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妃

(华侨大学文学院， 福建泉州 362021)

福建与日本的关系“源远流长”，在中日文化关系中具有独特的位置，其中有正常交往。也有非正常交往。闽日非正常关系可以上溯从元末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倭寇之患。倭寇的侵扰与福建沿海地区(莆田、仙游、同安、福清、泉州、连江等)一系列独特民俗的形成有密切关系。[1]近代以来，日本以现代国家的面目重新进入到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群体中有福建先贤严复。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福建的劳工也曾大量参与其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中国留学日本之风再次盛行。由于闽日之间的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关系，留学日本更是福建学子的上佳选择。[2]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留日潮是继清末民初后又一次留日高潮，尤其是1988年开始，以中国上海、福建等地为主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日语，形成“日语学校热”。[3]

时任教师或公务员的陈永和、林祁、陈希我、哈南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分赴日本。多年后，他们或海归(陈希我)，或拥有日本永驻居民身份(林祁、陈永和、哈南)，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开始了“中年写作”。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留日作家群体不同的是，这一批文革后赴日留学的知识群体年龄偏大，国内记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创作的重要资源。在日本“荒岛”挣扎的生活中，这些被20世纪80年代启蒙的，有向世界“出征”意识的知识群体产生了强烈的疼痛体验，这种痛苦在无声的生活中流动，在疼痛中反思成了生活的常态。传统日本(日本文化中的中国性)使日本在现代之后仍然没有遗失身份。反观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汪晖)使中国的现代实践有许多值得检讨的空间。现代以消灭传统为方法、为途径，“我们”到底是谁，要走向何方？在此个体体验、历史反思、现代性检讨的多重视野观照下，闽籍旅日作家笔下的记忆书写就不再只是乡愁的衍生品，更是确认自我身份的必须，一种中国式现代性的治疗方案。“地方”——福建的乡土记忆作为一种“情感结构”进入到他们的写作中。

作为一个有共同地缘、学缘(都曾经就读或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和时代经历且年龄相仿的作家群体，闽籍旅日作家的记忆具有“集体记忆”性质。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的形式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强调集体记忆的社会参照框架，没有这个框架人们就无法形成和保存个人记忆，即便是最私人的回忆也只能产生于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然而，个体同时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从家庭到宗教的或民族的集体，个体的记忆是这些归属关系中的一个变量。[4]闽籍旅日作家的“变量”往往与福建内部的地域文化有关。从外部看，福建文化往往被整体化同质化。从福建内部来看，福建文化却是一个拼盘式的组合。方言众多，民俗习惯差异性大。由于成长背景各异，个人留日体验不同，当代闽籍旅日作家的文学书写对福建城乡“记忆”空间的调度迥然不同。一方面，他们的思想观念、文学理念及写作技巧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注重对内在自我空间的挖掘，关注性别关系，擅长心理描写，甚至有“享虐”倾向。另一方面他们有各自的个人记忆，陈永和耽溺于新旧福州的城市变迁和家族记忆，林祁无法忘怀八十年代“崛起的美学原则”，陈希我、哈南对有移民传统的“流乡”既时时回望又理性批判。他们共同的跨文化写作身份使他们的书写往返于故乡与他乡之间，同时扮演多种角色，以双重边缘身份重审历史中的记忆与记忆中的历史，为时代留下“微音”与“证言”。

一、家族记忆

陈永和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三坊七巷边长大的福州人。她在知天命之年写了一部以福州为中心的小说《一九七九年纪事》，并获得2016年“中山文学奖”。[5]以实名入小说是《一九七九年纪事》的突出特征，有着福州在地生活经验的读者几乎可以根据小说中出现的地名描画出当代福州地图。作为虚构的小说按理无需如此的费心，究其心理，跟小说标题以具体的年代命名一样，记忆的顽固与原地复苏，就是拒绝遗忘。地域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地名就是回家的路标：道山路口、八一七北路、文化宫、于山、台江……甚至通往福建师大的20路公交车。

“福州是个小地方，偏安于国境东南一隅，却分为三块文化特征很不同的区域：鼓楼、台江与仓山。这有两个历史缘由，一，福州为历代府地，闽政治经济中心，称福州府。二，福州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开放港口之一。另外，从地理上，闽江横穿福建，福州为闽江的入海口。于是就形成了鼓楼官府及官府的周边文化(有全国都市内保留规模最大最完好的明清建筑三坊七巷)；台江的商埠码头及商埠码头的周边文化；仓山外国领事馆及领事馆的周边文化。三种文化就是三个世界。虽然解放后它们都被装进一个桶里，桶里的东西似乎被搅混在一起，但实际上，油还是油，水还是水，怎么混在一个桶里也结不成块。”[6]解放后，三种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改变。但文化身份、阶级身份的顽固性是会遗传的。旧的身份(文化)的等级秩序被打乱之后，新的等级秩序又很难马上建立起来。

一个深受1980年代中国存在主义思潮——自由、选择、存在……等时髦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本应该是轻盈的。这些像“探照灯照亮时代废墟”的异域概念，除了变成多年后自嘲的素材，对“我”只是开启记忆魔瓶的引子。家族的历史负荷导致记忆与书写的沉重，“我”无处轻盈。《一九七九年纪事》中的人都生活在人鬼之间，火葬场和精神病院成为小说情节展开的令人惊悚的现场。将美、儒雅、知识渊博等字眼放逐到火葬场和精神病院，似乎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界限，将卑贱者与高贵者融合。但阶级界限就像三坊七巷内显赫家族的高墙，难以穿越。哪怕是出生在宫巷陈家的芳表姐，既然随妈妈改嫁，从小就不应该走在宫巷和三保之间。既然她做了三保的姑娘，她就应该做三保姑娘的梦。

宫巷陈家祖宅，是“一个激发人想像力的清代建筑,一眼可见的富丽堂皇，飞檐雕壁，六扇大门终日关着，门板足有半尺厚，下半节包铜，铜上铸着几排钮扣(大炼钢铁时候,这些东西全被撬起当废铜烂铁拿去炼钢了)，推开的时候会发出吱——咯很沉重的一声，跨进半尺高的门槛,里面依然是门，仿佛里面关着一个深不可测神秘的世界。”

故事，在大家族中口耳相传，通过隔代重复不断的讲述。“婶婶把他种在我心里。她讲他。讲了又讲。讲到他长大。讲到我刻骨铭心。我觉得他都化成我血管里的血了。顺着我的手指尖流到我的心，又从我的心流到我的脚，一直麻到脚指尖……”从讲述到书写，记忆从在空气中漂浮沉淀为白纸黑字。三坊七巷出身的女人们都具有宿命感和苦难意识。宫巷出生的“我”妈妈以及爸爸对戒指(戒指是清代某皇帝赏给曾曾外公的赠物)的执着让“我”明白了，“一个戒指,既然花了上百年时间走进我们家，那，恐怕，它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得出去”。宫巷陈家的叛逆者芳表姐妈妈为了保护女儿下嫁到台江三保，女儿为了报复妈妈屈从后父，却对“身体”有新的认识。女人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不是被社会控制就是被欲望控制。衣锦坊出生的梅娘爱儒谨的方式是外人不能够想象的，“我们女人的爱，有几十年了，从小开始”。记忆是一种软软绵绵的东西，会漫漫长长地延续下去。

性也是陈永和家族记忆书写中的“大手笔”，受日本开放的性文化传统影响，陈永和大尺度地表现禁忌的性。解放要打破阶级，也要打破阶级之间的性差异，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愿望。比阶级差异更根深蒂固的文化血统、教养、思想的差异使这种良好的社会改造方案落空。三坊七巷与台江三保之间的性体验、性道德极端对立，毫无相互妥协与理解的余地。只有“身体-性”被彻底改造后，芳表姐自我甘心地沦为“林家”的女儿，方才告别对儒谨——知识阶层的疯狂追慕。否定了阶级之间“性和解”的可能，陈永和不无悲凉地感慨：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从身体到精神都被集体阉割了，灵魂与肉体合一的爱已经不再可能。同一种出身，家族成员之间的结合可能导致强大的生命能力的丧失。曾经繁盛的家族及家族文化难以为继，只剩下作者多年后的隔海追忆与无限追悔，以及读者的感叹唏嘘。

家族记忆除了口耳相传的讲述，还有族谱的记录，更有“地下墓”——隐藏在洞穴之内的家族墓地。族谱讲究出身、血统和支脉。妈妈断言，“几百年来，陈家有过多少个男人，其中不乏有胆量有大出息的，但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出去了不回来的人”。“我”是程埔陈家的第十九代孙。这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沉重的托付。“我目瞪口呆，好像谁在黑暗中给我戴上了一顶铁箍帽,肩膀一下沉重了起来。”爸爸尽管曾经不得已与陈家断绝关系，临死前却留下遗言：“记住，守住陈家的墓，要守住。”老陈师傅退休前郑重地把后山大墓托付给我,“我死了以后,你就是陈家的守墓人……”然而，“我想告诉老陈师傅我不想永远守在这一块土地上, 我给老陈师傅写了一封信。信里告诉他我不可能按照他的希望去照顾陈家的坟墓。我的名字游移出陈家族谱定制不是没有意味的。我还要活。我已经很累,它们太沉重。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远离族谱的定制。”

尽管“我”试图以远离摆脱沉重，但书写又一次让我回归。“我”成为所有故事的记录者、讲述者。受伤最深，书写越真实而刻骨铭心。穿越悠长的时间隧道，拨开历史的迷雾，才可能看到真相，而真相总在想象之外。生活在当下都是碎片的，残缺的，连缀不成章节。只有生活以历史重现时，它才逐渐形成清晰可辨的拼图。多年远行的“我”通过追索真相，冒犯记忆。个人记忆和讲述注定无法进入历史，但讲述者随着记忆的碎片寻访故地，对老城旧街巷进行人文考古，毕竟留下了痕迹，哪怕仅能成为后人谈资的野史传说。

“我”有作者陈永和的影子，但为了达到更冷静理智地对非理智历史的客观再现，作者改变自己在小说讲述者“我”的性别，变身为男性的“我”成为权力话语的一员，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家族”悲剧、“女性”悲剧和“文革”悲剧书写的束缚。探讨更深层的悲剧：“我”，“恰恰因为自己所认为的‘强大’、‘知识’、‘智慧’，使自己陷入了宿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了让他人和自己走向死亡、疯癫和流亡道路的罪行。”[7]

二、时代记忆

走出陈永和阴森沉郁的老宅深处，林祁的记忆空间转移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的历史亢奋期。

1980年代初的福建是“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文学场域，也是全国诗歌创作的高地与朦胧诗论争的策源地。林祁置身其中，成为重要的见证人与参与者。罗斌将“福建场域”界定为：在1978至1986年的八年时间内，以福建区域为特定考察空间，考察在该空间内，参与朦胧诗论争的相关主体的主体位置、话语表述、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形成和演进的自主、动态的状态。[8]1979年底地方性刊物《福建文艺》(1980年后改为《福建文学》)敏锐感受到中国诗坛的新气息，并在全国“朦胧诗”论争中以“讨论”专栏的方式出场，《福建文艺》作为参与论争的唯一一个省级刊物，其所开展的“讨论”也是唯一一个长达近两年，并对全国性的论争产生深远影响的刊物论争。[9]讨论从酝酿到正式开展经历一系列的筹备过程。据《福建文艺》魏世英回忆，为了讨论能够顺利开展及持续深入，编辑部举办了三次会议。在正式开始前，福建省作协与《福建文艺》编辑部组织了一次有文学艺术界共50多人参加的诗歌创作座谈会，参会人员有北京、上海、军队代表，以及包括林祁在内的福建代表。[10]孙绍振1981年在《诗刊》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战成名，此文实际上是孙绍振1980年发表于《福建文艺》的文章《恢复新的根本艺术传统》观点的系统化。若干年后，受女性主义以及日本性文化洗礼的林祁调侃时下的社会风尚为“乳峰突起如美学原则”。这无疑是作者回溯1980年代福建文学场域时下意识产生的自嘲。

从上大学到成为省报文艺版编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继而成为大学老师，林祁珍惜曾经被剥夺的权利。“不仅热心于每一次组稿的采访的机会，每一次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还热心于各类文学或非文学的聚会，热心于参加‘闽江文化考察’、‘台湾海峡西岸行’等等活动。”从某个角度来看，林祁的海外生活实际上是国内生活的延伸，是对陌生的空间的探险，也是插队下乡培养起来的“革命意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下意识反应。林祁将东渡日本视为“出征”，“他们把大规模远征异国他乡的行为，跟‘串联’、‘插队’这两个浸透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词儿联系起来，包含着自信，也包含着渺茫、空虚；包含着自强精神，也包含着自嘲的情绪”。

1986年由福建文联组织的溯源闽江的壮举也是林祁精神成长的重要事件，它可以诠释多年后林祁常常谈及的“出征”与“回归”的辩证关系——“出征”为了“回归”，“回归”检验了“出征”的意义。而溯源闽江的文化行动与1985-1986年轰动全国的长江漂流事件共享当时的中国文化语境。溯源长江是1980年代中国文化热背景下，民族意识高涨的重要文化事件。1985年西南交大教师尧茂书只身漂流长江，在金沙江段牺牲。1986年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漂流探险队首次全程漂流长江成功。对世界的探险与征服的英雄主义情绪是当时重新“走向世界”的中国的时代主旋律，福建文化人士以溯源闽江遥相呼应。闽江，是福建重要的母亲河。作为诗人，她用“闽山闽水系列”(《只有开篇》《在古岭的日子》《又见榕树》《毓园雨迹》《忽闻海上又奇楼》《零点时分在湄屿》《仙字潭·原始风·我们》)记录了八闽山水。在往后的异国岁月中，“漂流”成为了林祁诗文的关键词。早期日本生活她概括为“荒岛求生”，从原乡到异乡的自我放逐，是身体放逐，精神放逐，也是诗的放逐。

2009年林祁返归福建，成为“归来的陌生人”，她以跨文化学者理性的眼睛重审21世纪“崛起的”中国，以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裸诗”宣告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后的再出发。“固有的美学观念被否定了。一种新型的异质文化诞生了。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漂流。”以“漂流”取代“崛起”是经过异文化濡染后对生命与艺术的理解，只是20世纪80年代的“底色”终究无法褪尽。“强调身体在漂流与写作之间的在场，意将身体从黑暗处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不被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所遮蔽。”[11]从出发时极具革命色彩的“出征”话语，到归来宣告“裸诗”，林祁的思想和写作染上了浓浓的“和风”。

对于林祁，朦胧诗论争中高扬“崛起论”的两位学者孙绍振、谢冕是知其甚深的，他们先后为林祁的诗文集写序。作为林祁博士生导师的谢冕在《写诗的林祁和做学问的林祁》中理解并赞赏了弟子。林祁的远走异国是“摆脱宿命”的“逃亡”，这种身不由己的孤旅情怀非常的动人：“无处告别，雪夜深处半盏灯”，“祖国是一种望得见的灯火，被时差拨来拨去”。而被当年孙绍振视为“假小子”(今之“女汉子”)的林祁却要声明自己“一首诗写了一辈子，可是在我女性的生命里，一瞬间就是一首诗”。

时代记忆塑造了林祁想象、体验世界的方式方法，日本性文化唤醒她女性的深层意识，并成为一个有强烈社会关怀的女性主义学者。“近年来，我于冥冥中被一种生命本体召唤，牵引着投身女性学研究。”[12]1998年前后，林祁与人合译日本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的《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水田宗子的《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望乡》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初期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电影。在日本近十年后，林祁参与的翻译行为更多从中日文化的比较视野出发，重新理解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现象。

三、侨乡记忆

福清、莆田是福建著名的侨乡，其移民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因此移民路径非常的多元，移民生态也非常的复杂，日本是当地主要的移民国之一。介乎留学生与非法移民之间的群体是陈希我、哈南主要的描写对象。他们通常要以“就学生”的身份居留日本。“就学生”指就读于具有留学预科学校技能的民办日本语学校的学生。“1986年以前，日本语学校只有100来所，学生素质较好，问题不多。1986年以来，该类学校经营主体呈多样化，学校与学生数均激增。尤其是中国就学生长势惊人，1989年入境的各国就学生是1982年的9倍，而中国就学生则增长了80倍。”中国就学生的激增带来一系列问题。[13]除此之外，还有签证过期非法滞留的就学生。他们费尽千辛万到日本，并不愿意未实现日本梦之前返回中国，在日就职更成为问题，由于现实的困境，这些人与他们的家乡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这些问题形成陈希我和哈南描写留日生活小说的素材或背景。

作为一个有着5年侨居日本经验的留学生，陈希我后来的写作屡屡回首他“痛感”出发之处——日本体验。陈希我来自“流乡”，这个叫“流乡”的地方有着移民的传统，最初，流乡人从中原移民到南方，后来又移民到海外，下南洋，闯东洋，入西洋……生命不息，流动不已。他的家族历史的基本姿势都是“跑路”，源源不断上演着“胜利大逃亡”的戏剧。家族的历史和自身的经历让陈希我对“外人”的身份、生活的表现更具有穿透力。陈希我涉及留日生活题材的小说有《风吕》《罪恶》《大势》《移民》。在这些小说中，以残酷“享虐”闻名的陈希我往往通过对“留学生”在日本的“地上”“地下”活动的刻画，展开对老家侨乡的“黑色”书写。日本属于非移民国家，定居入籍难度很大，非法“办出去”的群体要面对的压力远甚于其他群体。有移民传统，又在现实中形成产业链，甚至是黑色产业链的侨乡，在被高度挤压的异国空间中被荒谬地呈现出来。留学之初，陈希我经历了与王中国(《大势》)相似的生存空间极度逼仄的切身体验。“阵地”——这座二层楼的旧公寓在二房东王国民的“运作”下挤满了各色人等近40个，没有身份或身份低微的中国男人混居，仅见的极少数女人如羊入狼窝。这群来自中国的“流民”集中了长期黑暗的底层生存所滋生的劣根性，他们自卑自贱又自尊敏感，相互作践又相互理解，相互施虐又彼此受虐，直至“享虐”。

《移民》具有更大的野心，作者上溯“九牧林”“闽林”家族的移民历史。同时，作者试图透视全球化的过程看待中国人的移民现象与移民心理。这种移民冲动既有传统的经济因素驱动，但更令人忧虑的是，新的跑路景象层出不穷，一路跑来，一直跑下去吗？整个诺大的中国都要变成“侨乡”吗？这样的“去国”心理是不是一种病？地方先贤、思想先驱严复这一代人去过带回的救国方略仍然没有医好中国！

与陈希我残酷俯视移民大势相比，哈南对异化的侨乡的书写显得比较温和，对去国者生存的荒诞处境也留下和解的可能。哈南从小就记得老家的华侨新村。这里有一座座占地一亩左右仿佛是城堡的大厦，但这宫殿般的房门长期关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有时候他也会从门缝里或者从偶尔开关的侧门里瞧进去，瞧那个铺着橘红色砖块的大院，瞧那有金碧辉煌的飞天的屋檐。但是也有这样的一天，好像是突然间大门口张灯结彩，接着是门庭若市。在老家那样的小地方，那情景无疑地像是过节了。不过喧闹毕竟是一时的，日后又是年复一年的寂寥。”偶然有机会进入，“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挂在厅堂里的一排放大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从海外寄回来的，也不知道是从印度尼西亚还是从新加坡。反正是老家的人都会从上面感受得到的那种南洋的氛围。照片全都是全家乐。”这属于过去的“下南洋”的侨乡传统记忆如今被哈南重新诠释为东洋版本，为孩童时候记忆中的寂寥的华侨新村，大院安排了新主人。

《猫红》(《钟山》2016年长篇小说A卷)是一篇“与时俱进”的长篇小说，它深度介入到当代变动中的中国，揭示当代旅日华人的生存模式及其分裂的精神状态。停薪留职的机关干部成之久非法滞留日本，从事古董中介生意。他的生活始终笼罩在老家人与事的“影响”下。成之久在家乡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就如他在妻子和惠久美之间关系的平衡，他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维持现状”。妻子以隐忍与成之久共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与共谋。在办理与妻子假离婚、与日本相好“假”结婚的过程中，哈南将“侨乡”不可为外人说道的出国经验、流程细节以及侨乡留守的另一半、侨乡民众的心理细细道来。侨乡的舆论、道德是“宽容”而有弹性的，侨乡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妻子和乡民用“合理的”想象建构着成之久的日本生活——一个日本女人和在日本生了一个男孩，成之久活在妻子和乡民不容置疑的“无理的”想象中，无法为自己辩解。“你们看，那个在日本生了个孩子的男人回来了”，和寄钱回老家盖别墅一样，都值得夸耀，并成为一种“美谈”“时尚”。作为大老婆的身份则是必须坚持的，穿正红的衣服见日本女人，要认这个日本女人，来一个全家福，挂在“咱们”这新居的大厅里。“过房” 是老家一件头等大事，妻子在老家风风光光地办了一场，“办了该办的”。“成之久虽然不在场，可是他那坚忍不拔勇敢创业的精神在。那座新居让老家所有的人有目共睹，就像一张底片一般能够把许久不见以至于变得有些模糊起来了的成之久的面容给重新冲洗了出来。尤其是当人们听到房产证上写的是妻子的名字时，开头脸上稍微现出点惊讶，可紧接着便换上了肃然起敬的表情来……而成之久只能是隔山隔水地意淫了，想象自己也到了场，被众多的乡亲簇拥着。比这更惬意的是妻子也给了他好看的脸色，是夫妻恩爱的那种。”

侨乡——文学的侨乡，不迎合社会文本的功利性叙事——充满海外谋生者“挣扎求生”“衣锦还乡”的虚饰与矫情，陈希我的“残酷”和哈南的“温情”，让惯常于或悲情或浮华的侨乡叙事自我揭示：侨乡的社会结构、经济曲线、道德观念有多么合理，就有多么的扭曲。

四、福建性与现代性

闽籍旅日作家笔下的记忆有浓厚的乡土烙印，但这片乡土却非完整、单一的乡土，其中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与福建在中国的东南边陲位置有关，也与这块土地上的“移民”历史有关。因为福建长期远离政治中心，皇权威力难以完全施展。而方言林立，各自成体系，也加剧了文化“统一”的难度。福建文化的多样、呈族群聚合的块状分布特征非常明显。此外，历史上的中原族群因战乱而南迁避祸的现象屡有发生，形成国内移民传统。清代以降为生存突破海禁而“过番”，近代以来，西方殖民扩张对海外劳动力的需求也吸引了许多福建的劳工向海外寻求发展。边缘性、多样化、既聚居又流动的移民性共同构成了福建性。

陈希我认为：“我觉得福建是叙事资源丰富的地方，但这资源却每每被误用，比如写成了‘乡土小说’。”“阿格尼丝·赫勒揭示现代人的困境，就是从时空体验、归属感、自我和人格的建构入手的，某种意义上说，福建人早在这样的状态中。”[14]“福建性-分裂性”书写是现代性书写的表征之一。闽籍旅日作家的记忆空间深植于福建文化特性，成为福建文化地理、人文历史景观的重要载体。这块碎片状的福建乡土容纳了近现代视野中福州三坊七巷的家族历史，1980年代的福建精英文化记忆，也记载着沿海中国乡民的悲欢移民史。时间沉淀了时代的喧嚣，异域提供了他者的差异观照，闽籍旅日作家的记忆书写让福建的乡土以新的——“现代”的面目被发掘。

离乡——取道日本，就是还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过程就是离乡的过程，晚近的全球化更加强化了人类生存的“漂浮”与无根感，从此，(精神)“返乡”就成为一个抵达之谜，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无论这些闽籍旅日作家是选择回归(陈希我、林祁)，还是继续往返于福建、北海道(陈永和、哈南)，他们对记忆空间的再现都超出了历史还原的意义，体现了跨文化作家探寻人类在全球化流动的生活如何突破精神困境的努力。

注释：

[1] 许金顶：《倭寇之患与福建民俗》，《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 朱慧玲：据《在日外国人统计》，截止1992年，留日学人主要来自上海、北京、福建、浙江和台湾。

[3] 蒋一超：《当前留学生之前途》，《神州学人》1994年第3期。

[4]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 “中山文学奖”(原“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暨南大学、中山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

[6] 陈永和：《创作谈：即便集体遗忘，历史依然存在》，《收获》2015年长篇专号(秋冬卷)。

[7] 林 红：《身体—性—忏悔——评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8] 罗 斌：《论朦胧诗论争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以1978-1986年间的福建场域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

[9] 赵 丹：《〈福建文艺〉“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1980.2-1981.11)》，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年。

[10] 谢春池：《我是〈福建文艺〉同龄人》，魏世英、陈侣白主编：《我与〈福建文学〉》，《福建文学》杂志社编印，2001年5月，第359页。

[11] 林 祁：《裸诗宣言》，《裸诗》，厦门：国际华文出版社，2012年。

[12] 林 祁：《〈望乡〉译后记》，[日]山崎朋子：《望乡》，陈 晖、林 祁、吕 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13] 朱慧玲：《当代中国留日学人及其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4] 陈希我：《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作家读作家)——陈永和印象》，《福建文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