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昀夕

(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头两部。这两部著作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人常常以《史》《汉》并举。正因如此，比较《史记》与《汉书》的差别成为一个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关于“班马优劣”或“异同”的争论从这两部著作产生以来就持续了数千年，一直是中国古典著作比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汉书》的许多篇章对《史记》都有承袭的关系，但由于西汉、东汉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史学家个人的思想差异等诸多原因，《史记》和《汉书》在不少篇章上的差异也显而易见。例如两部史书都有专章为游侠作传，而两篇游侠传记的内容以至体现出的作者的态度却是大异其趣。本文就从《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两篇入手，分析两篇游侠传记的差别，进而探讨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游侠态度的差别及其产生的原因。

《史记·游侠列传》排《史记》列传的第六十四篇，《汉书·游侠传》列于《汉书》传部分第六十二篇。从篇幅上看，《汉书·游侠传》篇幅明显比《史记·游侠列传》要长；从内容上比较二者都由两部分组成：开篇第一部分是作者对于游侠这一现象的总论，紧接着第二部分是记载当时著名的游侠以及他们的具体事迹。下文分别从两位作者的评价和《史记》《汉书》所塑造的具体游侠形象两个方面，分析《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对游侠态度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司马迁、班固对于游侠评价的差别

关于游侠的这两篇传记是《史记》与《汉书》两部作品中差别较大的篇章之一。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司马迁和班固，在传记的开头都用了较长的篇幅发表自己对于游侠现象的看法，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两位史学家对于游侠的观点却差异很大。一般而言，与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相比，史学著作中作家本人议论性的文字更能代表史学家个人的观点。《史记·游侠列传》和《汉书·游侠传》中都有颇为难得的较长的总论，因此，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些议论性文字入手，来分析司马迁、班固对游侠态度的差别。

在《史记·游侠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明确了自己对于游侠的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P1693)“其行不轨于正义”的评价，表明司马迁认识到了游侠的行为与当时所倡导的是非标准乃至法律都有不相符合的一面。然他转而指出，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赴士之厄困”。可见，对于游侠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信守承诺、扶危救困的品质，司马迁是持认同甚至是赞美态度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明确指出自己做《游侠列传》的目的在于弘扬这种品质：“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1](P1800)司马迁认为扶危助困是“仁者”之所作为，信守承诺是“义者”之品质。这两种宝贵的品质在游侠身上都能够有所体现，所以，太史公作了这篇《游侠列传》来褒扬他们。

正因为有上述创作目的为基础，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的议论基本上抱着维护游侠这一特殊群体的态度，笔下对他们充满了同情，有时甚至成为他们之喉舌以鸣不平。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总论中将游侠与儒士相对比，认为儒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术效命于帝王家，从而跻身卿相之位的儒者；另一类是不合于时俗，因而只能久孤于世，安守贫贱的儒者。前者不过是以猎取功名，谋图自身富贵为目标，后者虽然能够洁身自好，于社会却无甚益处。可是这两类儒者都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并享有盛名。相反，那些急人之困、不爱其躯的闾巷侠士却为社会所不齿。在司马迁的观点中这是极其不公平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些闾巷之侠的真正优点，而是将他们看成欺凌孤弱的强暴之徒，这令司马迁感慨悲愤。张守节在《游侠列传·正义》中说：“儒敝乱法,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2](P3181)这句话确实能够概括出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的思想倾向。《汉书·游侠传》对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的观点却颇不以为然。正如前文所述，班固的史学观念、个人价值取向同司马迁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表现在创作上也有很多分歧。作为“后来者”的班固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经常有尖锐的批判，批判司马迁对于游侠的态度就是其中之一。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缺陷或是失误。他认为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利而羞残贫,此其所蔽也”。[3](P2737)其中司马迁热情歌颂游侠，正是班固所着力批判的。“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上、道德观念上的差距，班固试图力矫司马迁之失，针锋相对地写下了带有班氏思想痕迹的《汉书·游侠传》。”[4]

《汉书·游侠传》对游侠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总结。班固认为周代社会是一个“天下有道的”的社会，这种上下有序的社会状况使得游侠群体没有产生的条件。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大动荡的时代，游侠有了生存活动的社会空间，因而出现了“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议废”的情况。班固对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痛恨的，他认为游侠结交诸侯，使诸侯以及社会上的自发群体势力大增，乃至掌握着生杀大权，是一种“下逾上，贱凌贵”的现象，这是朝廷丧失权柄，社会丧失正常秩序的表现。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对游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他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以不容于诛矣……杀身亡宗，非不幸也。”[5](P3699)可见，相对于司马迁的同情和赞美，班固对游侠的态度是愤慨，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容于世乃至遭到杀身之祸都完全是咎由自取。

二、司马迁、班固笔下游侠形象的差别

《史记》着重塑造了“闾巷之侠”的形象。所谓“闾巷之侠”就是以布衣身份行侠于民间的这一类侠士。他们以“信”和“义”相标榜，为了救人于困厄不惜毁家散财。他们虽然也会交通官府，但总的来说他们自身是布衣身份，并不依傍于官府或诸侯的势力而作威作福，鱼肉地方。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无视官府，自行其是，经常藏亡匿死，救人于厄而不标榜自身的功德。他们行侠仗义的凭借不是自身的官爵禄位，而是通过上述种种作为在地方上积累起来的名气与威望。以司马迁的观点，即便他们身上也会有“行为不轨于正义”的地方，可是他们急人之难、讲求信义的品质是十分值得赞许的。

《史记·游侠列传》着重表现了这些“闾巷之侠”身上“信”和“义”的品质。《游侠列传》中一共塑造了三个作者认为具有代表意义的侠士，他们分别是：鲁地朱家、洛阳剧孟、轵人郭解。对于朱家，司马迁主要是宣扬他们为藏匿豪杰之士不惜毁家散财的义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这样做并不希求报答。他们在季布贫贱之时藏匿了他，等到季布尊贵了，却又终身对其避而不见。对于洛阳剧孟，司马迁主要描写了他“以任侠显诸侯’,但并不凭借自己的名气聚集财物，他乐于助人，以致自己死时家无余财。轵人郭解是司马迁《游侠列传》中写得最为详细的一个人物，这是因为郭解与司马迁为同时代之人，司马迁亲眼见过其人的缘故。

郭解,轵人也……少时阴贼,慨不惬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剿攻,铸钱掘家,固不可胜数……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解家遂迁，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1](P1697)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郭解的情况相当复杂，他一方面确实行侠仗义，干过不少“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也睚眦必报，杀人泄愤，此外更是干了抢劫、掘墓、铸钱等一系列作奸犯科的事情。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地方士绅和民众对其又敬又怕，这也成就了他的名望。对于郭解这样的人物，应该说他身上确实具有游侠的优秀品质，但是也有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司马迁对于他身上的这些弊病应该说是秉笔直书的，同时又持包容态度。毕竟文中杀人者不是郭解本人，并且郭解对于杀死自己仗势欺人侄子的凶手并不怪罪，因此，可见他还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司马迁对于郭解其人持有的是称赞态度，原因在于他的行侠仗义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司马迁在《游侠列传》的论赞中以‘於戏,惜哉’一语寄托自己的情感,实际上就是对郭解之死表示惋惜,替郭解鸣不平。”[6]

班固在《汉书》中所描写的是“豪强之侠”的形象。《汉书·游侠传》主要记载了鲁地朱家、洛阳剧孟、轵人郭解、长安万章、齐人楼护、杜陵人陈遵、茂陵人原涉七位游侠。对于《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到的前三位，《汉书·游侠传》基本承袭了史记的记载，并未加改动，增写的主要是万章、楼护、陈遵、原涉四人。不难发现，班固笔下的这些游侠不再是布衣百姓，而都是居官食禄、广结宾客的朝中贵人。如万章是“京兆尹门下督，从至殿中，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又如楼护在王莽时历任谏大夫、天水太守、广汉太守，封息乡侯，位列九卿。此外，陈遵和原涉根据文中的记载也是两千石的高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的“侠”，宾客盈门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和他们的政治身份不无关系。他们的形象已经不再如司马迁笔下的游侠那般，完全是凭借个人魅力，凭借自己扶危济困的行为而受到人们的敬重。班固对于侠的理解其实更接近官僚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肆意放纵的特殊个体。

再从行为上来看班固笔下的侠。据前所述，司马迁所界定的游侠应该要有勇于济人之困的品行，而班固笔下的侠大多不具备这样的行为。陈遵除了放纵好酒、广招宾客之外，从文中看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的侠义行为。从他所过的“车骑满门，昼夜呼号，酒肉相属”的生活来看，与其说他是侠士，不如说是生活糜烂而喜欢交游的官员。不仅如此，《汉书·游侠传》中楼护的行为也完全与侠背道而驰。

后护复以荐为广汉太守。元始中，王莽为安汉公国，专政，莽长子宇与妻兄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欲惧莽令归政。发觉，莽大怒，杀宇，而吕宽亡。宽父素与护相知，宽至广汉过护，不以事实语也。到数日，名捕宽诏书至，护执宽。莽大喜，征护入为前辉光，封息乡侯，列于九卿。[5](P3707)

这段文字记载了楼护的友人吕宽因为密谋逼令王莽归政失败而被追捕，逃亡至楼护处。楼护在看到抓捕吕宽的文书后不顾友谊将吕宽送交官府，最终得到了王莽的信任，从而得以封为息乡侯。楼护为了富贵而出卖朋友，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算为侠。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曾经评价说：“护之执吕宽,小人之不义者也,不当传于《游侠》。”[7](P1460)这个评价无疑是中肯的。班固把这样一些或好酒，或弑杀，或缺乏正义感的官僚贵族放入游侠列传，使得《汉书》中的侠比《史记》中的侠在精神实质上远为降低了。

三、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差别的原因

从上文分析得知，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游侠群体的界定以及对游侠的评价都是有极大差别的。班、马对于游侠一贬一褒，对于游侠具体形象的描写也几乎是背道而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极其复杂。总的来说可以从作家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来分析造成司马迁和班固游侠思想差异的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又应该包括史学家个人的思想倾向及个人学术基础两方面。

从思想倾向上来看，《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更倾向于官方和上层。司马迁的家世算不上是位高权重，青年时代又广泛游历民间，体察民情较多，因而在写作对象的选择方面，司马迁能够顾及到中下层的人物，注意描写他们的生活。《史记·游侠列传》中多闾巷之侠，作者对他们产生好感，要作一篇专门的传记来彰显他们，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出身于名门贵族，从小接受的是正规的儒家教育，与民间的接触和亲近感自然比不上司马迁，从班固选取的游侠实际上多为官僚贵族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正因为倾向于贵族和上层，班固在写作上有尊皇、尊汉的倾向，往往从维护封建正统的角度写史。《汉书·游侠传》之所以谴责游侠，主要还是由于他们交通王侯权臣，“窃杀生之权”的行为与中央集权有矛盾。“由此看，司马迁之颂扬游侠，是取其救人于厄，振人不赡，而班固之斥游侠为奸雄，则是站在王法秩序之立场立论，故自不同矣。《史记》之倾向民间之精神与《汉书》之倾向上层之精神，其间的差别十分明显。”[8](P380)

同样影响《史记》《汉书》对于游侠态度的是司马迁和班固二人的学术背景。《史记》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取道家黄老学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收录了其父司马谈的文章《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较为明确地称赞过黄老思想。司马迁受其父影响，同时也有可能受到汉初黄老学说兴盛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他的学术基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基本上是“宗黄老，杂以其他学派的混合产物，反映在《史记》中，也就颇多骇世惊俗的言论。”[4]司马迁学术背景的多样，使得他的思维比较开放，对于与封建大一统的统治秩序相违背的游侠精神也能够较多地接受和理解，这也是他褒扬游侠精神的原因之一。与之相比，班固生活在东汉前期，这时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早已定于一尊，牢牢地控制着思想界。因而班固的《汉书》表现出独尊儒术的思想倾向，对于有违儒家伦理道德，破坏封建大一统秩序的游侠思想，班固无疑是排斥的。

其次，还应该从马、班所处的社会背景层面来看造成二者游侠思想差异的原因。司马迁生活在西汉中期，秦末汉初之时，游侠在社会上极度活跃。汉高祖刘邦以及他手下的将相们，不少都是桀骜不驯的游侠一类的人物。据考，汉初民间许多不事生产的少年，六国的旧贵族，闾里豪杰之士纷纷加入到反秦起义的队伍中来，成为汉初游侠的主要成分。[9]一时之间社会上游侠之风大盛,加之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游侠这一类的社会势力得到较多的空间，自由发展。虽然汉武帝时期开始打击游侠，但在司马迁所生活的年代，游侠阶层并没有完全没落，社会上还是有郭解这样的人物产生出来。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司马迁受到游侠思想的较多感染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较于司马迁，班固生活在东汉初年。光武中兴以来，由于皇帝崇尚儒学，重文弃武，严禁朝臣交通游侠，西汉以来的任侠之风在社会上逐渐消退。加之儒学的定于一尊，游侠活动的社会思想基础被瓦解，社会相对安定，游侠活动的社会基础也逐渐消失，这样一来，游侠这一阶层受到了全面压制并逐渐没落。从《汉书·游侠传》中也可以看出，那些被称之为游侠者，他们的行为大多是堕落的，难以和《史记》中战国、秦汉之际那些真正急人之困的行侠者相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班固在心理上对游侠的好感和亲近感逐渐被降低，所以，他在《汉书》中会将官僚集团中的放纵、豪暴之徒定位为侠而加以批判。

综合以上观点，司马迁与班固游侠思想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游侠的评价不同以及他们笔下所描绘的游侠形象不同两方面。司马迁对游侠这个群体是持同情甚至是褒扬的态度，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多是一些以布衣身份行侠仗义的“闾巷之侠”，他赞美他们扶危助困，救人急难的品质。而班固认为游侠的行为是不利于道德，不利于国家、社会安定的，他对游侠是持排斥的态度，他笔下的游侠多是一些豪暴之侠，是封建官吏中个别广聚门客，行为放荡的特殊人物。造成《史记》和《汉书》中游侠形象差别如此之大的原因主要有外在和内在两方面。从内在原因来看，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更倾向于民间；而班固更倾向于上层。司马迁的学术基础是兼尊儒道，思想较为驳杂；班固则受东汉儒家大一统的学术背景影响很深，独尊儒术。从外在的社会原因来看，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中期游侠风气尚还盛行；班固所生活的东汉初期游侠之风已经消退。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司马迁和班固的游侠思想自然产生了较大的差距。

[1](汉)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J].学术月刊，1985，(10)：74―79.

[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十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4.

[6]张光全.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J].史学月刊，2003，(6)：95―100.

[7](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韩)朴宰雨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9]韩云波.《史记》《汉书》游侠考述——二十四史游侠考述之二[J].川东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1)：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