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 150025）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徐阶继任内阁首辅后，出于对个人命运的考量，提出“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1]5635对于徐阶的“三语政纲”，姜德成认为：“（三语政纲）内因源自徐阶为政的基本原则，外因则基于嘉靖内政最大弊端——内阁非正常运作问题”[2]195，而“三语”的实施“使内阁运行与其职能角色发生根本改变，才有了嘉靖末年朝政宽松舒展的局面”[2]214；但姜氏也认为，其“无法完全纠正内阁制度中的根本弊端”[2]214。梁希哲、谭平、王天有、赵轶峰等学者也有类似观点①梁希哲.论徐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6）：78-85；谭平.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徐阶——兼与张居正比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37-40、69；张岂之，郭成康，王天有.中国通史（元明清卷）[M].北京：高教出版社，2001:145；赵轶峰.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J].社会科学辑刊，2012，（4）:152-162.。学者赵世明虽肯定“三语政纲”的积极意义，但也认为：“由于其（三语政纲）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措施的失当等原因，收效甚微，甚至某些举措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使问题愈加严重”[3]。以上学界者对“三语政纲”的研究，均以徐阶本人为视角，着重谈论“三语”的利弊得失。徐阶推行“三语政纲”时，内阁中仅有袁炜一位次辅。对于袁炜与“三语政纲”的关系，史学界却少有关注。因此，试论袁炜在“三语政纲”推行中的相关活动与作用，对研究“三语政纲”可起到“攻玉”的作用。

一、袁炜在“三语政纲”中的重要性及贡献

袁炜（1508-1565），字懋中，浙江慈溪（今浙江慈溪市）人，嘉靖四十年十一月（1561）以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政务，后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