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中伟，张云宁，王洁雨

（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 211100）

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效益显著，中国经济、国民经济都产生了巨大提升。在此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也稳步提升，涨幅明显。然而，由于资源分布不均等种种原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正成为新时代愈演愈烈的严重问题。在2013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政府明确指出要逐步缩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减少扶贫对象，改善收入分配秩序等目标[1]。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开始渐好。2014年和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继续保持稳定较快的增长的势头，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已经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这有利于我国实现全面的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本文通过讨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理论，并把城市偏向政策纳入框架中，通过分析金融发展、城市偏向政策下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过程，再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具体检验，找出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出路，并为当局出台相关政策给出一定参考依据及建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集中体现，但是也逐步成为化解一系列社会性矛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较好的实践意义。

一、城市偏向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的联动效应

要探索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直接地考虑，而是在政府政策的控制作用下，依据政策性质不同其影响可正可负，或不产生影响。本文考虑到政府政策的重大影响力，以城市偏向政策的视角基础下，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影响包括政府财政支农、经济建设、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间接影响表现为在政策作用下产生的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能力。

对城乡居民来说，其所占有的经济资源的数量除了由自身能力决定外，更受到政府资源分配政策的影响——政府更愿意分配较多资源到城镇。二元经济结构中财政政策“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现象突出[2]，导致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福利，进而产生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

陈时兴（2009）指出，地方政府对于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帮助农村金融发展提高经济绩效可通过提供相应的创新空间，适当的规范指导的方式实现[3]。如果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内生性，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将表现为自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4]。城乡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这种机制成为可能，但存在的城市偏向制度下使各要素自由流动受限，该机制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城乡居民政治能力强弱使城镇获取的更多政策偏向促进了城市经济活动，城镇居民具有更高的财政支配能力，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便会由此扩大。有学者将金融发展纳入城市偏向制度指标中考虑[5]，而本文研究的是在城市偏向政策基础下，金融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影响，以此构建了具体作用机制（见下图）。

二、指标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取

本文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及数据可获得性程度，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选取的指标中，GAP、FD、FE、PGDP、GOV、CULTURE、PUBSER、AGRI、FDI、EXP、URBAN分别表示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科教文卫支出占比、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农业支出占比、进出口总额占比、外商投资占比、城市化水平。

（二）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00—2016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未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并根据国家统一规定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等权威资料。数据经过平稳性处理，本文计量分析部分软件使用Stata12.0软件。

三、模型和实证方法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所构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是只考虑了城市偏向政策中的政府制度因素。这是因为城市偏向政策所涉及的相关具体因素数量众多，难以一一予以考量，因此，其他因素在本文并未考虑。构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所示：

上式中，下标i代表中国第i个省份，i=1—31，t表示时间，在本文即为2000—2016年度，μ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并且不随时间发生变化，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实证方法

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指包含了变量个体与时间的二维数据，是否含有一阶滞后量是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最大的区别，本文基于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动态面板模型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自身解释变量而纳入方程中，如果没有采用估计参数，动态面板模型会类似于自回归模型（AR（p））。动态面板模型的组内估计量是非一致的，能够较好地体现动态调整过程，降低误差；而且动态面板数据包含更多数据，信息更全面具体，降低变量间共线可能性，提高估计有效性。

采用模型估计时应考虑以下问题：（1）金融发展可能存在内生性，通过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分配。（2）本文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短，应考虑地区自身的固定效应影响，存在因变量的一阶滞后与误差项相关性的可能。（3）存在其他可能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

广义矩估计包括差分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系统 GMM（SystemGMM）由 Blundell&Bond（1998）提出。把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作为一个方程组进行估计，实现了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量的系数[6]。系统GMM能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即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缺点在于假设中一定要保证{Δyi，t-1，Δyi，t-2，…}与 μi无关。

将方程做一阶差分：

但是，Δβ1Gapi，t-1与 ΔGapi，t相关，ΔGapi，t-2作为 Δβ1Gapi，t-1的工具变量，Gapi，t-2与 Δβ1Gapi，t-1高度相关，且与 Δεi，t不相关，所以Gapi，t-2是有效工具变量。因此，更高阶的滞后变量也可作为有效工具变量，其中差分GMM估计就是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但差分GMM可能带来一定问题，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被消去，且Gapi，t与 Δβ1Gapi，t-1相关性可能较弱，特别是 Gapi，t接近随机游走时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使用ΔGapi，t-1、ΔGapi，t-2、…作为 ΔGapi，t的工具变量。系统广义矩估计比仅用差分方程估计更有效，前提是：一是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二是随机扰动项无序列相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是否合适，需要通过萨甘过度识别检验[7]、序列自相关检验[8]两项检验。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再进行各个地区的实证分析。把全国数据作为一个样本进行分析无法体现出区域差异性，解释性较弱，而应从全国三个区域入手，采用SYS-GMM估计方法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基于三大区域的模型回归结果

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三大区域都表现出明显地，前一期的显著影响，并且计算结果也体现出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性，下面具体分析各地区的影响程度。

（一）东部地区

计算结果表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GOV）在三大区域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属对东部地区最大，并且为负影响；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影响则与另外两大区域相同；由于以科教文卫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农业事务支出为代表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在东部的支出系数都为负，因此这三种类别的支出在东部将都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因此，对于政府层面来说，未来教育事业的重点改善应放在教育公平性的提高上，并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以及农业支出的比例。

控制变量中，人均实际GDP和城市化进程在东部地区的系数均为负，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系数为正，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PGDP、城市化水平URBAN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够遏制城乡收入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将阻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二）中部地区

金融发展规模起到正向促进的作用，而金融发展效率则是扩大了这种差距。所以，东部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地域性区别，因此相应的金融机构更应该注重金融质的提升，而非量的增长。

对于政府制度，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GOV的系数为正，表明政府对经济发展干预越多，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越大，所以政府更应该注重参与效率。但是在财政支出结构中，中部地区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系系数为负，农业支出系数为正，且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比东部地区明显。公共服务支出系数为正，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越多，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也意味着政府在公共服务支出方面需要做好实质性工作，努力提升农村地区的社会服务工作效率，切实为农村居民谋福利。

控制变量中，PGDP与URBAN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提高，贸易发达而有所减小。

（三）西部地区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中部地区相同，金融发展规模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而金融发展效率的系数为正，并且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分别在1%、5%的水平下显著，影响程度低于中部地区。

关于制度因素，在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中，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投入越大，对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提升效果越显著，从而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缩小。但是在公共服务支出方面，政府投入越大，反而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政府每增加1%的公共服务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0.0037%；农业支出系数与中部地区相同，均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是影响力度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都是负相关，影响显著。其中，城市化水平每提升1%，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0.2208%。

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政府在科教文卫支出投入越大，对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提升带来显著效果，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缩小。但是在公共服务支出方面，政府投入越大，反而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政府每增加1%的公共服务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0.0037%；农业支出系数与中部地区相同，均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是影响力度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由回归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影响效果东部地区最显著而西部最小；农业支出能够在西部地区起到作用，但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影响系数为负；而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则是在中西部地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对政府部门的启示是：应当进一步加大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在各个区域的支出比重，促进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支出，在中东部地区农业支出要加大投入，尤其在经济落后地区，要保持对金融发展的重视度。

参考文献：

[1]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李勋来，王晓燕.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化特征与消解对策[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27-31.

[3]陈时兴.农村地方金融结构、地方政府行为与支农绩效[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3)：81-90.

[4]任太增.城市偏向制度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

[6]Richard Blundell，Stephen Bond.GMM Estimation with persistent panel data：an application to production functions[J].Econometric Reviews，1999，(3)：321-340.

[7]何治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D].重庆：西南财经大学，2013.

[8]管河山，邹清明，罗智超.时间序列平稳性分类识别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