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浩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一、引言

荫城，绿树成荫之地，其距古潞州城六十余里，处上党盆地南缘，位于长治县与壶关县、高平县、陵川县的交界地，背靠雄山，面朝陶清河，四周群山环绕，中间宛若平盆，是个依山傍水的宜居之地。在这里，一提到荫城，人们会随口说出“千年铁府、万里荫城”、“铁府荫城、日进斗金”的俗谚，体现了这里曾经作为古老的集市，在人们心中留有近千年来商贾云集、贸易繁荣的印象。“荫城古镇”的商业成就不仅与这里丰富的煤、铁、碳等物产资源息息相关，与其行政建置、社会环境等同样密不可分。而利用地方志与留存的碑刻资料，对其建制沿革进行梳理，则可对“荫城古镇”进行更近真实与细致的勾勒。

二、明代：“荫城”由村变镇

现存最早与荫城相关的地方志是明弘治时知州马暾所编的《潞州志》，其中记载道：“固真都四里，凡二村：荫城、桑子”[1]29，这直接明荫城在当时尚还是个乡村，而并非为“镇”，荫城村与桑子村一同隶属的“固真都”是雄山乡所辖一十一都之一，当时雄山乡共辖四十五里，是潞州所辖四乡①四乡分别是太平乡（三十八里）、五龙乡（三十九里）、雄山乡（四十五里）、八谏乡（二十一里），详见（明）马暾纂，长治市旧志整理委员会编：《潞州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27—30.中地域最大的乡。该书宫室志中记载道：“雄山书院，在雄山乡荫城村，自宋已有。元泰定乙丑，里中儒士李桓与其宗人李馨恢复侵田，起立学舍请于礼部榜今名”[1]23，在经济商贸方面，当时已有“荫城集，在雄山乡，去城南六十里”[1]30，寺观志中记载：“大云寺，在城东南六十里荫城村，金大定九年创建，元至元六年重建”[1]33。因此，知州马暾在弘治八年（1495年）所编撰《潞州志》中，在有关荫城的建置、市集、寺观、书院等内容中，都直接表明了荫城在弘治八年（1495年）时，甚至之前尚且为“村”的建置。

除了该书，现存明代以前有关荫城的碑刻资料，也同时可以予以佐证，20世纪80年代所出土的“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陈雄墓表”记载了其曾任潞州功曹，逝后与夫人冯氏葬于荫城村的事迹，“君讳雄，字隽强。潞州上党人也……即登本州功曹，至大业十三年，厥疾不瘳，卒于家馆。夫人冯氏，怀袖贞洁，四德无亏，内表闺门，外彰零誉，春秋七十有三，岂谓报善无征，终于内寝。即以其年岁次太簇、月为大吕、十九日庚申，合葬荫城村东一里”[2]；另外在金大定二十三年，荫城李植在重修雄山先师殿时所立碑刻末题：“大定二十三年歲次癸卯九月一日本村李植立石”[3]678，同年，修大云院所立碑记中载：“荫城村大云寺者，道通大师之首创也，正隆中，自本州千佛院拥锡南来，爱雄山之秀气，慕先师之胜跡，遂有结茅之志，未几，遇国家降卖名额，大师笑日吾雅志遂矣，以兹诣官投状纳缗，得赐大云”[3]679，这些碑文同样也证明了荫城古镇在明弘治时之前尚仍为村的观点。

进一步研究荫城由“村”向“镇”的转变，首先要提到的是整个上党地区在明朝正德、嘉靖时期所爆发的“青羊山起义”，这对整个上党地区的社会环境与行政建置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陈卿所领导的起义军多次击败官军，声势波及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直至明世宗嘉靖皇帝动员近十万兵力，历时三年才于嘉靖八年（1529年），最终平定。同年，上党地区由州升府，称“潞安府”，原所设六个县改为八个县②下设八个县为：平顺、壶关、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新增平顺县、黎城县。。在这个多事之秋，不甚安宁的社会环境也影响到了雄山乡地区，“正德六年，蓟寇自壶关南界人太行山，至潞州雄山乡焚掠而去”[4]359，而据明朝吴亮所撰《毗陵人品记》载，嘉靖年间江阴人邵经任潞州知州时，“桑梓、荫城二镇，负固相攻，官兵不能制，经单车徒步收之沈藩，暴横绳以法一无所，狗有奸党十余辈，匿沈府率吏卒入捕之，因检王不法数十事抗章列奏，王亦诬以试题犯上，下诏狱穷治無所得释之，既归，贫甚，杜门自守邑令馈之滩田，谢不受”[5]，这表明邵经任期内，荫城已经与桑梓一同被列为镇，不再为村，而且两镇相互攻击械斗，官府也无法制止，这或许是目前有关“荫城镇”的最早记载。翻阅明世宗实录，邵经下狱因是受到了沈王告发其涉嫌“诽谤大礼”③明世宗是地方藩王继承王位，登基不久便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对应尊武宗还是世宗生父为皇考（宗法意义上的父考）及其生父兴献王的尊号等礼仪问题展开了争议与斗争，这场斗争直接导致使得四品以上官员86人待罪，五品以下134人下狱，间接受牵连者不计其数，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最终以世宗钦定大礼而告终。，时间则是在嘉靖五年（1526年）[6]。结合吴亮所著刊行在万历时期，荫城由“村”成“镇”的行政转变，大致也应该发生在明代中叶的嘉靖、万历年间。

随后对比明代万历四十年（1612年），长治县人周一梧所撰成的《潞安府志》，其中有关“荫城”的记载全部皆由“村”变为了“镇”，其“建置”之中写道：“生齿日繁，村居错落，不能尽书。书其成市集而为镇者，高河、漳泽俱太平乡；韩店、苏店、郝店、北董、南董俱五龙乡，八义东和俱八谏乡；王坊、大峪、荫城、西火、桑梓俱雄山乡”[4]150。这表明当时荫城与其他一些村落因为集市商贸繁荣的原因一同被升为了“镇”，“荫城镇”的记载也首次在地方志资料中正式出现。考察该书其他有关荫城的记载，建置之书院中改为了：“雄山书院在长治县荫城镇，创自宋靖康间，元泰定间，儒士李桓修复殿庑斋堂，路仿部学，田二顷，松万株，见侵于寺僧，尚书惟馨请于礼部，榜如前额，及还山，以为怡老之所。今遗址犹仿佛可寻，而田与松不知所主矣，内有可已亭、知非斋、万松亭，俱废”[4]137，自此，在以后再出现的史料里，有关“荫城村”的记载基本上都变为了“荫城镇”。

三、清代：“荫城古镇”稳定成型

清代顺治年间，上党地区的建置又发生了较大调整，据顺治时所修的《潞安府志》载：“至国朝顺治七年，署县事钱推官钥申允照，依人丁均编为一百里……雄山乡领一十一都，都领二十五里。顺治十六年，裁去潞州卫，将潞州卫、沈阳卫改立潞沈……其村居错落，不能尽书，书其成市集而为镇者十有五……王坊、桑梓、荫城、大峪、西火、师庄”[7]162。由此可见，雄山乡所辖疆域已经从明代四十五里减为二十五里，而建置上对荫城等一批兴起的乡镇则延用了明时府志的记载，唯一不同的是荫城古镇在此时成为了潞安府新建的五处义仓之一，“新设立义仓五处:在城、苏店、东和、荫城、高河，共捐谷五百一十一石”[7]189。除此外，其建置、寺观、包括书院等记载基本沿袭明志。

清中后期乾隆与光绪年间所修长治县志有关荫城古镇的记载相比府志更为详细。乾隆年所修长治县志，第四卷疆域中载：“县之村成市集而为镇者十有五:高河、漳泽、北董、苏店、南董、郝店、韩店、八义、东和、王坊、桑梓、荫城、大峪、西火、师庄”[8]421，市集载：“长治县市集在城者旧有六……在乡者十有八，曰韩店，曰八义，曰荫城”[8]422，学校载：“雄山书院在荫城镇雄山之麓，府志创自宋靖康间”[8]442，坛庙记载：“大云寺，在城南六十里荫城镇，金大定九年建”[8]582，陵墓载：“元李尚书墓，名惟馨，在城南六十里荫城镇”[8]585。而清朝光绪年所修的县志中除了全面承袭上述的内容外，记载更为丰富与详细，在建置之营汍中记载：“本城四门内各设一汍，其外有漳泽村、□村、荫城镇、西火镇凡四处各设守兵三名”。在市集中记载了荫城集的具体日期为：“市集之在城者四门及上党门均无定期，以次相及在乡者有荫城镇，三、六、九日”[9]106，在祠祀志中载：“牛神庙在荫城镇东南。铁佛寺，在荫城镇，明万历年间建。石佛寺，在荫城镇。白衣庵、慈惠庵、十方院，并在荫城镇。玉皇观，一在□河村，一在荫城镇”[9]108。这些记载不仅印证了“荫城古镇”的建置沿革，也体现了当时这里市井文化的丰富多彩。与此同时，在清代山西巡抚胡聘之所编的《山右石刻丛编》中，那个曾在金朝时自称本村的李植，其墓志铭在清人考证中写为了：“通志金石有李植墓表，在长治县荫城镇”[3]601，这也说明了荫城在明代中叶成镇之后直至清一朝得到了一贯沿承与认同，荫城古镇的建置得以定型。

四、结语

荫城古镇是上党地区的四大古镇之一，常常被人关注其作为明清时期重要的铁货生产与交易市场的商业经济功能，而其政治上的建置沿革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明清地方志与碑刻资料有关荫城的记载为对其研究提供了一扇门径，荫城“由村变镇”，并不仅仅受经济上的商业贸易影响，尽管受限于方志碑刻资料的体量规模，往往只能展现出一部分现实的情况，大量真实存在而又未写入史书的寺院、庵庙与祠堂、作坊、货栈、圪廊等建筑设施的创废沿革同样对展现具有极大的参考和研究价值。而且，荫城古镇的建置沿革同样牵涉着明中叶上党地区的“青羊山起义”、府县建置调整、甚至世宗嘉靖皇帝“大礼议”等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总之，荫城古镇作为上党地区的重要的传统聚居地和商业贸易地，并非只有经济意义蕴含其中，对其行政上的建置沿革与书院、寺庵创废进行梳理，同样能更清晰可见荫城古镇在历史上的定位，也只有尽量客观真实地去探索其在明中叶嘉、万时期由村到镇的转变，才能更真实地勾勒其历史面貌，更准确地把握其古镇特征，也才能更好地去展现其作为明清铁货重镇与潞商的繁荣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