺乏各种保障，加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限制了城市的融入。所以，他们面临着“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市”这样一个尴尬的身份处境，致使身份认同感缺失。[23]徐礼堂借用德国学者恩泽格尔建立的移民分析四维度模型，即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来详细分析了“大学生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发现他们难以建构起自己的城市社会生活网络，融进市民社会，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24]

2.关于“大学生农民工”的引导策略研究。针对“大学生农民工”面临的心理危机，一些学者提出要营造健康和谐的心理环境，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职前的就业心理指导是必要的，这能帮助大学生充分了解就业市场，合理规划职业目标，理想对待就业，减少就业时的困惑。[25]在择业的过程中，家庭应该寄以合理的期待、多以关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社会也应当发挥工会、志愿者协会、网络媒体等的作用，为他们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26]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则要做好对他们的思想政治疏导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7]“大学生农民工”自身应该学会自我积极的心理暗示，努力提高价值能力、正确选择参照群体、设置合理价值期待、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来应对不良情绪。[19]

基于“大学生农民工”是城乡差别对待的表现，因此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他们融入城市撕开制度的口子；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户籍屏障，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制度，营造一种社会支持、机会公平的就业环境。[15]针对其在遭遇权益被侵犯而却不能很好维权的情况，可以根据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来构建不同的法人团体，以群体抱团的形式来加强社会沟通，对抗社会风险。[28]也要充分发挥社区整合在“大学生农民工”权益保障中的重要作用。[29]

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的“用工荒”、制造业白领岗位的空缺，而另一方面却是“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人力资源的浪费。基于这一现状，一些学者认为，优化人力资源市场配置，鼓励多途径就业是解决他们就业困境的重要举措。对此，要规范好人力资源市场、整顿招工企业的不当行为、做好职业教育，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设置模式。[30]同时，“大学生农民工”要改变就业观念，积极开辟农村广阔天地，要引导他们投身并且长期致力于基层发展，出台各项激励政策，建立起覆盖资金支持、政策保障、财政优惠、公共服务、投资环境等各方面的保障体系。[31]

打铁还需自身硬。“大学生农民工”要从自身出发，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与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更新知识观念，努力完善自身素质，提高职业技能。同时，加强社会交往，重视交往群体的“异质性”，扩展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注重提高从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凭借社会资源，促进自己更好的发展。[29]

三、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的展望

“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调整中的特殊现象，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是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关键，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中国梦”的实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社会理论的介入，还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概括起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农民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但作为概念本身，却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目前，学界对此尚没有规范的概念界定，大部分人所认可的是郑风田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所作的基本情况描述，但这作为概念界定，却缺乏对内涵的深刻揭示。同时，这个提法是否合理？对于社会群体的界定，被先验的赋予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反应出人们的主观态度。所以，对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在概念界定上，要杜绝语言暴力，彰显人文关怀。以至于有的学者在研究这一现象时，避免采用“大学生农民工”这一概念，而使用大学生“农民工化”这样类似的表述。只有正确认识“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理清其与“新生代农民工”“蚁族”等类似群体间的区别，才能凸显这一概念的独特性。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第二，“大学生农民工”其真实生活处境如何？他们经历过什么，是什么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农民工”？同时，又正在遭受着什么，如何才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重塑对生活的信心？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立足当下，追溯其因缘，考察大学生农民工身份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具体包括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文化底蕴、经济收入、教育情况、政策制度等因子组成的整个微观生态系统；同时也包括当前社会宏观系统，社会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在阶层流动中的运作程度、教育在阶层转化中的差异性作用等。分析各种因素的交互关联规律及对“大学生农民工阶层”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其次，重点揭露这一群体现存的各种生活问题，诸如客观的生存发展、各种心理需求、社会交往、婚恋关系、精神的成长等，以及这些主体的本体问题在社会网络中所引发的联动波浪。最后，将“大学生农民工”阶层置身流动不居的社会领域中，探索为他们的幸福流动指引航向与流径的举措。对“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进行直面描摹与详尽展现的田野调查，将是今后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第三，通过对“大学生农民工”经验事实的收集，探索一种或多种理论的使用，来进行问题分析，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对先前的理论进行思考、修正和发展。同时，尝试一种新的理论建构，从对“大学生农民工”这一独特群体已取得的理论解释中，重新概括出与原始理论不同的新的理论。希望通过对学校教育结果的产物而进行的社会分析，检验、批判与建构三位一体的贯通性研究，尝试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后学校阶段”的研究。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这方面应当运用和形成更加丰富的研究理论和体系，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大学生农民工”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农村发展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必将会伴随新一轮的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和现代乡村建设而消亡。知识学习的内隐性经历已然融入了他们的生命，凝结成支撑往后发展的人力资本，使得他们相比“普通农民工”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目前与他们汇流，只是短暂的行为选择。因此，只有借助更新调整原有知识，才能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事实上，这种教育应当区别于他们以往接受的普通教育，它要立足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迎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动态的变化中实现个人与社会的适应，见证知识的力量带给人生的切实改变，重建对教育的信仰。

[1]郑风田.“大学生农民工”有出路吗[J].现代物业,2010（12）.

[2]孙爱真，任一超，周紫林.激励的错位:大学生农民工现象的社会危害性[J].保山学院学报，2013（03）.

[3]刘洪彪，陈慧霞.论中国“经济增长红利”转型——基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视角[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1（05）.

[4]赵昂.“大学生农民工”群体出现带来新课题[N].工人日报,2013-06-27.

[5]李冉冉,王春林.大学生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问题及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14（04）.

[6]孙文中.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6（04）.

[7]楚向红.大学生农民工问题研究[J].世纪桥,2012（13）.

[8]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6/04-28/7851608.sht⁃ml，2016-04-28．

[9]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0]熊易寒.中国教育中的阶级再生产[J].文化纵横,2010（04）.

[11]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10（03）.

[12]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D].南京大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