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滁州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依托我国本土学术赖以生存发展的，“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之黄老方技相通……及至魏晋，玄学清谈渐盛，中华学术之面目为之一变，而佛教则更依附玄理，大为士大夫所激赏。[1]83-84”汤用彤先生所言极是。直至南朝，玄学渐趋衰微，而这时佛教在我国江南地区业已得到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佛教才真正摆脱依附者的身份独立发展，并迅速走向繁荣，最终取得了与儒、道两家并驾齐驱的地位，从而成为我国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文士与僧侣的交流、还是文学创作中的佛教因素，以及佛教对文学理论的间接影响，都进一步密切了南朝佛教与江东本土文人的关系。

一、南朝江东本土文人与僧侣交游考

文人与僧侣的交流自东晋以来日益密切，如谢安、王羲之、王献之、孙绰、许询等与名僧支遁的交流在《世说新语》中便屡见记载。南朝时，侨姓士族与僧侣有着频繁的交流，谢灵运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结识了慧远、昙隆、法勖、法纲、僧维、驎维、慧驎、慧琳、慧严、慧观等一大批佛教人士，创作出许多与佛理有关的诗文，如《过瞿溪山饭僧》、《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答纲琳二法师书》、《和范光禄祗洹像赞三首》、《维摩经十譬赞八首》、《佛影铭》等。此外，他还与慧严、慧观等改译大本《涅槃经》，其《辨宗论》更是一篇影响深远的哲学论文，它发挥了竺道生的顿悟说，受到历代佛学家的高度重视，“《涅槃》之学，顿悟之说，虽非因其提倡，乃能风行后世，但在当时，谢氏为佛旨揄扬，必有颇大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