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最早的余光中著作是《左手的缪思》。封面有一只张开的有力的左手，大林版，它的初版应是1963年，是非常有象征性的年分：胡适过世已一年，余光中在这年剪掉了散文的辫子，隔年再下五四的半旗。我手上的是1984年的再版，扉页的左下角煞有其事直书“钟怡雯藏书，高中二年级”，底下注记的日期是1986年3月29日。

想不起这本书从哪里，在什么场合买来，高二的我是否读完读懂了。当时我以为写《死亡，你不要骄傲》、《中国的良心——胡适》这种文章的人，必然是个身形高大魁梧的人。这本书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张潮的《幽梦影》等一批书漂洋过海，跟着我住过台北新店和桃园中坜，从青春期辗转到现在。当年17岁的我完全無法想象，有一天我会来到余光中教过书的师大读书，在他住过的师大生活圈一带度过我的大学和研究所生涯，当然也没想到会走上写作和学术的不归路，更不会奢想有一天他会为我的散文写序。

大学时最早我写诗，兼写散文，完全是“左手的缪思”信徒。在我身上，这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错误，让我阴错阳差写了三年诗，得了一些奖。然而对于余光中，这错误却一点也不美丽，恐怕还会成为历史的定论。十年前政大台湾文学所举办余光中八十大寿研讨会，陈芳明老师邀我写论文，于是我写了《诗的炼丹术——余光中的散文实验及其文学史意义》，把余光中从头仔细梳理了一遍，很想为他喊冤。

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已经短论过他的游记，只是没有能力全方位处理他对现代散文的观点，那涉及整个时代风潮，攸关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的60年代。再后来，写完《梁实秋的散文谱系及时代意义》之后，发现论余光中不能绕过梁实秋。梁实秋是余光中的老师，两人同为散文家，同具学贯中西的背景，落实在散文创作上，风格则截然不同。余光中完成的散文实践，可以说是对梁实秋“节制、割爱和简单”散文观的修正和反拨。梁实秋本质上是散文家，而余光中则是诗人。

那时我已经见过余光中三到四次吧，每次见面都有点诧异于他的瘦。瘦而刚毅，跟他的散文一样阳刚。个子那么小，写起议论却横贯中西古今，气势慑人，人和文形成极大的反差。他的散文大开大合，写起长文来波涛汹涌。他把散文当议论写，又把议论写成散文，随手拈来的佳句，充满声光颜色的譬喻和警句，跟他欣赏的韩潮苏海一样大气磅礴。

余光中曾批评以五四散文为典律的60年代，文坛尽是阴柔、媚而无骨的散文，那是因为他自己以雄浑和阳刚见长，“男得充血的笔”以及“一种雄厚却野犷如碑的风格”，除了余光中，大概也是绝无仅有了。“如斧如碑”是余光中对自己散文的譬喻，余光中1980年以前的散文确实有棱有角，斧痕斑斑，密度弹性构成厚实而坚硬的质料，他是自己理论的最佳实践者。余光中也写过人如其文的议论，我却觉得人如其文之外，他的字如其人。副刊登他的诗总是用手稿，独树一帜的余氏字迹有棱有角，如斧如碑。难怪他不喜欢媚而无骨，也不喜欢朱自清，说他软性如女性。如果灵魂可以描摹和称重，那么，余光中的灵魂密度肯定很高，而且伟岸，称起来跟他的身形完全不搭。受外文系教育和西洋艺术薰陶，喜欢巴布·狄伦的余光中，生命基调本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文人，写他想写的文章，勇于表态敢说话，很有风骨，滔滔世道里丝毫不媚俗。

这样的余光中恐怕不会在意他的左手的缪思已经变成左手的谬误。

《左手的缪思·后记》所谓“写诗须用右手，散文，则左手足矣”，那是35岁时的余光中说的话，那时他在技巧上俯仰胡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文学”的理念。他充满形式主义色彩的尝试，因此跟胡适以白话写新诗的尝试精神有了呼应。他在流传甚广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要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许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写出来的更漂亮。一位诗人对于文字的敏感度，当然更胜于散文家”，这些几乎都成为余光中的定论，没有还原到历史的背景脉络中去理解，于是便有了以下印象：他写散文没有写诗认真，散文没有诗重要，他有文类歧视，他把散文当诗写，所以才有《听听那冷雨》那种技巧外露，非常形式主义的散文。其实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后记中他已经表明想法变了：“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这已经是1986年的事，也就是在我买到《左手的缪思》那一年，那时余光中已近六十，而这段文字静悄悄地躺在历史里，没什么人注意。六十岁时的余光中散文，也早已不是三四十岁时那种重形式实验，以自己的散文实践弹性、密度和质料的诗化散文。不过，余光中最大的成就不是在理论框架，而是创作。他以丰沛多变、磅礴雄浑的散文风格，在游记、幽默、叙事、抒情、议论，乃至序跋各种散文类型上，融合古典与白话，重写五四散文。

左手的缪思成为左手的谬误。擅长譬喻又幽默的余光中可能觉得历史也幽了他一默，很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