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知识分子形象叙述策略

2018-03-27王雨柔

文教资料 2018年34期

王雨柔

摘要：语言和结构是方方创作知识分子题材时最为侧重的叙事策略。通过反讽打破固有观念，避免思维定式，意在使人正视现实，反讽形成对日常的冲击，从而赋予了文本多义性，展现了另一种“真实的场景”。在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定式，通过并置、穿插来打破读者阅读时的思维定式，将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形象集中起来，在对比中对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进行观照，发掘方方对知识分子个体生命困境关注，对生命存在与意义的执着追寻。

关键词：方方小说叙述策略反讽时间空间

八十年代，方方的知识分子形象叙事在形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三白”系列（《白梦》《白雾》《白驹》）中，通过汪洋恣肆的反讽语言揭下知识分子虚伪的面具，蕴含犀利的批判意识，而时间和空间的并置使得人物塑造更为立体，在对比中凸显主题。可以说，相比较于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摹写，方方的小说叙事策略是对平铺直叙的新写实小说的艺术超越，而形式的突破使主题有了更深的指向--解构。由此，方方的文本“把握了历史与人文的双重张力”，成为二十世纪末知识分子叙述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一、反讽式语言表达

林贤治认为，“文学语言可分为两大层面：一是本体的，一是文本的。本体语言直接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艺术气质和文化素养，而文本中的语言，则处在次一层级上，通过具体的结构关系而显示其优劣。语言并非文学的全部，却是文学形式的全部外观。通过语言的直观性，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许多缺乏肉体气息和个体特征的文学赝品排除开去。”[1]就文本来看，方方的小说语言正是如此，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自嘲，还是面对新世界时的矛盾心理，方方都把握得十分精准，具体表现为反讽修辞。方方在九十年代初期基本奠定了讽刺文风的基础，在早期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三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三白”借家伙、豆儿和夏春冬秋之眼观察社会百态，在各个截面剖析现代社会中人物的利益关系和荒诞。

《白梦》中主人公家伙是电视台的工作者，进入了作协体制，吃穿不愁，然而创作时，“集体宿舍老是人来客往忙忙碌碌”，众声喧哗，不堪其扰，家伙只好申请单间，却因“空间太大，光线太亮”，反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于是，第二天就“坚决要求换进最小最黑的房间”为此，“家伙喜得乱跳”。这段语言极尽夸张，放弃窗明几净的大房子而选择黑暗的小房子，通过人物的选择在反讽中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之差。家伙去医院时，发现医院内部的滥用职权已成普遍现象，救死扶伤不是医生的天职，反倒是可以利用的权力。丝瓜为了感谢家伙明星演出的票子，免费赠送家伙“透个视”，并自信地说他“看得很清楚”让家伙“放心”，因为他刚拿了“大学哲学系的大专文凭”由此断定家伙“多半就是肺癌了”。丝瓜的推理毫无逻辑，其结论更是不负责任。家伙复诊时，才发现肺部的阴影不过是“伤湿止痛膏”。家伙在医院的经历，是对传统意义上医学的神圣性的解构，是对传统意义上秉持人本位思想的解构。家伙对现阶段的医疗环境的嘲讽，是对现世一切虚伪滑稽做出尽情的调侃，同时对现代医疗机构是一个警醒。

《白雾》中的反讽首先体现在对小男死亡的严肃性和庄重性的解构，豆儿和田平去参加葬礼时，发现贝贝死后依然“眉如柳叶唇似樱桃粉面白鼻子，跟他活着时差不多做作”二人便“立即化悲痛为欣喜而大叹化妆师妙手神笔”[2]。传统意义上对于死亡的悲伤被消解，留下的是对生命的调侃。豆儿的工作是一名记者，平日里写的都是《正义的胜利》《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之类的宏大题材，实际上表现的不过是夫妻吵架的琐事，在悬殊的反差之中，是对报社机构夸大其词的反讽。除去豆儿之外，田平的遭遇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秩序的荒诞，田平的爸爸认为豆儿本科毕业就当了记者是前途无量，从而看低田平，然而在田平开车送他去会场并让他大出风头，风光无限，便改变了看法。田平爸爸前后态度的变化无疑让人哑然失笑，对他人的评判的标准来自于自身获得的利益，是方方对人的趋利本性的绝佳嘲讽。田平为了不被爸爸唠叨，假装洗心革面，而结果也使人吃惊，令每一个人觉得“如果田平不是金不换仿佛太阳不是热的一样滑稽”。而文中苏小沪的命运也值得关注，苏小沪曾经写出《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得年级最高分，然而在单位里，照抄答案者平步青云，而有着独立思考的苏小沪却被降级，好在她最后变得“开阔通达”，选择调职去更为轻松油水更多的部门。如果说方方对于田平的讽刺还停留在“对他者的玩弄和揶揄”[3]，而苏小沪的改变是对时代荒诞的嘲讽，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解构。

《白驹》围绕一场谋杀案，对当代社会中人心不古进行批判。文中夏春冬秋围绕小男的死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调查，在推断小男是否是自杀的过程中，事情的真相一层层被揭开，而世界的荒诞也逐渐显示出来。王小男的死并未激起身边任何一个人的感伤，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王小男的爸为了不能施展自己的化妆手艺而感到遗憾，王小男的妈因为王小男死在月初却发了整个月的工资而高兴，厂长是为了推销积压的毛线才来宣传王小男的见义勇为的壮举，他们并不关心王小男的死，在众声喧嘩之中，王小男的死无疑成为一场闹剧。《白驹》原本是《诗经·小雅》里的一篇，指白色的骏马，比喻贤士，故事中小男不是为他人牺牲自己的英雄，其他人更不是，文本以白驹为题，是对现代人性的反讽。

方方对正统观念的解构，有一套常规化的操作语言：反讽。在话语反讽这一策略的运用下，知识分子成为俗众打趣的对象，如同《白雾》中玩世不恭的家伙，以实际行为消解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崇高，将传统观念中严肃清高知识分子形象滑稽化，小丑化的反讽背后是犀利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因为反讽拉开作者与主角的距离，所以呈现“一种奥林匹斯神袛式的平静，注视着也许还同情着人类的弱点”[4]，方方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揭下人物虚伪的面具，以戏谑的反讽对人性中的丑恶做出深刻的批判。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作家笔下的荒诞与西方文学中对荒诞的阐释的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的荒诞往往是哲学化眼光，指向虚无，而方方笔下的荒诞是历史的民族的荒诞，“是对现实和历史那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和否定”[5]无论是《白雾》中对电台工作者游手好闲滥用职权的讽刺，抑或是对《白驹》中王小男的“英雄行为”的讽刺，方方批判的是压抑群体的荒诞时代。在方方的笔下，社会统值体系走向分崩离析，“历史不再可靠，她的真实性也无从指认”[6]，反讽本身具有打破人们的固有观念，避免当形成思维定式的功能，方方在三白中的反讽意在使人正视现实，从这个层面来说，反讽是一种对日常的冲击，通过引导人突破常规的思维模式从而赋予了文本多义性，展现了另一种现实。正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些看似乖张细节，实际上以反讽的方式动摇了生活的绝对性，改变了生存的必然性逻辑，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场景。”[7]

二、交叉的时间序列

如果说文本内容如同人的血肉，那么文章结构如同人之骨架，“不仅是一种形式因素与……故事内容构成作品的艺术整体”[8]，方方的小说尤其注重谋篇布局，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和布置使文本具有多重阐释性。巴赫金认为“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9]有利于文本的表达。结构在方方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在小说中展开多条线索进行文本叙事，打破传统叙事的平面化与人物塑造的单一化，设置悬念同时增加了张力。

时间在小说形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伊丽莎白·鲍温认为“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的利用的。”[10]《暗示》就是一部利用时间设置了双重线索来探讨女性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叶桑在发现丈夫出轨以后选择回家来逃避伤痛，此时的叶桑情绪低落，内心彷徨，找不到归宿。文本同时以倒叙的手法，以父亲的口吻讲述了父亲与母亲以及姨妈之间的情爱纠葛，时过经年，叶桑又和宁克发生有违伦理的关系，父辈的情爱乱伦又在子女身上重演。伊夫·塔迪埃认为“纸上的时间，既可以是回顾的也可以是展望的，既可以是现在、过去，也可以是将来”[11]，方方小说正是通过对时间序列的打乱后产生一种厚度和深度。《暗示》中并置的两条线索都指向主题“暗示”，历史与现实在时间上的交融暗示“宿命”的关联，姨妈的命运暗示着叶桑生命的悲剧走向：在无法承受的现世罪恶中选择自杀来洗净自己的灵魂。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的线索并置将叶桑的死亡悲剧与上一辈人的情欲悲剧维系在一起，文章的深层内蕴在于，尽管姨妈和叶桑所处年代不同，性格不同，但俩人都无法挣脱情欲的诱惑，而现代知识女性叶桑也没有摆脱掉传统观念对女人的束缚，从始至终，叶桑的妈妈坚持劝告叶桑回到邢志伟身边，因为“毕竟是女人”的身份，叶桑不愿做邢志伟的附属者，在邢志伟出轨之后亦无动于衷，叶桑亦不能走向独立，其内心的反叛意识与主流价值观相悖，无论是选择顺从抑或是反叛都无法逃脱内心的焦虑和挣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中，方方探求知识女性的情爱出路。方方对小说时间的安排是可以并置过去与现在的，这样的时间序列处理方式使得对时间的处理方式更具多样化。

《祖父在父亲心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从“父亲”的心中勾勒“祖父”形象，从而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中将祖父与父亲的一生置于对比叙述中。一个是战争年代民族英雄般的祖父：祖父面临战乱频仍，家园被毁，仍如勇士一般，痛骂侵略者的侵略罪行而绝不屈服。一个是政治年代的普通知识分子父亲：面对复杂而频繁的批斗、写检查使得父亲在时代的“无物之阵”失去自我，萎靡不振。方方利用两条并行的时间线索将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对比，重点不在于找出区别以便评判高低，而是以此揭示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生存处境中相同的悲剧宿命。方方对时间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对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进行观照，体现了方方对知识分子个体生命困境关注，对生命存在与意义的执着追寻，另一方面，方方在形式上对突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定式，通过并置、穿插来打破读者阅读时的思维定式。

三、并置的空间线索

在时间的流逝之中，方方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处遁逃”的命运，而对空间的把握更能体味自我的存在，小说通过空间的并置与小说主题结合，发掘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理性考察当人的生存空间被剥夺之后，人该如何存在？

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中呈现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是丁子恒所处的社会空间，一条为丁子恒的家庭空间，政治高压下的紧张压抑与家庭的和睦温暖共存，隐喻家庭与社会的对立。而在时间上，以年谱的形式层层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12]方方的叙事展开的时间呈明显的线性叙事，同时交叉的空间赋予了故事立体感，在对比中增强了文本的张力。丁子恒的生命具体可分为两个空间：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在外实地考察中，丁子恒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在办公室中，丁子恒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然而还是避免不了“被迫揭发”与冗长的报告，在会议室中，丁子恒坐立难安，内心无处安放。文中首先体现的是对社会场域的刻画，“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13]《乌泥湖年谱》中的社会空间同样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网络，在公共场域中，各式人物纷至沓来，方方对空间的刻画首先表现在乌泥湖是一个确切的地点，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乌泥湖代表着政治漩涡的中心，是一段历史的符号。文本开篇是大段对乌泥湖历史的文字介绍，再通过地图准确定位乌泥湖方位，确定其空间位置。同时，方方通过对一些具体场景的描摹展示人物命运，办公室由曾经的轻松愉悦到现在的噤若寒蝉，而工地上的自由也变成了学习写报告的繁琐，会议室更是由曾经的汇报场地变为批判场所，场景氛围和职能的改变揭示了社会氛围的压抑的和残酷。与此相对的是丁子恒所处的家庭空间，方方首先从地理位置上交代了楼房在宿舍中的方位，同时赋予了感情色彩：丁子恒一家在第一次来到乌泥湖后的小楼的兴致高昂，“白茫茫的一片雪野里，那一幢幢红色的楼房真是艳丽明媚的很”[14]。赋予建筑以家的温暖。同时，丁子恒的家庭生活十分幸福，妻子雯颖漂亮贤惠，儿子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女儿嘟嘟充满童真童趣，家中充满欢声笑语。方方并不是一味的渲染社会空间的黑暗和残酷，而是用理性的客观描写展示出立体完整的世界，通过家庭空间的和谐温暖冲淡现实的惨烈，而潜在的话语是，即使是如此圆满的家庭最终也要被毁灭，究竟是谁之过？文本空间很大程度上带有人物内心情感色彩，故事从天寒地冻的雪天开始，在暮色苍茫的大雪中结束，同样的空间，而意义却迥然不同。文本通过空间的隐喻突出时代的复杂性，批判社会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和规训。

方方的知识分子小说以反讽式的语言打破旧有的伦理规范，通过交叉的时间序列和空间的转换，最终指向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追问和探索，表达了对现存秩序的怀疑和不满，对现存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的反叛，但同时，反諷的使用偏多，某些戏谑式的调侃游离过远，影响了叙事应有的反讽力度。方方的知识分子形象叙事策略的探索中固然有着缺憾和不足，但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史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汪洋恣肆的讽刺语言，纵横交叉的叙事不仅使得文本结构更加深刻，也为小说提供了独特的美学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贤治.文学与自由[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3.

[2]方方.方方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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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3.

[5]阎真.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83.

[6]杨荣.文学观念的裂变和重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42.

[7]洪治纲.无边的迁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162.

[8]张志忠，王永贵.世事浮沉中的知识者与女性：弱者如何选择——方方近作评述[J].当代作家评论，2003（03）.

[9]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1.

[10]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A].20世纪小说理论经典[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602.

[11]伊夫·塔迪埃.普鲁斯特和小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