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仁翁姆

一、降央伯姆生平简述

降央伯姆(公元1913-1988年)，又名泽拥巴姆(tshe gyang dpal mo)是二十三代德格土司，也是德格最后一位土司。生于藏历第15个绕迥水牛年(公元1913年11月25日)，她原是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千户(nang chen stong dpon)的大女儿。囊谦千户是玉树地区最大的千户首领，从政权建立初期就与中央王朝有着紧密联系。“约在12世纪中叶，曾经担任内地某朝内大相*即“囊伦谦波(nang blon chen po)”，简称“囊谦(nang chen)”。的吉乎·枯隆荣布后裔直哇阿鲁与康区巴戎噶举派(vbav rong bkav brgyud pa)的名僧勒巴尕布携手合作，归附南宋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巴戎噶举派寺院根蚌寺。”[1]在历史上，囊谦土司就与德格土司之间有着姻缘关系。“民国26年，即公元1938年她(降央伯姆)24岁时嫁给德格土司拉色·泽旺登登为妻，同年生下一子，名乌金夏。公元1942年，泽旺登登病故，其子不到5岁，不能执掌土司大权，后决定由降央伯姆摄位，以等待其子乌金夏长大后继承土司职位。”[2]当时降央伯姆自身并不想卷入政治争论，“其母温文典雅，年不满三十，维持世家血脉，不欲重入政治旋涡。”[3]据笔者于2015年8月27日，去往德格土司旧址做实地调查，拜访了德格土司旧址附近转德格巴宫的当地老人土登格勒、奇米加错、罗让等人，通过多方访问了解，得知降央伯姆性格内向，很少言语，但对事严肃认真，时刻散发着一种母性之美。降央伯姆在位期间与土司内部其他派学之间械斗不休，并愈演愈烈，最终形成刀兵相见的地步，直到解放军入藏部队进驻甘孜境内后，降央伯姆才开始撤兵休战，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多次调解，仇视方休。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先头部队于1950年进驻德格，便派代表主动向她联系，“党派驻德格县的第一任军事代表针对我(降央伯姆)的思想顾虑，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宣传教育，反复给我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宣传维护社会治安，发展生产，解除广大藏族人民疾苦的各项政策、措施。”[4]这使降央伯姆深受感动，逐步消除了一些顾虑，大军到达德格后，与当地藏族百姓打成一片，在一个个活生生的事实面前，降央伯姆对党的认识不断得到了加深和提高。“于1951年降央伯姆出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出席了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当时著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曾担任了她的翻译，他回忆说：“降央伯姆为人诚恳善良、成熟稳重，性格憨厚又较为内向的她彰显着一种优雅神秘的贵族气质。她的一生，极具富有传奇色彩，她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从德格末代女土司(也是藏族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土司)到国家干部、人大代表，历经坎坷，从某种意义上，她的一生也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变化。”*笔者于2015年10月9日，在北京北苑拜访降边嘉措老师，降边嘉措老师口述，笔者记录。1952年，降央伯姆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次组织的参观团，担任副团长，参加了国庆观礼，并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4]之后她又出席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妇联副主任、省人大副主任等要职。她还经常奔赴北京、成都等地参加全国和省的重要会议，并担负着接待在外藏胞的领导工作。1988年9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四川省人民医院病逝，终年75岁。

二、降央伯姆的婚姻实质

历代藏族土司为了巩固政权，安定内部实行等级内婚，旨在以婚姻来促成政治联盟。实质上，政治联盟是等级制度在婚姻上的体现。这种婚姻一般只能在同一等级内部进行，如贵族同贵族、土司同土司间进行婚配。这种婚姻无视个人情感和意愿，被赋予一种买卖性质，不是建立在男女情爱基础上的，因此女性在其中就成了一个砝码或者是一件礼品的价值，故这种婚姻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的婚姻形式完全在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的身上反映出来。她起初与德格土司泽旺登登结婚就属传统的土司婚姻联盟，而且德格土司与囊谦土司之间历史上已有互交婚配的先例，而“现土司泽旺登登有女兄二，长嫁隆庆土司子，次配林葱土司有妹一。”[5]故降央伯姆与泽旺登登的婚姻只是两大土司家族以联姻而互为联盟的历史延续。之后任职初期的转房事件也是在政治联姻中的一个特殊范例，即兄弟共妻的传统习俗的呈现。

三、降央伯姆与寺院的关系

德格家族的历代土司法王为了依靠宗教巩固维护其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除了大肆宣扬德格家族是神的后裔菩萨的化身、将家族子弟送入寺庙为僧，以扩大其家族在宗教上的影响外，还在所辖区内兴建了大小寺庙148座。其中与德格五大家庙(dbu bla khag lnga)*五大家庙：八邦寺、噶托寺、白玉寺、宗庆寺、西青寺。最为关系密切。降央伯姆天生笃信藏传佛教，与八邦寺关系良好。据德格县志记载：“八邦寺收藏唐卡画10150副，经书32400部，木刻印版129845块，纯金卷写的《甘珠尔》一套，各个历史时期的诏书、印章等文物5000余件。其中八邦寺印经院一楼经堂的《知识总汇》(shes bya kun khyab )印版是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授命德格印经院为八邦寺雕刻的。”后来德格土司泽旺登登去世后，其中一部分头人和寺院喇嘛提出让司徒活佛再次代任土司职位，但他*第四代司徒活佛，名白玛旺秋，理圹县人，两岁时被认定为司徒活佛并迎请八邦寺，因他精明强悍，他在寺内的权力最高，该寺后来所占的土地、科巴、牲畜多数是在这位活佛时期获得的，他还曾至不丹国讲经说法，又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往重庆给蒋介石念诵平安经，得到过多种赏赐。也曾大兴土木对八邦寺进行了大规模维修。一直支持和拥护降央伯姆出任土司。另外女土司降央伯姆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辖区各大寺院，首先是经常向寺庙捐赠土地和牧场，“到了解放前，德格土司所辖的35座寺庙就占了6800余亩土地，竟占到了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5%，当时女土司还将自己所属的部分“差巴”赏赐给寺庙以作“科巴”，为寺庙耕地和放牧服无偿劳役。”[6]其次女土司降央伯姆还经常向寺庙布施财物，这也成了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解放前，德格土司每年要收123200藏斤(一藏斤约等于7斤)青稞，其中就给更庆寺送103200藏斤，每年收酥油36000藏斤，就要给更庆寺等寺庙送30000藏斤。”[7]

四、降央伯姆的历史功绩

(一)降央伯姆支持解放事业

解放军进藏之际，有关人员为团结这批关键人物，先锋部队分工负责做好降央伯姆、夏格刀登等人的工作。“他们亲自登门拜访和上层统战朋友交心，向上层人士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宣传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争取他们的赞助和支持。”[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降央伯姆向中央人民政府发了贺信，送去了礼品，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51年，十八军进西藏时，因为当时多处地段都没有公路，此时就需要依靠牦牛托运，经过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取得了康北大头人们的大力支持。他们通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十八军进藏，派牛马2万多头匹把进藏物质驮送至拉萨。降央伯姆积极投入其中。十八军进藏时，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和甘孜白玉等地区的土司头人也都纷纷卖牦牛支援，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了14400头牦牛送至部队，为解放进军西藏最艰难的运输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另外她还与夏格刀登等人共同研究，向中央递交了要求早日解放康区的申请报告。“当时的西康有许多有实力的土司和上层人物，如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玉隆的夏格刀登、义郭的邦达家族，他们早年曾在博巴苏维埃政府中任职，同红军有过密切交往，解放后又派代表到北京要求早日解放康藏人民。”[9]解放后参与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并积极拥护四反运动，较为顺利地进行了寺庙旧制度的改革。党和政府也把她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降央伯姆曾说：“返回德格后，我尽了最大努力，支援十八军进藏，保证了从德格的马尼干戈到昌都以西的察雅、吉塘一线的支前运输，基本保持了我所管辖区域的稳定，并在加强团结，维护治安，发展生产方面，做了一些工作。”[4]

(二)积极参加民族工作

降央伯姆曾说：“从北京回来以后，我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民族政策，对江达县个别不明大义而参加叛乱的人，宣传党的政策，说服他们回家生产，不要阻扰民主改革和社会潮流的前进。”[4]她曾回忆说：“1951年，党和政府安排我担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副政委兼昌都地区党委书记王其梅同志和陈明义副司令员等首长，更是经常对我进行教育帮助，在他们的直接启发帮助下，我的思想有了进一步转化，我于是尽自己的力量，积极协助进藏大军宣传党的政策，做安定人心、争取西藏早日实现解放的工作。同时调派一些牛马，支援大军搞运输。”[10]除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她还努力把这些政策投入到实践当中去，时常关心民族的切身利益。当时色达和达日两县因草场纠纷打死数十人，人马伤亡损失严重，如不及时解决，将来情况必定更加恶化，出于对生命的尊重、维护生产和民族内部团结的考虑，“降央伯姆曾提案至国务院研究办，案由为要求从速处理色达和达日两宗草场纠纷问题案。”([第2090号])新中国成立之际，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次组织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降央伯姆担任观礼团副团长，前往北京，情绪一直平稳。这可能与她的女性身份有关，《女人与民族》的作者沃尔拜认为：“妇女的政治行动一般比男人更本土化，更少民族主义。”[11]这次北京之行，她受到了各地领导的亲自接见和热情款待，“到了北京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并与毛主席握手，敬献哈达，毛主席还赠送给我一件紫红色的锦缎藏装。”如此高的荣誉，使她终生难忘。[10]虽然这不能说降央伯姆从心理上、从身份上完全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但这次北京之行对这种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她相继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并发表多篇文章，虽然已无从考证降央伯姆是否亲自参与了起草工作，但她顺应时代潮流的事实不可否认。她履行着人大代表、民族工作者的职责，拥护新中国，实现了从土司到民族干部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有利于边疆民族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刚建立的新中国的稳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而且这种转变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方针，这对于我们现在如何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方针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

(三)降央伯姆关注民族教育

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是非常重视民族教育的。自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狠批极“左”思想，认真落实各项政策，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民族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语文也得到了重视。为了更好地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教育，“降央伯姆、罗通达、阿登等人曾提案，应在学好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学汉语文，从小学到大学都用藏语文进行教学，逐步形成‘双轨制’为特点的民族教育体系。为此，她还要求今后新办藏文中等专业学校和藏文大学，大专院校民族班也应该按藏文考试录取民族学生。案由为，为了更好地发展民族语文，要求新办藏文大、中专院校案。”([第1362号])另外，她还十分重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出版整理工作。但当时因各方面条件限制，进度缓慢。鉴于此，“她曾呼吁有关单位能在财力、人力等方面给予关注，加强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不能使之放任自流。她还特别呼吁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应尽快制定出统一的整理规划，或集中、或分工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格萨尔王传》，如果像目前这样，不仅我们无法把这部伟大史诗完整地奉献给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文化宝库，甚至可能使已经完成的搜集工作半途而废，那我们就有愧于中华个民族了。”[12]这个意见被纳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38号议案。她在晚年还关心德格土司家族历史的撰写，为之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1981年12月，当时来作中、邓俊康两人撰写《德格土司的由来和发展及其社会制度》一文以后，曾征求了降央伯姆的意见和建议。她口述了德格土司的法制规章内容，可谓填补空白，使这篇论文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未来研究藏区民俗法方面提供了重要借鉴。”*笔者于2015年9月5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老校区，亲自采访德格著名的藏学家土登彭措教授，其口述，笔者记录。

(四)降央伯姆的口述历史，为研究康区历史提供了女性声音

藏族有文字的历史近两千年，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对于妇女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可以说是一部藏族男性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一直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的‘缺席者’和‘失语者’。”[13]而口述历史正是我们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理解和反思的基本手段。倾听她们的声音，有助于弥补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缺憾，更有助于从女性的独特视角来重审我们的社会历史。降央伯姆在晚年曾口述了自己曲折的一生，这一历史由来作中收集编辑，存于甘孜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这就使降央伯姆真正成为为自己经历的发言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有助于我们重审历史观念，重写历史，就如有学者宣称的“不再保持沉默，妇女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历史—运用她们自己的声音和经历，运用与人类记忆相似的口头传统，我们正在重建我们自己的历史。”[14]李小江教授指出“让女人自己说话是建构妇女史的基本原则，发出女性的声音，在今天社会中兼有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使命，找回和重建女人的历史，不仅是史学的要求，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15]口述史可以填补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至少弥补其不足。历史上的很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无法留下文字记录，但人们又想要了解和研究当时的历史真相，补救的方法只有对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口述调查，收集口述凭证。如红军长征和当时军阀在西康的活动，因当时的斗争环境非常严酷，或出于安全的考虑，很多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而口述史提供了一种与书面资料相互佐证、彼此印证的可能。时至今日，土司退出历史舞台，期间所包含的曲折经历和悲欢离合都还静静地埋藏在残垣断壁中，等待我们去发掘，让各地末代男女土司特殊的生命史重现于世人眼前，流淌于众多史家的笔下，提供给同行共好者领略和缅怀，或成为社会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那段历史中，当事人和知情人的口述记忆对于我们研究康区历史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