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芬英 李 芸

（1.嘉兴市秀洲区党校，浙江 嘉兴 314000 2.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23）

红船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但直到2005年，中共嘉兴南湖区委开展的一次大讨论之后，“红船精神”才被当成是一种理论形态显现，并受到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注意。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传播弘扬“红船精神”，需要深入思考。习总书记做了精辟阐述：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家话语权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指引。本文就围绕新时代“红船精神”传播策略进行一些探索。

一、“红船精神”的研究角度

“红船精神”是典型的、极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它包含在红色文化这个更大的体系当中。在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传播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参考中，我们发现，西方并没有直接针对红船精神研究的文献和实证，但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某些特色文化如美国的“牛仔文化”、法国的“浪漫文化”、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和讨论具有启发作用。

（一）从理论思考展开“红船精神”研究

在围绕它的“科学内涵” “产生的历史背景” “包含的文化渊源” “具有的历史地位”和它的“时代价值”，以及应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等层面，学者们展开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从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角度展开逻辑分析，将“红船精神”视为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提出“红船精神”填补了1921年中共建立到1927年国共分裂之间所存在的中共精神的空缺；有学者进行历史挖掘和梳理，将红船精神置于红色文化的结构中。

（二）从个案出发对“红船精神”进行实证研究

围绕一些“事实性”资料、现存的个案进行描述，如将“红船精神”与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内生源；如学者们从红色义工活动、红船援疆论坛、红船助学、红船平安关爱资金等具体实践活动，将“红船精神”归纳为推动嘉兴发展的“软实力”；从高职院校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新时期大学生党建工作。

二、“红船精神”研究成果和问题

“红船精神”进入学界研究领域开始于2005年中共嘉兴南湖区委开展的关于“红船精神”的大讨论；同年的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正式提出并阐释“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科学概念和深刻内涵；2017年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再次提出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一）“红船精神”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2005年开始，学术界就开始将“红船精神”放入了研究视野当中，在知网中，以“红船精神”作为关键词，查到近400篇论文，其中核心刊物上发表了51篇，在CSSCI发表了4篇。

这些学术论文中涵盖了国家社科、教育部、省、市社科的项目共32个。其中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5个项目、浙江省教委科研基金项目2个、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个和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项目1个。到2018年7月为止，以“红船精神”为题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共检索到14本相关专著。2018年4月，浙江省委在嘉兴正式成立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同时挂牌的还有红船精神研究院。从2012年开始，截至2016年，共召开7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有代表性的会议和论坛主要有“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暨红船精神与嘉兴科学发展研讨会”（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暨“红船精神”学术研讨会（2013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暨红船论坛理论研讨会（2016年）、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船精神”理论研讨会（2017年）。

学者们在围绕“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 “产生的历史背景” “包含的文化渊源” “具有的历史地位”和它的“时代价值” “现实意义”，以及应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等层面，展开了非常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其中重要研究成果有：从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角度展开逻辑分析，将“红船精神”视为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提出红船精神填补了1921年中共建立到1927年国共分裂之间所存在的中共精神的空缺；有学者在进行历史挖掘和梳理后，将红船精神置于红色文化的结构当中。

另一条重要的研究内容路径是围绕一些“事实性”资料、现存的个案进行描述，如将“红船精神”与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内生源；如从红色义工活动、红船援疆论坛、红船助学、红船平安关爱资金等具体实践活动，将“红船精神”归纳为推动嘉兴发展的“软实力”；从高职院校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新时期大学生党建工作。

（二）“红船精神”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红船精神”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认同，但是，这种现象背后也存在传播内容古板、陈旧，传播方式单一，缺乏创新，传播范围非常有限等问题。

在实际传承过程中，除了在纪念馆、传统媒体等固定载体和平台外，“红船精神”的知晓率不是很高，即便是电影、电视等媒体已经开始出现“红船精神”身影，但是也仅仅是局限在某几个时间节点和某几个重大活动，很多属于临时性举措，受众面、曝光率不够。虽然红船精神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新兴技术，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不够充分，微信、微博、APP软件等传播都处于起步阶段，如网站的建设中缺乏正确的主动意识，只是简单地将“红船精神”内容搬到网页上，网页的更新度不够，网站开放度不高，这些都导致阅读点击量不高。

现实中的民调显示，很多年轻人对包括“红船精神”在内的红色文化以及它的内涵都不是很了解，甚至还存在认知和认同上的偏差，如简单地将红色文化看成是一种政治性说教，与现实无关的一种口号式文化。南开大学教授将这称为一种“红色文化的空壳现象”；另外有一部分人将“红船精神”孤立在现实和传统之外，反对一切形式的融合和创新。这两种对待红船精神的方式和解读都是极端和片面的。

在新功利主义、新实用主义的思潮影响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在很多年轻人身上出现了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的脱节；在传承过程中，对红船精神理解上的偏差和不到位，造成认同感缺失，在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弘扬“红船精神”往往变成了“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的“花雨伞”，只重形式，不讲内涵，抽空了其俱有的革命精神内核。

三、“红船精神”的传播策略

（一）有信度的传播主体

在一个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环节。二战当中，传播学者卡位·霍夫兰就提出“传播者的信度对传播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传播主体是影响传播效果的主导因素。有信度的传播主体，指的是传播主体要树立时代化的传播意识和正确的传播价值取向，以高度灵敏的思想来捕捉社会的热点和重要问题，紧扣党中央重要精神和个阶段党委工作要求；要会主动利用新型媒介，营造正向的、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环境；要会开展“红船精神”的宣传教育，让“红船精神”在群众中产生共鸣效果。

（二）多媒互动的传播渠道

“红船精神”利用社会化网络如论坛、聊天室、博客、微博等平台，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进行移动化和社会化传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传播状态的改变，它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并与他人进行互动性的个性传播”。新媒体融合了图文、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介形式，形象而生动地展现“红船精神”，寓思想教育于文化娱乐和观光游览中，从而提高人们的兴趣。

H5指的是第5代HTML，也就是用H5语言制作的一切数字产品。它目前是各大新闻客户端首选的产品形态之一。它的应用首先就在报道方式上从“写新闻”转变成“讲故事”。采用“编剧”式的策划方式修改文案，用故事将受众带入到“红船精神”中去。

（三）最大范围的传播受众

1942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二级传播”过程，他认为，意见从传播主体通过媒介渠道不是直接到达受众，中间经历一个甚至数个接受环节，因此这一理论也提示我们在进行“红船精神”传播时，要关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更要关注受众的研究。

在传播活动中，效果问题意味着整个传播活动成败的关键，而传播效果主要取决于受众对信息传播的接受程度。红船精神”的分众化传播，研究他们的思维习惯，根据他们的喜好来设计传播内容。

对普通群众而言，将“红船精神”的抽象内容转换成老百姓耳熟能详、符合他们生活逻辑的具象内容就变得非常重要。用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大众化言语将“红船精神”的精神实质说明白，解答群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努力争取和获得民众对“红船精神”价值观的理性认同和情感接受。

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传播时，就开展“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的“六个一”环节的现场体验式教学和党性专题课培训，将“红船精神”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直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动，坚定理想信念。

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对青少年的认知态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时代下，微信、微视频、手机APP等新型传播媒介正以快捷、精准和互动的传播优势，通过朋友圈分享和转发，在线直播互动等方式进行传播，对传播主题不断深化和夯实，完成大社会对“红船精神”的横向传播。

总之，“红船精神”是由“首创、奋斗和奉献”组成，是党的先进性之源，是党的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在它的传播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尝试用先进的、科学的手段来完善其传播力度。高素质的传播主体融合了图文、音频、影像等多种媒介形式，形象而生动地展现“红船精神”，为“红船精神”传播开辟了新渠道，带来了新契机，将“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观念、意义表达适时融入社会中，内化于受众者的内心，在动态的实践中实现一种活力传播和创新发展，就显得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