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成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养老问题为民生之重。古话说“养儿防老”，在中国古代、近代甚至现今社会中，子女特别是子女中的儿子一直是负责老年人生养死葬的重要主体。于现行法而言，《民法总则》中的成年人法定监护制度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子女赡养义务则是“养儿防老”在立法中的体现。但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仅凭借传统的“养儿防老”式的养老模式已不能妥善地处理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今社会与古代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因而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已十分普遍和严重。若子女已远在他乡，分身乏术，又如何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其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不少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一旦某一家庭的独生子女丧失了赡养老人的能力，老年人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因此，在一定情况下，由子女之外的主体照看老年人成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而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制度之一。我国《继承法》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过于简略，存在立法漏洞，不能很好地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对该制度加以完善，以更好地处理老年人养老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有关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见诸于我国《继承法》第五条和第三十一条，其中第五条是关于遗赠扶养协议效力的规定，而第三十一条则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性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