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松梅

(长春大学图书馆，吉林长春 130022)

1 图书馆联盟中合作博弈的演变进程

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Dresher)提出困境理论，后经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比喻、形象阐述，即为“囚徒困境”[1]。竞争但不合作关系会让参与者都获得利益，但这不是最佳的利益分配；反之,采取合作关系，合作之初就会寻找最优的策略，即协作博弈。合作是解决利益分配的最好方式。

图书馆联盟是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遵循统一认定的协议(合同),依照统一规范的标准(程序),整合各自的信息系统,执行一项或多项功能的知识合作体。联盟运行实际已经构成团队合作，存在着合作博弈。但是，每个主体(成员馆)在发生具体行为时多以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理性假设为前提，会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这样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在图书馆联盟中，每个成员都是资源与服务的主体，包括提供资源与服务，接受资源与服务。但是，各馆的客观情况(如实力、规模、资源、服务与重点)不同,主观意愿存在差异(私利思想、本位主义思想、共享理念不强等)，导致存在资源与服务不均衡，这就会逐渐打破合作博弈的均衡关系。在合作博弈的进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未来足够重要”。联盟成员馆对合作充满期待，希望从中获得较高和长远的收益，从而愿意为联盟的持续发展做出努力。但实际在图书馆联盟合作中，不合作行为会逐渐产生更多的不合作[2]。由于制度执行不严、惩罚措施不当，原本积极合作的成员馆也不再积极，逐渐趋向不合作，恶性循环，合作约束机制名存实亡，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最终破坏了合作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