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中

（南京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学院，南京 210013）

一、澳大利亚创意产业逆城市化发展

创意产业以城市为中心的战略布局在后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曾经得到实践验证，伦敦、纽约、巴黎、巴塞罗那、米兰等城市都是引领全球创意产业发展的大都市。中心城市特殊的空间优势对技术、智慧等有吸附能力并营造出包容、开放、多样化的人际沟通交流网络，形成创意产业在中心城市的空间集聚。理想的创意环境具有都市化、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及创意人才高度集聚的特征。SébastienDarchen对墨尔本和布里斯班游戏产业集聚的分析［1］，Erwin van Tuijl对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人才的空间集聚的研究［2］都试图证明城市中心的创意影响力与吸附力。

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几大中心城市驱动的，它们为国家贡献了80%的GDP并吸纳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创意产业群体同样集中在新南威尔士（约40%，主要在悉尼）、维多利亚（28%，主要在墨尔本）、昆士兰（16%，主要在布里斯班），其他人口超过7万人的城市被视为具有较少创新潜力的区域性城市。［3］创意产业还以5%左右的增长率为国家提供新的就业。［4］值得注意的是，创意产业城市中心论在澳大利亚正经受现实发展的挑战。近20年来，澳大利亚创意产业从城市中心向近郊和城市远郊转移的轨迹非常明显：网络游戏、流行音乐制作、手工艺等向郊区和非中心城市延展的趋势增强，创意产业劳动力向郊区迁移的步伐也不断加快。1991-2001年间，悉尼远郊蓝山地区的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经历了持续十年的增长；新南威尔士州的纽卡斯尔在从钢铁产业向创意产业转型中获得巨大成功；曾因交通和服务成本居高、极端气候、人口稀少以及高层次劳动力资源吸引力缺乏的昆士兰州北部热带城市汤斯维尔也在快速推进创意产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2015年发布的《创意之州——维多利亚首个创意产业战略2016-2020》曾专门列出“新行动——创意郊区”部分，州政府将在2016-2020期间投入3215万澳元鼓励更多维多利亚州的居民参与文化创意活动，计划增加远郊地区的文化项目，与郊区和区域市政局合作，依靠地方的创意优势为创意企业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增强社区的文化参与。［5］

澳大利亚非中心城市、城市边缘、城市远郊创意经济的地理空间延伸路径值得关注，深入探究澳大利亚创意产业逆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及创意产业集聚的新形态，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宏观决策和产业引导具有启发性、借鉴性意义。

二、创意阶层的内部分化：创意劳动力从中心城市向郊区流动的挤出效应

从2002年提出创意阶层理论以来，创意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对创意创新的经济推动力、创意阶层的构成与价值观、创意管理的扁平化及创意以中心城市为空间分布特征的城市地理观念被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奉为圭臬。然而，弗罗里达研究语境中的创意阶层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对创意的经济潜能所秉持的过于乐观的态度遮蔽了创意阶层内部存在的不平衡及由此引致的社会分化现象，而正是这种分化驱动澳大利亚中低收入创意阶层从城市中心向郊区流动。

（一）社会文化动因与创意阶层的内部分化

创意阶层内部分化的表征是薪酬分配的巨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既是分化的表象，又是分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教育、性别、种族、阶层等社会文化因素驱动的。

Dave O’Brien等对英国创意产业分类目录中的九大产业类型的就业特征、劳动力构成、收入等进行数据调查和处理，揭示出创意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1）创意产业存在因性别、种族不同而出现收入差距，女性员工比男性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低1.2万英镑，白人在创意产业中的构成处于绝对垄断地位（除IT外，其他所有行业的白人构成比重均超过90%），亚裔和少数族裔群体在创意产业的职业代表性明显不足；（2）创意产业内部存在因社会阶层差异而引致的就业水平的不均衡。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进入创意产业的壁垒较高，23-69岁区间的人口中工人阶级就业人口比重为34.7%，他们的子女进入创意产业就职的比例只有18%，而中高级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员家庭背景的子女进入创意产业工作的比重达到50%。［6］其实，Dave O’Brien研究的样本数据只选取了创意产业全职就业群体的平均周薪，而忽略了创意阶层中最庞大的群体：兼职与自由职业群体。澳大利亚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创意产业的兼职人数比重为31.2%，［7］倘若算上这一群体，其创意产业相较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优势就会被稀释。

澳大利亚虽一直致力于多元文化之间的融合共生，但Dave O’Brien等学者的分析结果在澳大利亚同样存在。班克斯顿是第二代阿拉伯移民在澳大利亚聚居的地方，尽管班克斯顿政府早在2011年便拨出500万澳元用于社区艺术中心的建设，并追加150万澳元实施本地区的艺术项目，但因为种族、语言、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阿拉伯裔移民进入创意产业求职非常艰难。文化社会因素对创意阶层内部分化产生的作用力具有长期缓慢渗透的特点，且容易形成评价主体的认知定势。认知定势导致创意阶层中某一类群体在进入特定的工作环境和地理空间（如中心城市）就业时经常遭遇无形的进入壁垒，因为这种进入壁垒是社会文化等影响因素所垒叠构筑，故很难消弭。ShereneIdriss对18-30岁有志于从事影视、音乐领域工作的年轻人的调研访谈验证了创意阶层分化导致的就业劣势。［8］创意经济就业中出现的如低薪、不稳定、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娱乐明星、传媒巨头手中，这些都是创意阶层内部分化的结果。

（二）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向郊区延伸的挤出与吸附效应

中低收入创意人群面临中心城市生存成本过高的挤压和资金约束，住房价格上涨更使城市中心地理位置的替代效应加重，创意产业劳动力在这些因素的挤出效应下开始被动向郊区位移。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实施的“创建更美好城市”计划就是驱动创意阶层向郊区位移的典型案例：“创建更美好城市”通过城市规划与设计加快艺术馆、美术馆、歌剧院以及其他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营造差异化的城市文化景观，以文化旅游、艺术节庆、创意市场助力城市经济复苏。然而，该计划在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居民生活成本、住房等负担加重，澳大利亚几大中心城市的房价开始快速上升，许多高房贷购房家庭出售住房，搬离城市中心区，布里斯班远郊雷德克里夫地区的一些居民戏称自己是从市中心迁徙到远郊的“经济难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统计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创意产业群体的周薪为741澳元，与社会就业人群的平均周薪718澳元相差甚微，中低收入创意阶层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向郊区转移就成为必然趋势。

远郊开阔的居住和生存空间、较低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满足创意劳动力支付能力的住房价格对城市中心创意阶层向郊区迁移具有强大的吸附作用。近年来，联邦政府实施的“首套住房贷款”补贴计划更像是稳定剂和平衡剂，使创意阶层向郊区的流动速度加快。“首套住房贷款”补贴计划在考虑一般工薪阶层的支付水平和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制定补贴标准，引导就业人口合理流向近郊和远郊。以维多利亚州为例，从2010年开始，州政府在对75万澳元以下的首套房产先给予7，000澳元的联邦政府置业补贴的基础之上，再提供11，000澳元的州政府新房补贴，对购置新建远郊地区住房的再给予4，500澳元的郊区补贴。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70%以上的人在城市中央商务区5公里以外的近郊和远郊工作，在远郊重新安置的创意艺术家对独立住宅取代城市中心高耸的公寓楼非常满意，一些独立音乐制作人甚至直接将录音棚建在后院或地下室。较低的生活成本不仅是普通创意阶层最大的收益，它还意味着创意生产者可以通过将这些溢出的利益转嫁给顾客来提升产品的竞争优势。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郊区化的国家，其近郊与远郊是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澳大利亚郊区及远郊的概念并非惯常理解的半乡村郊区，而是以居住和商业功能为主的、紧靠中心城市的小型卫星城，它们位于城市通勤列车网络的沿线或终点，是大都市连续实体空间的组成部分。例如，墨尔本都市区由作为都市CBD的墨尔本市和25个被澳大利亚人称之为“郊区”的行政市以及5个行政县组成，行政市或县再由大约556个历史上留下的郊区组成。墨尔本远郊的弗兰克斯顿、布里斯班远郊的雷德克里夫如今是澳大利亚充满创意灵感和创新活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创意劳动力的规模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0年前的3%上升至5%左右。澳大利亚学者Emma Felton等人从2010年开始关注郊区创意劳动力的流动和创意产业发展，他们通过对布里斯班和墨尔本远郊地区创意阶层的调查分析，探讨了创意劳动力工作与地理位置之间关系的意义，认为郊区创意产业有助于激发创新思维，有助于经济恢复，并对创意产业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观点提出质疑。［9］

三、创意自主性嵌入：自然环境、文化环境驱动创意产业向郊区延伸

自主性是一种工具化的行为模式，是创意主体摆脱各种制约创新的因素，按照自我意愿进行精神生产的动机、能力或特性。澳大利亚创意产业的郊区化延伸为创意阶层提供了有益于创意自主性发挥的外环境（自然与文化环境），通过外环境的正反馈影响和改善个体内环境（心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

（一）自然环境对创意自主性的情感激励

自然环境是创意劳动力重要的心理和情感资源。澳大利亚远郊远离城市纷扰，静谧安宁的自然环境营造了健康松弛的生活氛围，满足了创意人群对内心平衡的情感诉求，经过改善、净化的心理内环境是创意自主性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

传统的创意城市理念认为城市丰富多元的文化娱乐活动、社交网络、时尚消费是触发创意创新活力的必要环境；而英国学者夏潘（Chapain）对英国纽卡斯尔创意产业群体的研究证明，他们受益于慢节奏的生活，非常喜欢亲近大自然。澳大利亚远郊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同样具有激发创意创新灵感的情感驱动力。21世纪的澳大利亚郊区，其城市空间的重新分配使土地使用融合了居住、商业和产业的混合功能。尤其是低密度的居住空间有利于实现远离城市喧嚣和紧张生活的家庭回归。墨尔本郊区户均宅基地面积大约为0.25英亩（约合1.52亩），住宅面积不超过40%，60%的面积被要求建成绿地庭院，实际上，其住宅、办公或生产性的建筑物真正覆盖的面积大约只有832平方公里，占墨尔本都市区8097平方公里的10%，这就是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被称为“花园州”的原因。低密度的住宅、美丽的自然风光消解了在城市满负荷工作以支付高昂生活成本的压力，有助于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独特精神气质的创意个体发掘创新活力。

与传统产业价值链不同，创意产业价值链各个链环之间的空间联结并不紧密，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发行与营销活动的地理分散性弱化了创意主体远离都市中心市场产生的心理焦虑。网络时代众多的交互媒介和其他数字化技术平台更加弱化了对城市中心地理空间的依存度，为创意人群向郊区移动提供了心理保障。Daniel等人的研究也证明许多创意个体致力于在澳大利亚北部人口稀少的热带地区（汤斯维尔、凯恩斯）进行创意活动是因为那里提供了生活方式、强大的地方社会网络支撑系统及热带环境的自然美所激发的创作灵感。［10］创意产出在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均依赖于个体创意实践的内生能力，个体的创意驱动、艺术视野、自组织能力甚至精神产品所烙上的个人印记对创意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外部环境的正向效应可以触发内生能力向创造力创新力积极转化，丰富跳跃的情感活动与张弛有度的理性思维在创意黑箱中相互交织，创意产出的效能得以提升。

（二）文化环境对创意自主性激发的网络效应

澳大利亚郊区多元文化环境的形成提升了创意劳动力相互依存的情感价值，并有利于创意社群共同建构起心理上相互包容依存、专业技能上相互学习补充的社会网络效应，从而实现多元文化融合的网络经济。尽管创意产业社会阶层的排他性加速了创意阶层的分化，但新的、具有相同或相近审美理想的郊区创意群体容易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关系，集聚有价值的社会资本，而多元文化在郊区的日益融合更有助于社会网络效应和社会资本价值的提升。澳大利亚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网络可以使不同族群的创意劳动力通过自由表达自身文化传统、展示创意实践成果进行跨文化交流，为拓宽创新视野提供必要的社会网络平台。社会网络平台因为在创意活动中具有某种经济功能而发挥着助力产业成长的关键作用。一方面，社会网络是维持创意人才知识、能力和其他社会资本的蓄水池，可有效构建相互依存的非贸易网络关系；另一方面，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凭借社会关系业已建立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形成有利于市场良好发展的信用环境。1950-1970年代从欧洲、亚洲涌入的第一波移民铸就了澳大利亚独特的多元文化，而过去20多年的城市开发、城市复兴运动将低收入的社会经济群体驱离，城市中心的多元文化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快速增长的新一批全球移民大多在中心城市的远郊和其他中小城市安置，给中心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带来了多元的文化。

弗罗里达评价创意城市标准的三个本质属性（技术、才能、宽容）中，宽容意味着城市对生活其中的个体或群体在文化和社会差异上的开放，而实质上城市空间的开放性是建立在对城市文化尤其是中产阶级消费观念、审美偏好认同的基础上的，流行音乐、电影电视、服装设计形式的多样性背后却是消费观念的趋同性。如今，在澳大利亚城市近郊和远郊的社区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创意市集、艺术嘉年华、戏剧节、文化艺术节以及各类比赛增加了不同族群的社会融合与多元文化认同感，跨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使创意活动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创意群体之间的情感依存在不断提升。

创意阶层如何处理创意自主性的发挥与管理控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创意自主性决定了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范围和挑战商业市场和管理约束模式的客观必然性。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认同强调不同移民族群有保持本族语言、宗教、文化艺术与生活习俗的自由空间，平等尊重多元文化社会中少数族群的文化诉求，并积极寻求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平等参与、平等表现的机会，努力推动文化在族群内部和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由表达与传承。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创意阶层通过社区参与、不同族群的文化艺术节庆活动和其他社交平台所构筑的社会网络是澳大利亚郊区创意精神与文化形成的基础，是当代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市场弹性：创意劳动力向郊区流动与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规避

创意群体的弹性活力主要表现为建构一种能够避免干扰并保持基本功能正常运转的生态模型，多功能、多变化、多用途是健康生态系统的构成元素。倘若与其他产业类型比较，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来源是知识、智慧和创新；同时轻资产、中小型企业规模、高附加值、灵活、可持续等特征有利于增强创意产业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近20年来，澳大利亚城市开发与再生的战略规划经历了从棕色地带（后工业化时期的传统工业区）、灰色地带（中心城区以住宅为主要功能，基础设施亟待更新且未充分利用的地块）向绿色地带（城市远郊以社区为中心的、高密度低楼层的混合功能区域）的拓展，这也是澳大利亚创意产业空间布局的演进轨迹。郊区创意产业发展的弹性与活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利基市场定位与郊区创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利基市场是那些被市场中有绝对优势的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或者小众市场，小微型创意组织为了避免在市场上与强大的竞争对手发生正面冲突而受到攻击，往往会选取被大企业忽略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力量薄弱的、有获利基础的小市场作为其目标市场。20世纪20、30年代，像摩城唱片那样的由黑人创立的独立唱片公司通过专门制作黑人爵士音乐赢得竞争优势对于盘踞在锡盘巷的美国商业唱片公司而言就是典型的争夺利基市场的战略。

澳大利亚远郊的创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大多从事手工艺、流行音乐编创、剧本创作、服装与图形设计、小型游戏项目开发等工作，选定一个很小的、与中心城市迥异的利基市场开发产品与服务，通过市场的积极反馈同样能够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2014年，墨尔本的商业游戏工作室12家，独立游戏工作室72家，这些游戏工作室大多在CBD中央商务区5公里范围内和南岸（Southbank）周边集聚，但是也有一部分小型的独立视频游戏开发公司在墨尔本近郊和远郊的卡尔顿（Carlton）、菲茨罗伊（Fitzroy）、科林伍德（Collingwood）、普拉兰（Prahran）。商业游戏公司主要开发战略游戏、桌面游戏，需要更多面对面会谈和协同工作，所以更多集中在城市中心；独立游戏工作室主要开发手机游戏App和其他简单的游戏项目，它们分布在近郊和远郊，以利基市场的形式与城市中心互补存在。［1］2008年9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并不均衡，欧美等西方国家所经历的股市重挫、信用危机、失业增加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引致相同的后果。2009年经济下行放缓之后，澳大利亚遭受重创的首先是金融业、咨询业等总部和主要办公地点设置在租金和住房成本居高的城市CBD的高端收入者；而城市远郊的创意产业在经济低迷时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伴随的两大重要特征（创意劳动力在远郊较低的生活、工作成本和郊区利基市场的竞争优势）而较灵活地摆脱了经济下行的压力。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曾经专门考察布里斯班、墨尔本两大中心城市创意人群的流动情况，发现远郊地区雷德克里夫和弗兰克斯顿的创意经济成为澳大利亚创意产业新的增长空间。可见，创意劳动力向郊区化转移和利基市场的差异化竞争可以在影响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更富弹性与活力。

（二）自由职业、非创意产业的嵌入式就业与地方经济活力

创意产业中自由职业者占较大比重，以欧洲为例，文化创意产业中80%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SMEs），其中60%又是由1-3人组成的微型企业，自由职业者的规模是其他经济部门的两倍。［11］英国学者调查显示创意产业的自由职业者占比40%，比总体经济自由职业者12%的比例要高3倍多。［12］自由职业者是在合同约定的某一短期或临时时间内通过向其他个人、企业或政府提供技能、知识和专长服务以获得薪酬的独立经济单元。澳大利亚创意产业的市场构成同样以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且主要服务于本土市场，创意产业98%的就业人群在20人以下的企业就业，远离高生活成本的城市中心。创意阶层中自由职业者的价值创造主要依赖知识、智慧等无形资产而较少占用物质资本，其抵御不确定性市场风险的成本优势明显，且主要创意产业类型如会展、游戏、电影电视、设计、软件开发等大多是以项目管理方式组织实施的，创意项目实施的目的性、阶段性、短期性客观上形成了创意人群自由职业的特征。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统计局2011年的普查数据显示，有52%的创意劳动力嵌入在非创意产业部门，其中广告与市场营销领域嵌入在非创意产业中的就业比例最高，占33%，紧随其后的是软件与数字内容产业（25%）、建筑设计（22%）、出版业（9%）、音乐与表演艺术（5%）、视觉艺术（4%）、广播电影电视（2%）。当创意产业就业市场受到容量、规模限制的时候，非创意产业如机械制造、电子、新材料等产业会吸收一部分就业。根据2011年的调查数据，制造业吸收2%的创意劳动力（1.76万人）就业，就业岗位主要是工业产品设计、品牌推广等。［13］创意产业的主要资产是知识产权和能够“无中生有”的人力资本，自由职业者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工作对市场环境有更加敏感和有效的响应。在澳大利亚非都市区的发展中， 增长中心政策曾喧闹一时。20世纪70年代工党执政期间曾选择奥伯利-沃东加（Albury-Wodonga）、巴瑟斯特-奥伦吉（Bathurst-Orange）等近十个小城镇作为增长中心加以重点投资发展。其中， 奥伯利—沃东加由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两州和联邦政府共同参与建设，在全国影响最大。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郊区化战略由于产业结构、综合成本、移民构成以及政策引导等因素的影响遭致失败，但是澳大利亚没有放弃产业郊区经济提升的目标并一直寻求突破。

在物质经济主宰的工业社会，自由职业者通常被悲观地定义为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自由选择权的“隐性失业”群体，是经济活动中缺乏组织归属感的局外人。而O’Connor认为，中小型创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去关照，因为其本身便是创意产业隐藏的重要驱动力，“为自己做事”的创意个体是背离传统常规和直线管理寻求更宽泛的文化移入的一部分，恰恰是他们支撑着创意产业的发展。［14］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在郊区化移动的过程中通过人力资源、环境资源和政策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市场不确定的经济风险.

结语

澳大利亚在1994年发布了支持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创意国度》（Creative Nation），比1997年英国发布创意经济行动计划早三个年头。2013年3月，澳大利亚又颁布《创意澳大利亚（Creative Australia）》以全面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目前，澳大利亚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对创意产业进行整体的战略规划以振兴本地经济，昆士兰州较早通过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资助的创意产业创新中心（CIIC）推进创意产业发展；新南威尔士州2013年颁布创意产业十年战略行动计划帮助重振地区经济；2015年西澳发布创意产业统计分析数据用以预测地区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在城市化迅猛推进的新时代，郊区人口和收入增长速度都开始超越近郊和城市中心，这一态势已经引起学术界对“后郊区化”（post-suburbia）的讨论。［15］

目前，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企业数量大约12.3万，雇佣劳动力约有35万，他们大多聚集在城市近郊与远郊地区。全球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软件开发设计和视觉艺术的市场表现强劲。除了经济、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市场弹性等驱动因素外，政府还通过艺术家和制作人早期职业生涯项目、创意澳大利亚艺术家补贴等资助形式对创意阶层进行资助，引导创意群体在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合理分布。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劳动力的郊区化流动和地理空间的郊区化延伸可以为其他国家进行创意产业的空间布局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创意产业劳动力的不均衡具有交叉特征，它与受教育水平分布的不均衡、创意产业地理分布的不均衡以及种族、性别、社会阶层的差异共同构筑了创意产业独特的职业文化景观。弗罗里达认为：“美国劳动力人口的地理分布正按其所属不同阶层的特性进行‘再分类’，……而创意阶层聚居区和工人阶层聚居区、服务阶层聚居区之间的关联始终显得不甚清晰和值得关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不同的阶层正在将他们归入不同的地域中心，发生在美国的这种以阶层为中心的新的地理分布很可能带来一种新的‘隔离局面’——尽管不同于种族隔离或者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的旧式分裂主义，但却可能对整个国家的团结产生更大的威胁。”［16］

总体看来，澳大利亚创意空间转移的内驱力是创意阶层因产业结构动态环境的变化自然流动的结果，外部驱动力是国家文化政策和其他相关的政府引导措施。当然，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内生价值创造的激励可抵御各种不确定风险；同时，郊区化分散布局可能导致澳大利亚创意产业核心集聚和辐射功能弱化，从而对澳大利亚创意产业的国家竞争力构成整体威胁与挑战。

参考文献：

［1］SébastienDarchen. “Clusters” or “communities”?Analysing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video game companies in Australia［J］. Urban Geography, 2016, 37（2）: 202-222.

［2］Erwin van Tuijl, Luis Carvalho, Jeroen van Haaren.Developing creative quarters in cities: policy lessons from‘Art and Design City’Arabianranta, Helsinki［J］. Urban Research ＆ Practice, 2013, 6（2）: 211-218.

［3］Australian Government. State of Australian Cities 2014-2015:Progress in Australian Regions［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5.

［4］CIIC （Creative Industries Innovation Centre）.Valuing Australia’s Creative Industries［J］//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itiative, 2013.

［5］Creative State. Victoria’s creative industries strategy［DB/OL］. （2015-06-01）.http：//creative.vic.gov.au/Projects_Initiatives/Creative_Industries_Strategy.

［6］Dave O’Brien， Daniel Laurison， Andrew Miles, et al.Arethe creative industries meritocratic? An analysis of the 2014 British Labour Force Survey［J］. CulturalTrends,2016, 25（2）: 116-131.

［7］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Labour force, Australia［R］. Canberra：Commonwealth Government, 2009.

［8］ShereneIdriss. Racialisation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Arab-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Artist［J］.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6, 37（4）: 406-420.

［9］Emma Felton, Christy Collis. Creativity and the Australian suburbs： the appeal of suburban localities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workforce［J］.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2012, 36（2）: 177-190.

［10］Daniel R. Reg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in Australia：exploring Townsville as a casestudy［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13, 6（2）: 113-128.

［11］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Regions：Promot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for Growth and Jobs in the EU ［M］.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12］Creative Skillset. Employment census of the creative media industries（2012）［DB/OL］. http：//creativeskillset.org/assets/0000/5070/2012_Employment_Census_of_the_Creative_Media_Industries.pdf.

［13］Department of Industry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Manufacturing Industry［EB/OL］.（2013-12-02）. http：//www.innovation.gov.au/industry/manufacturing/Pages/default.aspx.

［14］Justin O’Conn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DB/OL］.（2007-11-07）［2008-06-23 ］.http：//doc.mbalib.com/view/193694ab 907d9bd516d9088742a50e0d.html.

［15］Phelps N A. Suburbs for Nations? Some Interdisciplinary Connections on theSuburban Economy［J］. Cities， 2010,27 （2）: 68-76.

［16］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关于一个新阶层和城市的未来［M］.司徒爱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