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茹

（山西师范大学 现当代文学，山西 临汾 041000）

1925年元旦，鲁迅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在鲁迅一生大多偏激的声音中，常常对青年寄予希望与关怀。“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1]鲁迅就是这样以孺子牛的姿态在寂寞中前行，他就像一个开拓者，于没有炬火的岁月里甘愿充当唯一的光，不忘鞭策青年向上走，免于自卑，免于菲薄。《希望》正是鲁迅在同寂寞、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以身外的青春为依托，以桀骜英勇如裴多菲为启发，以青年们很平安为现状，鲁迅在绝望中做了三次抗战，而绝望中的三次抗战无疑是个人本能的自由的选择。他深知希望等同于绝望而无法脱离虚妄，但他仍然选择希望，从己身出发，向当时消沉的青年以及现在迷茫的后辈展现了一种勇于幻灭的无畏者精神。

一、以身外的青春为依托

《希望》开篇向我们呈现出一种看似矛盾的内心关系：“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2]。五四高潮过后，当周围的战友已趋于平静，激愤的青年逐渐消沉，军阀混战此起彼伏，亲人间的温馨不复从前时，鲁迅用“分外”加深了寂寞的如影相随之感。“然而我的心很平安”[2]，“平安”不再是平稳安全的归属感，“平安”是“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2]的无处安放的麻木姿态。沉重往往催人奋进，这种失去感知爱憎哀乐能力的生命之轻才是最无法承受的。“然而”在这里的转折意味更像是对“寂寞”的深层窥探，心里分外“寂寞”，“然而”心里还很“平安”。寂寞早已让人倍感绝望，更何况已经失去恻隐之心的所谓“平安”呢？

伴随着这样的心境，鲁迅感慨“我大概老了”[2]。如果只是肉体苍老，或许还能抱有老骥伏枥似的来日可期心态。但不仅肉体，就连灵魂也一起老去，老得彻彻底底，为这汹汹绝望再添一股力量。但是他不甘于此，继续回忆“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2]。当这些青春时期的抗战都成为空虚，鲁迅仍然用“自欺的希望”作为“盾”，来“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即便“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2]。这就是鲁迅自由的选择。选择“希望的盾”，就选择了抵抗暗夜的生存方式，“耗尽了我的青春”[2]说明一整个青春都在选择中不断抗战，对生命的存在付诸坚守。在《野草》题序中，鲁迅说：“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死亡而腐朽，但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3]又说：“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是比死亡和朽腐更其不幸。”[3]鲁迅是不惧死亡与幻灭的，他所认为不幸的是“未曾生存”，而生命存在价值的彰显就是勇于选择希望。

在内心“寂寞”与“平安”的缓缓带动下，在灵肉苍老与青春的鲜明对比中，“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2]。被绝望席卷的“我”，此时做了第一次抗战——“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2]。这青春纵然“悲凉漂渺”，但不似“我”此刻的“平安”。这青春被赋予感知能力，企图为乏善可陈的“平安”之心带去希冀。星光微弱但星罗棋布，月光诞生于黑夜但皎洁无暇。星与月光所暗喻的青年人怀着蠢蠢欲动的心揭竿而起，他们化为“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2]。胡蝶只有在孕育新生之际才会行将坠落，直至死亡。花朵早已做好铩羽而归般的凋谢准备，才选择在暗中绽放。这“暗中的花”，宛如《秋夜》里那“瑟缩地做梦”的“细小的粉红花”[4]，在瑟缩中微笑着期待春天。“猫头鹰的不祥之言”[2]可以视为对暗夜的控诉，“杜鹃的啼血”[2]是执着的悲鸣，这二者更像是青年用呐喊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而“笑的渺茫”、“爱的翔舞”[2]是一无所有的青春最廉价，也最朝气的标签。绝望中的第一次抗战，鲁迅寄希望于身外的青春，不惧悲凉飘渺而专注于青春的蓬勃本质，试图摆脱寂寞。

二、以桀骜英勇如裴多菲为启发

以身外的青春为依托，“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我”选择“悲凉漂渺的青春”，并没有使“寂寞”得到好转。在绝望中提出了“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2]的怀疑。怀着疑问，“我”由此作出第二次抗战——“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2]。

绝望中的第二次抗战，“我”受到了裴多菲的启发。裴多菲将希望诠释为娼妓，“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2]说明在希望的蛊惑推动下，最终追寻的结果也不过是无所获取甚至被杀的片甲不留。捕获了这层含义之后，鲁迅在下文继续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并发出诗人已故诗未死的悲叹：“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2]诗中所蕴含的诗人的精神世界永在，正是这样未死的永在是可悲的。可悲首先在于诗人对黑暗现实入木三分的指责刻画使人们自觉可悲，可悲更在于诗人这种永在精神所带来的希望，在诗人死后仍然无法付诸行动之可悲。在诗人已故的绝望状态下，诗未死是象征希望的本能意愿此时被“可悲”扭转，照应了裴多菲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等同”[2]。

“但是，可惨的人生！”[2]鲁迅又一次对裴多菲的人生选择作出评价。裴多菲说绝望是虚妄的，希望也是虚妄的。人生的可惨就在于裴多菲已被这虚妄消磨侵蚀，但仍然“对暗夜止步”（放弃虚妄的绝望），而是“回顾着茫茫的东方”[2]（选择虚妄的希望）。“东方”是希望，“茫茫”则有了白昼与黑夜之间的虚妄意味。在鲁迅看来，选择虚妄的绝望，内心所要承担的就是丧失感知能力的“平安”状态；选择虚妄的希望，也许会“肉薄”，也许最终会死在矛尖上，也许是希望之后仍是无尽的绝望，这恰恰是人生的可惨之处但至少证明曾经存在过。鲁迅甘于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对裴多菲人生选择的评价，也是鲁迅表明自身选择人生、选择存在的价值取向。在第二次绝望的抗战中，鲁迅以裴多菲为启发，在肉薄的前提下继续寻找“悲凉漂渺的青春”[2]去对抗虚妄。

三、以青年们很平安为现状

鲁迅将“身中的迟暮”的最后希望寄于“身外的青春”，“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2]，两处“然而”的转折，看似已把“我”拉入绝望的无尽边缘。

于是鲁迅在肉薄之际做出第三次绝望的抗战——“纵然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2]。之前“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2]的意识推断，被“纵然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2]的无意识本能所取代。“一掷我身中的迟暮”的本能反应，正是杜鹃啼血式执着，也是《死火》中“那我就不如烧完”[5]式幻灭，还是对青年们“我便是唯一的光”[6]式鼓舞。但同时鲁迅感慨“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2]。“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与“没有暗夜”的矛盾境遇，来自于鲁迅对希望的再一次选择捕捉。从“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2]到“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2]，“僵坠的胡蝶”不再被提及，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这次绝望的抗战中，鲁迅捕捉到了“僵坠的胡蝶”所带来的新生的希望？绝望把人推到“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之地，但分明可以寻到一些“身外的青春”的痕迹，所以鲁迅感慨“没有真的暗夜”[2]。

最终，鲁迅以裴多菲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结篇。当人们深知身处绝望之时，就其自身认知而言已是最大的希望，也恰是绝望之虚妄所在。“生命的单调，沉重与窒息”[7]扑面而来，鲁迅对绝望的体验促使他不断战斗，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希望的虚妄就在于执着抗战到最后，也许迎接人们的依旧是幻灭甚至是无尽的绝望。《希望》是鲁迅对绝望与希望关于虚妄的一次认知，在清醒认知的前提下，鲁迅否定了绝望，向自身、向青年、向后辈做出个人本能的自由选择——选择希望。一个身处绝望的勇于幻灭者，不断地以希望的姿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的战斗才不至于陷入无敌手、无方向感的‘无物之阵’”[8]，这就是希望之野草向死而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