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虹

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公元1883年出生于西藏塔布地区的噶厦村，家庭贫穷，没有父亲*一说九世班禅的父名达贞，下落不详。，母亲当琼措姆是一个哑巴，给贵族家放牧牛羊。1888年1月15日，曲吉尼玛被认定为第八世班禅丹白旺修的转世灵童。1892年正月3日，驻藏大臣升泰主持曲吉尼玛的坐床典礼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授沙弥戒。1902年4月15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九世班禅授比丘戒。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于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逝世，享年54岁。

一、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内地的缘由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在受比丘戒之前，西藏地区被英帝国主义侵略处于西藏僧俗人民抗英时期。两次的抗英战争中，九世班禅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支持僧俗人民积极抗英。

第一次抗英战争中，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一致，“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1]在隆吐山的战役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分别由三大寺和札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在开赴隆吐山前线的藏军中，有九世班禅辖区的民兵。第一次抗英战争虽以失败告终，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的态度是明确的，决心领导西藏僧俗人民坚决抗英。当时，摄政第穆呼图克图逝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掌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而此时的英国人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中，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扬言进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着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决心抗英。而九世班禅为了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全，义无反顾地坚持领导札什伦布寺所属僧俗人民进行抗英。“拉萨方面及日喀则方面……各据胡床，坐于室之南面，正对三喇嘛，余等坐于右方，日喀则两将军一代表坐于左方。”[1]说明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在抵抗英帝国主义方面态度始终保持一致。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的江孜保卫战中，英军占领拉萨。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占领拉萨前夕出走外蒙古，英帝国主义者趁此机会拉拢收买九世班禅作为西藏的代理人，命驻守江孜的鄂康诺前往日喀则邀请九世班禅去印度。九世班禅面对此种情况，考虑到后藏的安全以及清朝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九世班禅决心赴印度。在印度期间，九世班禅虽处境艰难，但不忘国家，始终坚持爱国的立场，拒绝英帝国主义的诱惑，最终回到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本是西藏抗英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面对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行为以及最终达赖喇嘛又回到西藏后的作为，清政府执行了错误政策，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0年逃亡印度大吉岭。内地辛亥革命爆发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2年在英帝国主义者护送下回到了拉萨，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江孜欢迎。在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亲向英国，先后下令驱逐清朝驻藏官员和川军，同时接受英国的援助，发动了对邻省的战争等。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想利用师徒关系拉拢第九世班禅同他一起走亲英分离道路，九世班禅坚决反对，二人间的关系走向破裂。十三世达赖喇嘛不顾历史定制，于1915年在日喀则设立基宗，强行将九世班禅所辖的区域纳入自己管辖区域内。并向九世班禅辖区分摊粮款，要求九世班禅承担抗英战争中军费百分之二十五(10余万两)。九世班禅面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挤压、经济上的勒索，考虑到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九世班禅和堪布厅等100余人于1923年11月18日开始先后离开札什伦布寺，到达内地。

二、九世班禅及其堪厅官员在内地的活动

1924年5月，九世班禅一行人辗转到达安西，受到陆洪涛优礼款待，遂经过张掖、西宁、武威、永登，于6月10日抵达兰州。当时北京政府大总统曹锟派遣专员迎接九世班禅，并给予册封。最终在专员的护送下到达北京，驻锡在中南海的瀛台。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班禅堪布会议厅

在西藏，九世班禅有专门管理政教事务的机构。来到内地后，为了方便在内地行事，九世班禅将此机构在内地延续，称为堪布会议厅。堪布会议厅的主要成员是当时跟随九世班禅一起到内地的官员，如：苏努·罗桑坚赞(汉名是罗国维)、丹青巴·茨多(汉名是王乐阶)、夏昌杰仲·旺堆诺布等。堪厅成员代表九世班禅参加一些国民会议，传达九世班禅的精神。此堪厅的设置，对九世班禅在内地参加的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九世班禅在到达北京途中经过西安，正值直奉战争的爆发。九世班禅看到战乱造成民不聊生，人民流离失所的场景，在堪布会议厅官员的组织下，九世班禅发出和平通电呼吁团结救国，电文痛呼：“共和布政，五族归仁……班禅身受国封，与同休戚，共保和平，免阋墙之纷争，谋根本之建设。”[2]此次在全国发表通电，是九世班禅及堪厅人员到达内地后首次发表的政治宣言，显示出他们对祖国统一、五族共和的期望。1925年2月13日，北洋政府召开“善后会议”，邀请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参加。因九世班禅在五台山传法，九世班禅派堪厅成员罗桑坚赞作为代表参加“善后会议”。在会议上，罗桑坚赞指出国家战乱的根源与危害以及号召众人应福国利民。并在会议上宣读了九世班禅的《关于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此次在“善后会议”发表的爱国言论，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好的反响。

九世班禅为了更好地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向北洋政府申请在内地设立办事处。1925年8月，北洋政府批准在北京筹建班禅办事处。1926年又分别在西宁、成都、沈阳筹建办事处。各地办事处的成员分别由堪厅成员担任，如：夏仲·阿旺益喜、罗桑楚臣、大卓尼·苏钟朗、罗桑坚赞、詹东·计晋美等人。办事处的设立，为九世班禅与中央政府沟通提供了便利。九世班禅及堪厅人员虽在内地参加会议及各地弘扬佛法，但一直希望能够得到北洋政府的帮助回到西藏。九世班禅面对着内地军阀混战，时局演变深表悲痛，称：“班禅倾心祖国，为民请命……冒险万里而赴内地者，实因五族共和须求实际，所望中朝对于西藏仍照从前亲密，使两族人民永久巩固，同卫国家。不图到京以后，适值内讧不息，中枢动摇，至今久困逆旅，欲诉无门！”[3]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班禅堪布会议厅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统治中国。身处于内地的九世班禅特派堪厅成员罗桑朗嘉等人赴南京，庆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称：“西藏民族内受暴政之压迫，外逼强邻之侵略……仰求我公最力支持，俾我藏民早登衽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4]九世班禅和堪厅成员竭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同时期望援救藏族同胞。

1.班禅堪布会议厅成员积极筹建驻京办事处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建国”后，蒋介石着手解决西藏问题。一方面，派遣贡觉仲尼、刘曼卿等人作为专使入藏，宣传三民主义。另一方面，与内地九世班禅加强联系。1929年2月20日，西藏班禅办事处在南京成立，办事处设立在南京奇望街13号。堪布会议厅成员罗桑坚赞担任办事处的处长。同时，国民政府批准成立驻(北)平办事处。1929年6月15日将“西宁班禅办公处”改为“青海班禅办公处”，随后又成立班禅驻康办事处。九世班禅一直秉承着爱国的思想，关心藏族人民和内地人民的疾苦。九世班禅希望可以借助南京国民政府力量，挽救藏族人民，使之被平等对待。堪厅成员的罗桑坚赞代表九世班禅，通过驻南京办事处发表九世班禅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一)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二)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三)继续保护、维护西藏之宗教,再进而求光大佛学之真精神,以谋世界之和平。”[5]这也是内地办事处的宗旨。

1930年4月，尼泊尔因边贸争端入侵西藏。针对此事件，堪厅成员罗桑坚赞致函蒙藏委员会，认为此次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十三世达赖强占后藏，横征暴敛，虐待尼泊尔的商民，引起尼泊尔政府的不满。九世班禅希望国民政府能够派兵护送回藏处理这件事，称：“达赖所领藏军不过两万，内外援绝，其势必败……拟请明令遣派敝佛返藏应援……”[5]最终，国民政府采取调节的方针平息藏尼纠纷。九世班禅与堪厅成员返藏的愿望虽破灭，但是对国民政府依然抱有很大的期望。

南京国民政府贯彻“五族共和”，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干部或议会代表参与议政。在内地的九世班禅被应邀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会议。1931年3月17日，九世班禅受邀参加国民会议。此次会议于5月5日至17日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34人，班禅方面的代表有罗桑楚臣、罗桑坚赞、罗桑囊嘉等人。九世班禅作为特邀代表参会，在此次会议上发表颂词，呼吁“巩固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勿弃西藏宝藏”。[3]5月10日，九世班禅在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作《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讲演，他认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全国上下应团结一致御侮。此后，九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成员相继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在会上发表言论，坚决拥护国家统一，建设人民之幸福。1932年12月24日，在九世班禅就职西陲宣化使的典礼上，堪厅成员格桑群觉译读九世班禅答词：“……团结五族，以报中央。”

2.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护送九世班禅返藏受阻

为了缓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稳定西藏内部的团结。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有意解决九世班禅的回藏问题。一方面，下令班禅派遣丹青巴·茨多和安钦呼图克图前往拉萨，作解释说服工作。另一方面，要求停留在南京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与九世班禅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洽商。九世班禅方面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十六条意见和三项先决条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向南京国民政府呈上一份有关班禅“罪状”的宣言和四项要求。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对此非常气愤，也发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十大罪状”的宣言。此后，九世班禅不赞同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的做法，认为此举会使双方产生更深的隔阂，影响回藏的步骤，不利于双方的团结。南京国民政府见双方达不成一致的意见，九世班禅回藏事件暂时被搁置下来。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九世班禅电请国民政府从优追溢十三世达赖喇嘛，隆重致祭。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逝世，使得西藏内部失去了重心，西藏僧俗人员期望九世班禅回藏。同时，回到南京的丹青巴·茨多和安钦呼图克图转达了噶厦欢迎班禅回藏的消息。基于此种情况，九世班禅与堪厅成员积极作回藏的准备。1935年3月19日，九世班禅提出回藏计划，希望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如经费、卫队等。九世班禅一行人于5月20日到达西宁，受到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欢迎，二人就取道青海回藏问题达成一致。1936年12月18日，九世班禅一行人行至玉树，并在此地设立行辕。1937年8月18日，九世班禅前往青海与西藏边境的拉休寺。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回藏一事中的态度有所转变，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专员和卫队护送九世班禅回藏转变为暂缓回藏。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西藏噶厦政府和英国驻华大使，二者都反对中国官兵入藏。蒋介石迫于在抗日战争中需要英美的军火支援，只能暂缓九世班禅回藏。九世班禅在得知此事件后，对国民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的妥协大感失望。九世班禅与堪布会议厅成员深知回藏的阻碍是西藏噶厦禁止中央官兵进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班禅堪布会议厅、护送专使行署与噶厦代表于9月1日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达成协议，其中一条是“中央所派官员及仪仗队随同大师到藏，休息五月后，即行撤退。”[1]西藏噶厦针对此回电，内容间接拒绝班禅回藏。最终九世班禅认清当前形势，决定暂缓回藏。九世班禅一行人于10月12日返回玉树，12月1日，九世班禅在甲拉颇章宫内逝世。

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长达14年，回藏的夙愿没有完成。主要原因是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隶属关系没有理顺，南京国民政府送九世班禅回藏遭到西藏地方上层亲英势力的阻拦。除此之外，噶厦政府同意九世班禅回藏的前提是不恢复九世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一点是九世班禅不能同意的。再者，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需要英美国家的军火支援，在对待九世班禅回藏的问题上做了妥协。

3.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护送九世班禅遗体返藏

九世班禅临终前留下“遗嘱”：“……后藏政务前已委定罗桑坚赞为札萨喇嘛，所有宣化使职亦著由彼暂代……堪布公议厅及回藏设计委员六人共同负责事宜……”[1]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同时向中提出将九世班禅大师遗体移停甘孜，进行防腐措施，举行宗教祭仪。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得到南京国民政府回应后，随着九世班禅大师的遗体移驻甘孜，没有偕同家属移居康定(打箭炉)，这为后来的“甘孜事变”的发生埋下隐患。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完成致祭任务。期间，九世班禅行辕要求将甘孜、德格、瞻化、邓柯、白玉、石渠六县划为九世班禅行辕驻地，作为供奉九世班禅大师的香火地。而戴传贤以六县为西康省辖地为由拒绝班禅行辕。其后，发生了德钦旺姆事件，九世班禅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等人借此事件秘密串连，发动当地居民、喇嘛和班禅行辕卫士队包围甘孜县政府，占领甘孜并进一步联络周围土司，占领炉霍、瞻化。期间，班禅堪布会议厅任命拉敏·益喜楚臣担任甘孜县长，相应地任命堪厅成员分别担任炉霍和瞻化两地的县长。国民政府得知此事，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并致电班禅堪布会议厅：“该辕在甘为客，应明勚自身立场，即日遵照退驻甘孜寺……是为至要。”[6]。班禅堪布会议厅为了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派拉敏·益喜楚臣、计晋美、何巴顿等人前往重庆说明此事件的发生缘由。国内正值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考虑到用兵会使事态扩大，电令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班禅堪布会议厅成员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深感失望。最终，“甘孜事变”以刘文辉率领川军收复甘孜，班禅行辕的人员退回玉树而告一段落。班禅行辕的全体人民退回玉树后，面临急需处理九世班禅遗体的问题。班禅堪布会议厅考虑到拉萨当局的阻挠，因此希望南京国民政府与噶厦交涉。1940年11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回拉萨，翌年2月4日抵达札什伦布寺，建灵塔祀殿供奉和纪念。九世班禅灵柩入藏后，国民政府决定撤销驻京办事处外的班禅行辕和各办事处。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一部分人员被遣散，一部分人员留驻内地寻找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结 语

1923年11月至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内地长达14年。九世班禅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各地进行讲法，出席全国性会议。他所到之处，弘扬佛法精神，宣传坚持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张。隶属于九世班禅的堪布会议厅，秉承九世班禅的主旨，协助九世班禅管理一些事务，以及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代表九世班禅出席会议，传达九世班禅的想法。与此同时，为了让九世班禅回藏，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积极地与中央政府沟通。此机构的设立从辅助九世班禅到护送九世班禅灵柩回藏期间处于一个重要地位。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遵照九世班禅遗嘱“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好”[1]，积极地为祖国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对民族团结进行不懈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