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振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新法西斯主义出现在二战后，同早期法西斯主义一样，宣传暴力、恐惧和民族主义。虽然法西斯政权和力量于1945年被摧毁，但一直以来法西斯的残余思想和势力并没有根除。70多年来，新法西斯分子死灰复燃，成为国家主要政党领导人物、国家政府要员，甚至是首相，成为影响国家政局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比如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在1983年欧洲选举和1987年7月联邦选举中得票率分别为0.2%和0.8%，而在1988年的巴登符腾堡州选举中获得2.1%的选票。[1]不仅如此，2017年1月17日“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宪法法院再次作出判决称，德国国家民主党不具备颠覆德国民主的潜力，不通过对该党的禁令，驳回了联邦参议院2013年提出的禁止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提案。这更加助长了右翼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在意大利，1946年由法西斯分子建立的法西斯组织“意大利社会运动”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成为意大利最有实力的政党之一，而且于1994年5月同右翼意大利力量党组成联合政府，以至于德国历史学家维佩曼称，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要比在其他国家强大和危险得多。[2]

与德国、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兴起不同，日本的新法西斯主义藉由以神道化的靖国神社为象征的军国主义而崛起。在日本，新法西斯主义与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修改教科书、修改宪法、美化战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的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仍然怀有复兴“大日本帝国”、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到90年代中期的桥本龙太郎、21世纪初的小泉纯一郎，再到最近的安倍晋三，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无不体现新法西斯主义的日益猖獗。日本经济新闻的民意测验显示，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民的支持率是46%，反对率是38%。支持者包括阵亡者遗族、神道信仰者、右翼政客等。所以日新法西斯主义的势力比德意更强大，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崛起。

一、日本靖国神社的渊源及发展

提起靖国神社，不得不了解日本的神道体系。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长期发展的产物，日本神道起源于氏族社会时期对自然、祖先的崇拜，祭祀场所被称为神社。随着日本农耕经济的发展，神社逐渐变成统治阶级在精神上控制、奴役人民的工具。公元8世纪，神道受到儒学和佛教影响，后来甚至从属于佛教，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归于正统地位。明治政府创造出将神社神道、民间信仰加以重新组织改造、同皇室神道结合在一起，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3]，创建了“祭政一致”体制。日本天皇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君主，而且是神道的最高祭祀者。

明治政府创建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神道体制，要求民众不仅对天皇崇拜和服从，而且要绝对忠诚于天皇。1868年5月10日，明治政府决定建造祠宇(后来的靖国神社)，用来祭祀为国献身的志士之灵。

靖国神社对于当时日本培养忠君爱国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也成为日本后来精神控制国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据统计，靖国神社合祭总数为2465141，其中死于对外侵略扩张的人数达2449429，高达内战总数的166.4倍，而且对外战争的死者中大多数与侵华战争有关[4]。所以靖国神社培养国民的“忠君爱国”思想其实是对外侵略、称霸世界的思想，说明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猖狂。二战结束后，鉴于神道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巨大影响，盟军司令部发布《神道指令》，要求日本宗教与国家政治分离。此外，政教分离原则也写进了日本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

虽然二战后初期日本神道分子不敢过分放肆，但是日本的大社如靖国神社依然对二战中丧命的军人进行祭祀，更严重的是为甲级战犯召开“追悼会”。日本法西斯分子的猖狂举动，引起亚洲国家尤其是中韩人民的强烈不满。

从中曾根康弘到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再到安倍晋三，日本历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从最初的私人身份参拜逐渐发展到公式参拜(以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参加追悼)，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历届政府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的阴谋。日本政府如此明目张胆地参拜靖国神社，表明日本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及对日本政局的影响。

二、日本各界对内阁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见解

对于以首相为首的内阁要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各界的反应表现为两种态度：赞成与反对。赞成者包括以自民党为主的政治势力以及战后成立的“日本遗族会”“报答英灵会”等组织。他们主张靖国神社主要表达国民对战争亡灵的尊敬、怀念、告慰等，所以比较赞成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反对者方面主要是民间人士，也有部分在野党和宗教团队等。他们对日本内阁要员参拜靖国神社又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其一，违宪论。日本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规定：“任何政治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政治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所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近70年来，状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诉讼案件一直在上升，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10月17日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633名民众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认为，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登记并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其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其二，以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及以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在野党为代表的“肯定侵略战争论”。他们认为首相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向国内外显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立场，肯定以甲级战犯为首的战争牺牲者对日本的贡献，他们认为这是不被允许的。其三，以日本政治学家田中明彦为代表的“结论批判论”。田中指出：“小泉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却担心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恶化；停止参拜又影响自己‘言出必行’的形象，最后，他只选择了两头兼顾这种典型的政治妥协方式。从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看，几乎没有说小泉的行为是正确的，即便是一贯对日本抱有同情感的传媒，也都是持批判态度。”[5]

三、日本新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原因

近代史上，靖国神社在日本的每次对外战争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所以日本历届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也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消长的重要标志。二战期间，三个法西斯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都与军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有共同的历史及现实原因。

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可以说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虽然明治政府结束了武士掌权时代，但明治政府的成员基本是中下层武士；日本近代主张侵略扩张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是武士出身，如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二战期间侵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也都与武士有密切联系。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漫长历史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从中世纪武士道产生到第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为止，贯穿其中的一条黑线就是军国主义，确切地说是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为军国主义服务。[6]二战后的桥本龙太郎一直崇尚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剑术，小泉纯一郎最喜欢看关于日本战国时代著名武士织田信长的历史书籍，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家族就是武士出身。日本这几位领导人的出身及经历，无不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有重要影响。

二战后，美国长期对日本的控制及纵容，是新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二战后，由美国人为首席检察官，联合其他10国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当时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授予首席检察官“对法院判决有核准、减轻和改变但不予加重之全权”。所以当时的审判实际是在美国控制之下进行的。后来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以及中共解放战争的胜利，美国对日政策由制裁转变成扶植，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基地，朝鲜战争就是鲜明例证。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的后勤军供基地，成为美国的帮凶。同时，朝鲜战争也为二战后瘫痪的日本经济注入了生机，让日本在10年间摆脱经济困境，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

日本右翼势力大肆宣扬种族主义，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此外，日本社会存在普遍的排外情绪。日本内阁府在2003年公布的“有关自由时间与观光的舆论调查”显示，32.4%的日本人“不欢迎外国游客”；超过90%的人认为“外国人的增加导致日本的犯罪率上升”。2013年日本极右势力在“韩国城”举行大规模种族排外主义示威游行并且否认侵略，否认“慰安妇”，为军国主义招魂。类似事件无不在催生日本新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

日本四面环海，狭窄的生存空间以及匮乏的资源形成了岛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日本国民对战争带来的灾难拒绝作出反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也很少谴责；日本政府否认侵略事实、篡改教科书，使得日本青年不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极右翼势力也借机宣扬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据统计，日本战后出生60%、战前出生40%的人口不了解战争真相，不知日本是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韩国人民的侵害者。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能助长新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美国、欧洲共同体、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70年代，日本极右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扬言“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时机成熟。1982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是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政府的倡议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振旗鼓、复兴法西斯主义旧梦提供了契机。在军事方面，日本从70年代开始着重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1987年1月24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废除1976年三木内阁制定的军费开支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限额的规定，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上升。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日本开始突破宪法规定不得向海外派兵的限制，向波斯湾派遣三艘扫雷艇。2017年，安倍晋三拟修改和平宪法，欲在宪法第九条中“加宪”，将自卫队明文化，确立其“防卫实体”地位。这是日本企图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军事正常化”的必要途径，假如修宪成功，那么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方式继续扩大自卫队军事活动权限与范围，从而实现日本军事大国的目标，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和军事保障。

四、日本与德国新法西斯主义发展比较

日本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较之德国既有相似的原因和条件，又有独特的条件。相似的原因有：首先，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残余思想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存留，这为德日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有机土壤”。此外，德国的“德意志精神”、日本靖国神社的神道思想和武士道精神，与两国各自右翼势力大肆鼓吹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有一定联系，这为新法西斯主义注入了精神食粮。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思想作了比较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德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下跪道歉，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此外，德国在法律上规定，凡有公开否定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罪行者，均属刑事犯罪。政治上，战犯担任政府首脑的事件在德国很少出现；并且德国属于多党制，不存在一党执政的局面。新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制造很多排外事件，对德国社会治安、外交、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德国上至大政党领导人，下至民众，无不对新法西斯分子持反对态度。而二战后的日本，由于美国怂恿，天皇制得以保留，这为日本极右势力的抬头提供了先决条件。1954年及1957年，因曾经鼓吹法西斯主义被剥夺公职的鸠山一郎和坐牢三年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相继出任日本首相。1995年，日本革新政党社会党垮台，使得日本最大保守党自民党一党执政。自民党成员中很多人参加过侵略战争或者是他们的后代，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他们对祖辈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可能承认，更不可能追究侵略战争的责任。

五、结语

日本近几十年的一系列行动表明，不管是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篡改教科书、修改和平宪法，还是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其背后的始作俑者都是极右势力代表的新法西斯分子。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日本有志之士不会同意，世界上曾经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民族也不会答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新法西斯分子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下，日本的新法西斯梦想终究会破灭。

[1]莱茵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146-147.

[2]沃尔夫冈·维佩曼.欧洲法西斯比较[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19.

[3]日本近现代史辞典编集委员会.日本近现代史辞典[M].东京都：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228.

[4]李秀石.从神道国教化到靖国神社——论日本近现代史中的祭祀政治[J].世界历史，1998(6).

[5]田中明彦.如何构筑东亚外交[J].中央公论，2001(10).

[6]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评介林景渊著《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J].世界历史，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