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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永嘉琴人群体中的“名仕效应”
——宋元明清永嘉琴人史料考辨

2018-03-28王乒乒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关键词:永嘉宋元

王乒乒

前 言

“永嘉”,今浙江温州古郡名。汉称“东瓯”,东晋设郡称“永嘉”。“古昔吏瓯者多名贤”①引自[明]刘芳誉、林继衡等修,王光蕴等纂:《温州府志》,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刻本,卷十六《王谢祠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十八册),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第491页。,晋有王羲之②王羲之(303—361),东晋时曾出任永嘉郡守。南朝谢灵运③谢灵运(385—433),南朝宋时出任永嘉郡守,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继之,均以文教名。唐时无数文人墨客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等皆慕名而至,只为睹谢公笔下之遗迹,并赋诗作或杂记记之。自此,永嘉作为一个山水名郡为世人所熟知。宋时,永嘉愈发崇尚文教,人才辈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名满浙东。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1143—1194)更是发出了“人物满东瓯”④引自[民国]唐圭璋:《全宋词》(三),“陈亮”《南乡子》,中华书局1999年,第2709页。的感叹。明清时期,永嘉艺文儒术越发兴旺,名流胜士更是云集一时。然而古琴作为文人音乐的代表,似乎并未与永嘉大文化呈同步发展趋势,为人熟知的著名永嘉琴人也仅有南宋浙派琴家郭楚望一人。难道宋元明清永嘉琴坛就真是一片寂寥吗?据笔者考证,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所述“永嘉琴人”主要是指永嘉郡籍的本地琴人,也包括少部分非永嘉郡籍的“过境”琴人,即曾经在永嘉为官、游经或会友的外来琴人。因此综观目前音乐史学界相关的学术成果,在各种史料工具书和相关研究论著中,已涉及宋元明清永嘉琴人共计46人。但仅就笔者对史料文献的初步调查结果来看,永嘉琴人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因而,有关永嘉琴人的研究,无论是在个体数量的补充考证还是史料内容的群体特征的分析上,都给笔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一、宋元明清永嘉琴人史料考证

为拓展现有的宋元明清永嘉琴人史料,笔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宋元明清”和“永嘉郡”为文献搜集的纵横轴,共集得宋元明清与永嘉相关的古籍106种。其中可寻觅到永嘉琴人身影的文献有47种,包括史书4种,地方志10种,笔记8种,文集12种,诗词集12种。根据文献与琴人的关联度来看,可分三类:第一,文字中有明示或暗示某永嘉琴人身份和会琴程度的信息,其文字往往是记录性的;第二,文字中虽带有“琴”字但并未直接反映出琴人的身份或会琴程度,需要通过对该史料本身及其与相关史料之间的相互印证作出推导;第三,文字中虽未提及古琴,却能有助于我们对某琴人的家庭、社会背景有更全面的认识。笔者对于永嘉琴人的考证,正是通过以上三大类文献的相关记载及其相互间的印证或佐证中来逐一完成的。

通过对47种与永嘉琴人相关的史料进行考证之后,共得宋元明清永嘉琴人171人,如下表(表1)所示。

① 琴人身份一栏中,需要解释的琴人身份有四,待官、诸生、文人、琴师。待官指的是已求得功名但尚未有官职的琴人;诸生指的是经由考试录取到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学校求学的学子;而文人则是指弃举子业,但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素以琴书自娱的琴人;琴师主要是指以琴谋生的琴人。

表1. 宋元明清永嘉琴人

元 人官吏 沙可学、薛汉、陈与时、陈昌时、高明、汪鼎新、郑僖、李孝光8文人 裴庾、叶亮、陈允文3隐士 赵次诚1女性 吴氏(闺秀)1明官吏曹介、胡宗蕴、朱邦彦、项维聪、谢德环、黄文简、周洛美、王德、张璁、王叔果、王叔杲、张逊业、王光美、王至京、王祚、张汝纪、王世民、王世鸿、侯傅邦、侯一元、赵廷松、张著、任道逊、卓敬、陈京兆、潘检讨26文人 董大受、程万里、康从理、谢敬撰、邵建章、张文乾、姜准、王湖、王世澄、王世渊、邵异、项季舆、王显、张西山、蔡子凤、杨文林16游士 张君、周文美2隐士 黄子复、王养素、王毓、闻得仁、周伯武、虞元璩、朱希晦、松崖逸人8清客 张昂、洪孝先、刘康社、何白、朱彝尊5诸生 王钦彝1待官 陈名卿(举人)1女性 楚兰(侍女)、潘氏(夫妇)、杨氏(夫妇)3待查 赵士良、王叔果宗弟2清官吏 谢包京、邵家默、张元彪、陈敦让、孙希旦、孙锵鸣、鲁侯、陈明府、何庸夫、金德孚、曹绅、邹元檄、徐廷宣13待官 马昱中(解元)、王鹗(举人)、余永森(举人)、侯思炳4诸生 詹尧广、林齐鋐、锺洪名、张棡、梁祉、林鹗、郑衡7文人 郑文标、余咸、郁豫、胡璜、周天履、潘青元、林熏、李象坤、苏蟠9隐士 李象震、徐凝2清客 徐长吏1道士 张鹤1僧人 孤峰和尚1女性 周秀美(夫妇)、钱蕙纕(夫妇)、郑惠(妾侍)、郑惠堂姐(待查)、姚姗姗(闺秀)5待查 陈含章、任申春、万代尚、林太冲4

据上表中的数据统计来看,宋元明清的171位永嘉琴人中,包括永嘉郡本地琴人149人,永嘉郡“过境”琴人22位。各朝人数有所差异,宋、元、明、清的永嘉琴人分别有47、13、64、47人,其中以明最盛,宋、清次之,元最少。就性别和身份而言,至元时永嘉始有女性琴人,其身份有闺秀、侍从、人妇3种,尤人夫妇者为多,而男性琴人身份则更为多样化,有官吏、文人、待官、诸生、隐士、游士、清客、道士、僧人、琴师等10种,且琴人数远超女性琴人。由此可见,宋元明清时期永嘉地区的琴人群体无疑是以男性琴人为主导的。

综上所述,永嘉自宋兴以来滋养了171位琴人。他们中虽无如郭楚望等以琴名者,但绝大多数都是以琴为乐的政客、诗画大家。因而传统意义上的纵向师徒传承在上述琴人的琴乐活动中无踪迹可寻。如是,宋元明清永嘉文人所构建的永嘉琴人圈,又是如何得以兴盛的呢?

二、“名仕效应”——宋明永嘉琴人兴、盛成因考

事实上,通过对宋元明清永嘉琴人社会身份的考证,及永嘉下辖各县永嘉(同名县)、乐清、平阳、瑞安及泰顺等地的琴人兴盛程度,各县琴人社会身份构成比例中可知,每个看似孤立的琴人都显露出他们相互之间都是以“仕”,即官吏为轴心,同时也呈现了宋元明清永嘉琴人是兴于宋而盛于明的客观事实。而笔者在对永嘉琴人群际关系的考证中发现,宋、明两代永嘉琴人的兴、盛和两位“名仕”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名仕”,顾名思义即是指在当时享有盛名的仕。

1.名仕:叶适、张璁其人

叶适、张璁2位,上文在琴人考证示例时就已对其会琴、所属地域以及官职等信息作了简要介绍,而他们之所以被公认为名仕,在此将进一步说明。

叶适(1150—1223),南宋永嘉哲学家、政治家,以吏部侍郎终。著有《水心文集》《习学记言》等,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家的文人”①转引自苏菲:《永嘉学派的政治、学术与其散文演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原引自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4章《南宋散文与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17页。。作为政治家文人的典型代表,叶适在文学、学术思想以及政治上都有一番作为,并盛极一时。

就文学而言,叶适“为文藻思英发”②引自[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叶适,第12889页。,宋代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中载,南宋参知政事真德秀③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景希,号西山,人称“西山先生”,他是南宋的名臣,也是朱熹理学一派的儒家学者。读叶适《习学记言》后有云:“此非记言,乃放言也……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④引自[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宏词,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韩柳即是指唐文学大家韩愈、柳宗元,可见叶适之文颇为时人称颂,精诣之处甚至超过韩柳。就其学术看,叶适凭借其天资,与前辈学者虽“其学始同而终异”⑤引自[明]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五册《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为南宋永嘉学派⑥“永嘉学派”是北宋中期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思想流派,昌盛于南宋前期,是当时南方最为盛行的学派之一,主要代表人有:郑伯熊(1124—1181),薛季宣(1134—1173),叶适(1150—1223)等。的集大成者。清末民初学者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有载:“是时南方之文最盛行两派,一江左派,为水心;一江右派,为刘须溪”⑦转引自苏菲:《永嘉学派的政治、学术与其散文演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原引自[清]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又《宋元学案》载:“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⑧引自[明]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五册《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第106页。。可见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不仅是南宋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同时以其讲究实才实德的功利学说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而在政治上,叶适虽非掌控朝廷的风云人物,但却能出谋划策颇得宰相韩侘胄赏识,高升,一路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宋史》所载可谓是对叶适之功最好的证明:“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方侘胄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为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曉以利害祸福,则侘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①引自[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叶适,第12890页。。

张璁(1475—1539),宋元明清永嘉郡历史上官位最高者。后因其名与明世宗朱厚熜相冲,遂改名为张孚敬。七试礼部,正德十六年始举进士,“而其成进士仅六载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礼信之者,自明兴无两焉”②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上)卷二十三名臣·张孚敬,第707页。。入内阁,赐银图书二:“忠良贞一”“绳愆弼违”。张璁逝世后,“帝取危身奉上之义,特谥文忠,赠太师”③引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八十四·张璁,李学勤主编:《二十六史》(缩印本)第六册,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张璁为人“刚明果敢,不避嫌怨”④同上注。。在其当朝间进行了清勘皇亲庄田、罢镇守内官(太监)、改革科举制度、革除外戚世封,严革贪风等系列改革,皆得时人所赞。如就清勘皇亲庄田一改,明代沈德符在其《野获编》中有载:“镇守内阁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间,天下称快”⑤转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卷二十三名臣·张孚敬,第711页。。而正由于张璁“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⑥引自[明]何乔元:《名山藏》卷七十三臣林记十八·嘉靖臣二·张孚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55页。,从而革除了明代百年的弊病,使得“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⑦引自[明]李乐:《见闻杂记》(下),《续见闻杂纪》卷十一之八张孚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87页。!道光间梁章鉅《浪迹续谈》中有载:“前明有两张文忠,时论皆以权相目之,其实皆济时之贤相,未可厚非。窃以心迹论之,永嘉(张璁)又似胜江陵(张居正)一等”⑧转引自[明]孙衣言:《瓯海轶闻》,卷二十三名臣·张孚敬,第716页。。可见,张璁是明朝大改革的第一人,其功勋卓著,名垂历史。

由上可见,叶适、张璁均是彼时宋、明两朝的佼佼者,名噪一时,他们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此两朝当之无愧的名仕。

2.“名仕效应”之体现

那么,这两位名仕对于永嘉琴人兴于宋,盛于明的历史状况之间,又是否存在什么具体的关联?

(1)宋、明以名仕为核心构建的永嘉琴人群际网

据笔者考证,宋、明两朝的永嘉111位琴人中,有关系可考者共53人,其中宋代25人,明代则为28人,如图1、图2所示。而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琴人圈,恰恰分别是以叶适和张璁为中心构建起来的。

图1.宋代永嘉可考琴人群际关系(25人)

①以叶适为核心的琴人关系圈(17人)

②其他较为零散的琴人关系(8人)

注:图1中的下加线为非琴人范畴,圈中未注社会身份者的琴人均为官吏。

图2.明代永嘉可考琴人群际关系(28人)

①以张璁为核心的琴人关系圈(19人)

②其他较为零散的琴人关系(9人)

注:图2中的下加线为非琴人范畴,圈中未注社会身份者的琴人均为官吏。

虽然据现有史料考证,宋、明两朝的可考关系琴人仅有53人,但是通过图1、图2中这53位琴人关系的呈现,宋、明两代琴人兴、盛的原因或可得见。如图所示,宋、明时期的可考琴人中绝大多数琴人都可纳入以叶适和张璁为核心建构的琴人交际圈。前者涉及有琴人17人,后者则有19人,占据了各时期中可考琴人数的68%,而这一数据应该可以说明,宋、明时期永嘉琴人群体的兴、盛主要是依托于名仕而起。

而有一个可以为之佐证的例子在清代。如上文笔者所考,清代永嘉有琴人47人。然将这一数量相较与明代琴人数量,清代无疑是永嘉琴人发展的回落期。另从此时琴人数量与宋代兴起时的琴人数相同可见,清代永嘉琴人的发展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发展,反而与宋兴时人数持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永嘉琴人在清代是呈衰退趋势的。究其原因,无疑与名仕的缺失有关联。此时永嘉琴人的群际关系,可以明确的,据笔者所考,为12人,如图3所示:

注:下加线为非琴人范畴,未注明社会身份者的琴人均为官吏。

从上图可见,如宋、明般以某一仕琴人为核心的琴人圈在清代永嘉琴人中已不复见,此时的琴人相互之间的交集较为稀疏,基本都为两两间的交往。

再看清代永嘉仕琴人的官职,如表2。

身份 清仕琴人及其官职知县 谢包京(阳武知县)、曹绅(泰顺知县)、张元彪(海康知县)、陈敦让(安岳知县)、何庸夫(永嘉知县)、金德孚(永嘉知县)、徐廷宣(南川知县)教谕 邵家默(嘉善教谕)编修 孙希旦(翰林院编修)待查 邹元檄(待查)、鲁侯(待查)、陈明府(待查)

表2. 清永嘉仕琴人及其官职注:待查者指的是只知其为官吏,具体职务待查。

表2清楚的显示了,清代仕琴人大都为一州知县,此时的仕琴人基本都远离于统治者政权的中心,就官吏阶层来说,基本属于下层。

而由上两个信息可知,清代永嘉琴人中正是由于“名仕”的缺失,从而导致了此时没有了以名仕为核心构建的琴人圈。而这以名仕所筑的琴人圈对永嘉琴人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呢?可以假设以下,如果将宋、明时期由名仕叶适和张璁所引导的琴人圈祛除在永嘉琴人群体外,可以看到在“自生环境”下发展的宋代永嘉琴人为31人,明代为46人,清代为47人。如此宋—明—清之间构成了一个假象的攀升趋势,而这与浙地琴人千年来的发展趋势亦是相吻合的①本文第三部分结语对此有详细阐述。。然而,正是因为名仕叶适、张璁的出现,使得这一普遍的规律性被打破,造就了永嘉琴界兴于宋、盛于明的局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兴、盛局面的产生即是“名仕效应”所引发的结果。

(2)名仕效应琴人群的相异性

然再从叶适和张璁为首的两个永嘉琴人关系圈来看,以叶适为中心辐射的琴人关系圈,主要是由叶适以及其弟子为基础而形成。而以张璁为首的琴人关系圈,则基本是以家族、亲属为根基建立组成的。显然两位名仕在琴界所引发的效应是相异的,寻其之因亦当从叶适、张璁出发。

如上文所述,叶适是南宋政治家文人的典型代表,其区别于纯粹政治家的因素即是文,而叶适工文时人皆知。南宋潼川(今四川三台)高僧释居简(1164—1246)曾有诗《上水心先生三首》曰:“文字滔滔江汉东,早从伊洛定宗风。中兴②中兴主要是指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至南宋初抵御金兵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后数人物,北斗以南唯此公”③转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上),卷八永嘉学术,第243页。。一时之间“户外之屦常满”④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上),卷八永嘉学术,第250页。。叶适受人追捧的原因笔者以为有四:第一,出于对叶适之“功利学说”之推崇。上文援引“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第二,叶适本身是广纳后辈之人,《瓯海轶闻》有载:“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⑤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上),卷八永嘉学术,第246页。第三,叶适时文名扬天下。“时文”又称“科举时文”,因此其意顾名思义即是指时下专门用于科举的文章,就其结构而言有着基本固定的程式。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云:“南渡后专尚时文,称闽越东瓯之士,山川之气随时而为盛衰”。⑥转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上),卷一永嘉学术,第9页。可见时文是南宋学子入仕的绝佳途径。而“东瓯时文之美,盖如水心先生之《进卷》”。⑦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上),卷一永嘉学术,第9页。第四,叶适素以文学荐仕,“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后皆召用。”⑧引自[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叶适,第12894页。因而,综合叶适的威名、能为科举所用的论著以及其在朝之力,以致于其弟子众多,从其游者亦盛。而使叶适对古琴的尚琴之好,也因其盛名得以传播,而后再经由其弟子辐射开去。

然张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如上文所述,以张璁为首的明代永嘉琴人群体是由其家族本身及姻亲家族所构成。且从图2,以张璁为首的琴人圈中可见官吏、文人、诸生、清客、隐士五类身份琴人,然其中尤以官吏琴人为最,有12人,占63%,而余下7位琴人虽非官吏,但皆与官吏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而这一名仕效应琴人圈即与张璁本身的“内阁首辅”之官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如上文所述张璁成进士仅六年拜相,成为明代永嘉郡在朝官职的最高者,因而其时试图凭借其力入朝者不为少数。《岐海锁谈》有载:“溪桥王公以吾乡张翁入相,公二子并仕于朝”①引自[明]姜准:《岐海锁谈》,蔡克骄点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王公”即是图2中张璁姐夫王钲。又《东瓯诗存》“王湖”条载:“王激族兄……与张璁为布衣交,张素重其人,及入相,屡欲征辟之,以母老力辞”②引自[清]曾唯辑,张如元、吴佐仁校补,《东瓯诗存》(下)卷二十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795—797页。。虽然王湖婉拒张璁未就职,但这从侧面反映了张璁力荐友人入朝的事实。而上述之客观事实在张璁为首的永嘉琴人圈中亦可得到佐证。而从史料知,其余三大家族,不是与其有姻亲关系就是有交情所在,再结合上文援引“嘉靖二十七年间,相业不当以罗老为第一人耶?而翁实此第之选也”和“溪桥王公以吾乡张翁入相,公二子并仕于朝”两条史料,在某种程度上更是证明了此时永嘉场之所以有四大仕家族的存在与张璁不无关系。而这种仕人间的集结亦是区域性仕集团需求的体现。明史学家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有载,时“口非公者十之有九,忌公贵而刺之者十之有九,久而称公是、非公者半……”③引自[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上),卷二十三名臣,第707页。。因而,在朝野中形成区域性仕集团,并将其作为政治领域的同盟者显得颇为重要。而张璁无疑是以他为首的整个政治同盟的领袖者,因此其琴之好也深深的影响了旗下诸多的仕及其家族成员。

以上分析清楚的显示了,名仕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因其自身趣味的不同而不同,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名仕效应”是宋、明时期永嘉琴人兴盛之缘的最好佐证。

由此可知,名仕是永嘉琴人越发集聚、畅旺的保障。正所谓仕名则其力盛,其力盛则琴人易聚,琴人聚则琴人群体愈发壮大。

结语:“密封性”的滋生环境

综上所述,笔者在对宋元明清永嘉琴人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对从中所显现其兴于宋而盛于明的原因展开详细的考论,从而得出宋、明永嘉琴人兴与盛皆因“名仕效应”之结论。据宋元明清永嘉琴人以“仕为基础,名仕为推动力”的永嘉琴人发展模式,再将这一模式放置在浙地琴人的大背景中可以发现,“名仕效应”是宋元明清永嘉琴人群体得以滋生、壮大的一种独特且有效的发展模式,它是有别于浙地琴界而存在的。

1.宋元明清浙地、永嘉琴人数量演变趋势和主体琴人社会身份对照

据不完全统计,除永嘉郡外浙地在宋元明清共有琴人126位。为了清楚的显示笔者之观点,现将宋元明清永嘉与浙地琴人数量演变趋势、各时期内占据第一、第二大比重的琴人社会身份及其比例绘图、列表如下:

图4.宋元明清永嘉郡与浙地琴人差异

宋元明清永嘉琴人群体中占据第一、二大比重的琴人身份(官吏、文人)

宋元明清浙地(除永嘉外)琴人群体中占据第一、二大比重的琴人身份

比重朝代第一大比重琴人身份 第二大比重琴人身份宋 琴师24% 官吏、清客均占18%元 将相后、官吏、文人、琴师均占17% 游士、僧人、不知名、女性均占8%明 文人61% 官吏15%清 文人32% 官吏11%

从图4可见,就琴人数量演变趋势及其兴盛点来看,永嘉和浙地除了在宋至元的琴人数量均为下降趋势有着相同之处外,其余时间段均有所不同。前者呈曲线状,其盛行期在明代,而后者则为直线上升趋势,其盛行阶段为清代,显然它是随时而增。再就两者历时发展中的主体琴人社会身份而言,“仕”对于浙地琴人发展显然没有如永嘉琴人般重要。在浙地,宋时的纯粹的仕琴人比重仅18%,如将此时的“清客”归属于仕的隐形存在的话,宋代浙地琴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仕琴人为主导的琴人时代。随后仕人琴人与文人琴人、琴师等诸多社会身份的琴人在元代有着短暂的对峙,但其后的明、清时期仕琴人就被文人琴人以大幅度的比重超越。由此可见,浙地在宋元明清的琴人主体是一个从仕琴人向文琴人转变的过程。而这和永嘉琴人千年来的“以仕为轴”显然是大不相同的。

2.依赖于永嘉郡自身社会环境的琴人生成

而再从宋元明清永嘉琴人群体构成看,永嘉琴人是依赖于永嘉郡自身社会环境中而得以生成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唐非永嘉郡籍仕琴人在郡未使永嘉琴人兴。如上文所言,永嘉琴人于唐时已有迹,此时的琴人中仕琴人占到了61%①经笔者所考,唐永嘉18位琴人中有11人为官吏,占此时琴人总数的61%。的比重,毫无疑问成为唐永嘉琴人的活动主体。然而这一以非永嘉郡籍琴人构成的“以仕为主”的琴人圈,并没有带动永嘉郡籍琴人的出现。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只能作为“过境”琴人游经永嘉,对永嘉琴人群体的长期繁衍是无号召力的。因此,直到宋代永嘉郡内仕琴人的出现,才使得永嘉琴人群体真正得以兴起。

(2)宋元明清非永嘉郡籍琴人数量较少。综观宋元明清171位永嘉琴人中,非永嘉郡籍琴人数量非常少,仅22位。尤其是在明永嘉琴人的盛期时,非永嘉郡集琴人相较于宋、清则越发的稀少,仅2位。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永嘉琴人的兴盛是取决于永嘉郡籍琴人的。

(3)与浙地人数相当的女性琴人数量。从表1可见,宋元明清永嘉郡有女性琴人共计9人,虽然其本身人数与男性琴人相比相差甚远,但这一人数却是浙地除永嘉郡以外的女性琴人的总数。可见,与浙地相比,永嘉女性琴人是相对比较兴盛的。再看永嘉女性琴人,她们虽然有人妇、闺秀等不同身份,但她们皆是在当时家喻户晓的女诗人、才女。清代《游瓯纪闻》虽未知作者是谁,但其书内有载:“瓯妇女多能诗,喜为吴下妆……有女状元周菊香者,善诗文,尤妙解音律,结十番社、诗社于城西,一题出,唱和者多至数百人,皆闺中杰也。②转引自[清]陶元藻:《全浙诗话》(下)卷五十二清闺秀,中华书局2013年,第1513页。”而妇女能诗被记载于游记中,显然说明了这种现象相较于其他地方而言是较为独特的。也正因为此,永嘉女性琴人的数量也是相对浙地其他地方而言是远远领先的。

综上所述,即表明了宋元明清永嘉琴人是在一个相对“密封性”的环境中生成的。从而使得由其所反映的种种迹象都是游离于浙地琴人普遍性的琴人现象之外。而或许这种相对“密封性”的生存环境才使得“瓯居海中”的永嘉艺文儒术乃至古琴得以兴起、滋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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