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熙 马 原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实体文化是文化最重要最普遍的传承表现形式。党的十九大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进一步肯定强调了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与传承的重中之重。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局限

对于公共文化产业概念的定义，国内外都有着丰富的研究。美国学者斯科特（Allen J.Scott）认为，文化产业是指基于娱乐、教育和信息等目的的服务产出，和基于消费者特殊嗜好、自我肯定和社会展示等目的的人造产品的集合[1]。国内学者李江帆认为，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中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单位的集合体[2]。美国学者提摩·坎泰尔认为，文化产业是“指那些使用同类生产和组织模式如工业化的大企业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生产和传播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3]。在我国目前沿用较多的是2004年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分类》的定义：“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这些定义距明确文化产业的范围和分类都还十分模糊，也是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首要困难。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实施公共文化的建设。以湖北省为例，经过调查统计发现，仅地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就有104家，馆藏总量达2600余万册/件，固定资产总值达80多亿元；归于文化系统管理的博物馆有119家，总藏品量176万余件，年流通人次1800余万人。

然而，基于传统模式的公共实体文化却也因其先天因素而受到许多掣肘：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资料齐全，但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大多数人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难以抽出大量集中的时间去阅读体验；博物馆、文化馆也都布置得美观大方，游览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但相比较与庞大的整体人口基数依旧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群并没有享受到这种巨大投资带来的公共实体文化服务。这种公共实体文化本身的限制与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迫使我们寻求一种新的方向。而数字化，成为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大势所趋[4]。

针对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的方式，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已经提出的有如构建数字化网络平台[5]，如建立包括云出版、云数图在内的公共数字文化云服务[6]。而随着基于公共电信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和互联网络集成为三网融合数字传播体系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音频、视频和数据集成服务的实现，由Wang等学者提出，三网融合工程系统与数字信息服务资源以及网络商务平台合构为三网融合信息服务产业，将会奠定数字时代人类文明的新基石[7]。毫无疑问，这将成为数字时代信息服务的战略方向，也将成为公共文化的发展方向。

而要构建基于三网融合技术下的数字文化资源文化资源，通过参考国内外成功的数字文化形态，尤其是那些成功的，具有吸引力的表现形式，能为我们自己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参考和依据。

二、国内外文化产业数字化探讨

（一）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数字化项目

在国外，尤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数字化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体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发展已经较为成熟。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具有成熟的协会和理事会制度，使得建立一个权威的，跨行业、跨系统的一体化机构管理体系相对容易；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对文化科技事业广泛的社会认可与社会参与规模也使得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技术、人才力量支持。如美国早在1996年成立了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nsit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IMLS），用以对全美数字化文化资源整合进行宏观管理和支持。欧盟的MICHAEL文化协会，英国的英格兰艺术理事会（Arts Council England，ACE），还有加拿大的加拿大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LAC）也都具有类似的功能。而在美国更是出现了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DPLA）这样典型的数字化文化资源整合平台，至今已收录了来自全美及各地图书馆、档案、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及文化遗产1600余万项，在传播和表现形式上也不再是仅限于网页和文档，而是开发了多达34种App，通过连接到其在全世界16个内容枢纽和21个服务枢纽，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接入和获取数字资源的方式及体验[8]。在东亚，2007年召开的中日韩部长会议业已达成协议：三国将互相尊重各方的文化多样性并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和保存、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

西方数字化文化资源整合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资金及资源保障制度。在资金方面，除了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资源整合项目的资金来源，还具有基金会资助、公司资助、组织机构捐款、个人捐款、自筹等多种形式。如DPLA项目就主要由IMLS、国家人文基金会等国家机构以及包括如艾尔弗·斯隆基金、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等在内的多家基金资助建立。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基金会推动了美国公共事业的发展[9]。另外，欧美的税收体制也是对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事业赞助的重要保障。如美国政府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捐赠，美国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可减少纳税额[10]。而在资源保障方面，广泛的民众参与制度又为文化资源整合提供了方便。如爱因斯坦档案馆的数字化项目（The Albert Einstein Archives Digitization Project），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得益于其助手和学生的整理与捐赠[11]。总之，多样化的资金及资源保障制度也是欧美国家数字化文化资源整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二）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项目

与国外繁多的项目及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关于文化资源数字化的研究相对有限，在整合与传播、表现形式方面更是极为分散，更缺少通过数字管理技术将文化资源数据系统化的学术研究。

数字图书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建设发展比较丰富的数字化文化项目。这一方面源于相关部门的重视，早在2000年便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发起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另一方面得益于数据库的发展及来自广大高校的支持，包括中国期刊网、重庆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人大报刊复印数据、万方、超星、方正等在内的一千余家国内主要数据库成为数字图书馆最主要的资料来源[12]。而这同时也带动了高校数字图书馆的蓬勃发展。

我国的数字化博物馆项目建设也正具有极高的热度。据统计，全国数字博物馆总数已达4000余家。以数字化湖北省博物馆为例，共展出了馆藏的90件精品，内容包括图片，文字介绍，讲解音频，相关历史知识链。同时在前期调查采访中湖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也表示正在学习故宫博物院的360紫禁城全景虚拟漫游、首都博物馆的网上体验馆等方式，打算推出虚拟湖北省博物馆数字展厅。可以说，国内的数字博物馆发展至今也具备了包括丰富的文物资料，多样化的展示方式以及具有特色的主题等一系列优势[13]。

然而，不同于DPLA这样涵盖了整个美国书籍、档案、文物甚至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文化大集合，国内数字化博物馆的发展与图书馆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局面，这就导致了国内无论数字化图书馆还是数字化博物馆，其表现方式都显得单调，缺乏一种“数字化体验”[14]。这是由于国内的公共文化资源几乎全部由国家掌握，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工作也都是由相关文化部门统筹安排，使得各部门之间相对独立。同时，国内文化部门都还处于一种制度性依附之中。这种依附使得数字化图书馆或博物馆的建设可以从政府财政中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文化资源支持，而不需要关注盈利的问题，但同时也使得它们的主流形象表征延续了实体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型表征模式，即试图延续其“不容置疑的声音”，“在最初闯入万维网时，许多艺术博物馆实际上都试图把那种不容置疑的声音引入一种新技术”[15]。就使得观众似乎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数字化的文化旅途中，但路线及其所能预期的体验都是给定的，所谓的互动也不过极其有限，更多的经验与诉求都没有表达或满足的途径[16]。相比较而言，DPLA除了资料阅读和展示，还提供了诸如历史图像和视频剪辑，历史主题机器人助手，多种方式社交软件互动等丰富的娱乐功能用以提升用户体验。另外，我国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工作有许多是由高校负责承担，这就更使得其效果注重教育、学习的评价指标，而忽视了用户娱乐、体验的需求。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民俗类、旅游类文化项目，其数字化在国内就更多地停留在研究层面，而现有比较成功的案例或项目出现。据调查湖北省有2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数字化的寥寥无几。有研究提出数项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措施，包括视频纪录片如《舌尖上的中国》、电子书及电子绘本、专题网站、虚拟视频等，无疑都是可行的[17]。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文化产业数字化项目的表现，阐述了国外数字文化整合可借鉴的方面和相对我国建设发展的优势等。我国数字文化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应考虑到上述优劣条件，建立健全网络传播服务过程中的文化的推广与管理制度，提高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表现力，推动并完善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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