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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王监国时期张岱行实考补

2018-03-27

创意城市学刊 2018年1期
关键词:钞本沈复张岱

◎ 周 霄

提 要:由于文献材料匮乏,有关张岱在鲁王监国时期的行实,学界长期考证不详。沈复燦钞本 《琅嬛文集》中新见张岱上鲁王朱义海的五封笺文,言张岱参与鲁监国政权事甚详,既可添补南明鲁王政权史料之阙,也可窥探鲁王监国时期张岱的行实及思想状况。

天一阁新见的沈复燦钞本 《琅嬛文集》中,有张岱上鲁王朱义海的五封笺文(《上鲁王第一笺》《上鲁王第二笺》《上鲁王第四笺》《上鲁王第五笺》《上鲁王第六笺》)。这五封信属于新见材料,记载了张岱在顺治二年乙酉(1645)到顺治三年丙戌(1646)期间即鲁王监国前后的行实。南明属易代之际,战乱频发,文献难以保存,再加上清廷对南明历史的禁毁删改,这一期间的史实需要仔细辑佚、考辨。相较于弘光、隆武、永历等几大政权,有关南明鲁王政权的文献资料极度匮乏。所以新发现的这几封上鲁王信笺,可以添补修订南明鲁王政权史料之阙讹,并且可以对张岱在此期间的行实及思想情况有所订补。

一 补订南明鲁王政权史实阙讹

新见史料显示,张岱曾极力劝导鲁王赴台监国,并且招郑遵谦、裘尚奭,扫清鲁王赴绍兴途中的各种障碍,为鲁王最终成功赶赴绍兴建立政权做出重大贡献。然而现存史料记载不详,且鲜有提到张岱的有关经历。

(一)鲁王监国前张岱的行实

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随着潞王降清,杭州沦陷。据张岱 《上鲁王第一笺》记叙,清廷大肆利用潞王的书信以及重金利诱,试图招引浙江各路藩王。“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以参貂等物为赘,邀诸王相见。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寻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本来张岱还欲留住寓居绍兴的惠王,并著 《上惠王笺》,但“惠王不能从,且有随即返国之语。”惠王最终也落入圈套,为清廷所杀。故浙西藩邸中最终只有鲁王未至北幕。张岱言:“今浙西藩邸未至北幕者,止我殿下一人。”《上鲁王第一笺》写作于1645年闰六月初一日,时鲁王尚在台州,还未迎立监国。他在信里夸赞鲁王,鼓励鲁王待机中兴复明。张岱已经洞察到越地将有义军起事:“臣观降官暴虐,逼勒剃头,旬日之间,必有民变。”此外张岱积极稳定越地。当时各镇逃兵至越借粮,百姓扰攘。张岱称:“登高一呼,应声而集者万有余人,随臣至五云门,四下驱逐。各兵皆望风远遁,不敢正视越城。”并且张岱担心鲁王为清廷所赚,离台北上,故遣派其子张鉽、张齎、张启入台,遮留鲁王。张岱为迎请鲁王至绍兴监国,率众稳定越地治安,这段历史不见于其他南明史料,可作增补。

(二)鲁王至绍监国时间考订

明朝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东兖州。张岱家与鲁藩渊源甚深,其父张耀芳曾为鲁王朱义海父亲的长史。张岱感念鲁王对其父的恩情,故对鲁王极为忠心,君臣关系融洽。1645年,鲁王自台州赴绍兴监国,曾亲临张岱府第,张岱晚年在 《陶庵梦忆》中曾回忆道:

福王南渡,鲁王播迁至越,以先父相鲁先王,幸旧臣第。岱接驾,无所考仪注,以意为之。踏脚四扇,氍毹借之,高厅事尺,设御座,席七重,备山海之供。鲁王至,冠翼善,玄色蟒袍,玉带,朱玉绶,观者杂沓,前后左右用梯、用台、用凳,环立看之,几不能步,剩御前数武而已。传旨:“勿辟人。”岱进,行君臣礼,献茶毕,安茶再行礼。不送杯箸,示不敢为主也。趋侍坐,书堂官三人执银壶二,一斟酒,一折酒,一举杯,跪进上。膳一肉簋,一汤盏,盏上用银盖盖之,一面食,用三黄绢笼罩,三臧获捧盘加额,跪献之。书堂官捧进御前,汤点七进,队舞七回,鼓吹七次,存七奏意。是日,演 《卖油郎》传奇,内有泥马渡康王故事,与时事巧合,睿颜大喜。二鼓转席,临不二斋、梅花书屋,坐木犹龙,卧岱书榻,剧谈移时。出登席,设二席于御坐傍,命岱与陈洪绶侍饮,谐谑欢笑如平交。睿量宏,已进酒半斗矣,大犀觥一气尽。陈洪绶不胜饮,呕哕御座旁。寻设一小几,命洪绶书箑,醉捉笔不起,止之。剧完,饶戏十余出,起驾转席。后又进酒半斗,睿颜微酡,进辇,两书堂官掖之,不能步。岱送至闾外,命书堂官再传旨曰:“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君臣欢洽,脱略至此,真属异数。[1]

对于这次鲁王亲临张府宴饮的时间,张则桐认为是1645年闰六月二十七日,[2]夏咸淳先生则认为发生在1645年七月。[3]张岱 《上鲁王第二笺》写于1645年七月初九。信中称:“臣又留剡三日,未得就道……恳主上速命典仪,整饬卤簿,速赴行在。”[4]可见至少在当年七月初九前,鲁王尚未到达绍兴,且张岱还在奔波途中。再者,林时对 《荷牐丛谈》载:“王于七月自台至蠡城,以守道署为行宫。各官奉表劝进,即监国位。”[5]《海东逸史》亦言:“七月十八日(《小腆纪年》作闰六月十八日),王至绍兴,行监国事,以分守公署为行在。”张岱 《上鲁王第二笺》又云:“臣意不合,十二日即徒步入台……十八日抵台,蒙主上召臣……臣遂留台三日……臣于七月初一日命署府事……初三日臣即尽鬻家产,招兵三千余人。率领郑遵谦长子懋绳、原任副总兵鲁明杰前来扈驾。”[6]由此可见,七月初三,郑遵谦才遣派人员来迎鲁王驾入绍兴,之前鲁王尚在台州。故张岱 《石匮书后集》“鲁王世子”载“鲁王于是年六月至绍兴监国”[7],当理解为鲁王六月离开台州赶赴绍兴监国,而不是六月在绍兴监国。说明鲁王至绍兴绝不可能在七月前,张岱的宴请时间更不会发生在闰六月,《小腆纪年》以及张则桐的考证有误。夏咸淳先生的考证准确可信。

学界对鲁王于绍兴监国的具体日期,存在很大分歧。谢国桢认为是“1645年闰六月”[8],而顾城认为是“1645年七月十八日”[9],司徒琳则认为是在“1645年八月底九月初”[10]。结合张岱的新材料,鲁王至绍兴监国的时间不会早于七月。故谢国桢的结论基本不成立。

(三)记叙郑遵谦迎鲁经过

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浙东一群有志之士,因剃头改制而引发多次反清起义。其中绍兴义士郑遵谦迎奉鲁王的经过,由于史书记载不详,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顾城在其著作 《南明史》中对此事有如下考述:

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闰六月初旬,颁开剃之令,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又郡县奉檄发民除道开衢为驰马之地,人情益恇扰。”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闰六月初九日,明原任九江道佥事孙嘉绩起义于余姚,杀清朝委署知县王玄如;初十日,生员郑遵谦起兵于绍兴;十二日,又发生了宁波的抗清运动。[11]

张岱作为郑遵谦的同乡,与郑熟识,在 《上鲁王第二笺》中,详细交代了张岱劝谏郑遵谦迎奉鲁王的经过:

此时通判张愫降虏,蹿升越守,逼勒剃头,大作威福。臣同事郑遵谦等不胜义愤,于本月十一日奋臂一呼,义徒毕集,杀伪复城。随捧高皇帝圣像,演武场祭旗,发兵划江守汛。臣与郑遵谦议,但以“东澥义士”移文郡县,而郑遵谦不听臣说,自称“义兴大将军”。臣曰:“吾辈平平,杀伪官而自署官衔,于理不协。今幸鲁国主近在台垣,何不迎请监国?则吾辈首创起义之人,何患无官衔耶?遵谦唯唯。”[12]

据顾城考证,郑遵谦“初十日起兵于绍兴”。然查继佐的 《罪惟录》载:“(郑遵谦)十一日,辄鼓其众,入府署。”[13]《海外恸哭记》云:“绍兴府通判張愫,以城降虏,虏即以愫守绍兴府,而別迁彭万里以为会稽知县。弘光元年闰六月十一日遵谦建义,皆斩之。”《浙东纪略》亦云:“十一日,绍兴义士郑遵谦率诸壮士入府署。”

所以张岱在 《上鲁王第二笺》中称郑遵谦于六月十一日率众杀伪官起义是准确的,顾城的记述有误。

在沈本 《琅嬛文集》中所有张岱上鲁王的信上,开头都自称“江东布衣臣张岱谨启”。其他版本,仅有 《上鲁王第三笺》以“臣岱谨启”开头。张岱反对郑遵谦等人自署官职,建议应以“东澥义士”移文郡县,并迎请鲁王监国,以得到有正统官方承认的合法化官衔。由此可见,张岱十分注重正统礼法。

然而事情的进展有波折。就在张岱劝郑遵谦迎鲁王朱义海的同时,郑遵谦身边的陈学贯提出反对意见。据 《明清史料己编》载:“浙闽总督张存仁等残启本中载:今据为越国公方国安统率马兵五百、步兵七千,并伪内阁方逢年、张国维、伪新建伯王业泰、伪总兵陈学贯。”[14]可知,后来被鲁王政权封为总兵的陈学贯,早年是跟随郑遵谦一同起义的。张岱在笺中称:“而傍有武弁陈学贯者献媚遵谦,语多恣肆,且曰:‘楚藩已莅越境,何庸远求耶?’”[15]陈学贯反对张岱的意见,认为郑遵谦不该舍近求远迎鲁王,而应迎请已经在越境内的明楚藩王。

有关南明时期楚藩的情况,学界甚少提及。楚藩始于朱元璋六子朱桢,洪武十四年(1381)朱桢就藩武昌。到明中期愍王时,楚藩衰落明显,宗藩常为一己之利互相攻讦,甚至父子成仇,同宗相残,最后导致愈演愈烈的楚藩内乱。

通过考索,当年(1645)一批明代楚国宗室藩王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一代。如起兵于安徽石埭的朱盛浓;起兵于江苏茅山的朱议沥、朱议漇;起兵于浙江长兴的朱盛澂以及起兵于淞江的朱绍鲲。这些所谓的楚国宗室藩王有很多滥竽充数者,只是借王室的名号,行起义之事。张岱对此心知肚明,曾说:“楚藩以一将军名号,敢与主上抗焉?”[16]他认为楚藩比鲁王号召力小,不足以号召群众,故劝郑遵谦不应就近迎楚,而应奉迎号召力更强的鲁王朱以海。

张岱这封信写于顺治二年乙酉七月,从各藩的地理位置来看,郑遵谦欲投的楚藩,最可能是明代楚藩通城国宗室朱盛澂政权,所谓通城王是藩王之一的楚王系下的郡王。朱盛澂其人,《南疆逸史》里有详细记载:“朱盛澂字青潮,通城王宗室也。授剑州知州,未赴,乙酉避于太湖之西山,易姓曰 ‘林西山人’。蔡永新任侠好事,乃与职方郎中王朝升及礼部主事吴景亹等奉之起兵,称为通城王。朝升摄内外事;设五总兵,以永新、徐震海、许爕等分将之。初,山中人或梦揭竿其地,上书 ‘青潮’二字。而王之字适与之符,众以为祥,故多应之者。檄至长兴,长兴人奉笺称贺,乃遣许爕将千人会之以攻湖州。”[17]

郑遵谦一度犹豫于投鲁王或楚王之间,于是张岱于六月十二日,即起义后第二天,就步行去台州面见鲁王。张岱在笺文中说:“臣意不合,十二日即徒步入台,繇会稽山出嵊县。崇山峻岭,蹴五进一,胫血缕缕至踵。十八日抵台,蒙主上召臣,至便殿抱头痛哭。赐膳几前,语至夜分。臣劝主上速至江干,亲统六师,躬冒矢石。圣颜大喜,臣遂留台三日。”[18]

从这段材料可见,张岱对鲁王政权抱有极大的希望,为此甘愿徒步急行,去投靠身在台州的鲁王。鲁王当时对他也是极为亲善的,君臣抱头痛哭,还赐宴,与之夜谈。然而就在此时,郑遵谦却令吴廷猷持檄文一份送交鲁王,表明自己已迎立楚藩入城。张岱信中记载:

道臣吴廷猷持郑遵谦檄文一纸,内有“已迎立楚藩入城”字样,举朝惶惑。主上与道府诸臣及台州乡宦陈函辉、柯夏卿等蚤御便殿,速召臣至,出郑遵谦檄示臣曰:“既立楚藩、尔何复来迎予?”臣曰:“诚有是议。臣此来原不与郑遵谦谋,臣请主上以重兵压之,遵谦敢不开门迎驾?楚藩以一将军名号,敢与主上抗耶?今既见疑,臣虽不材,愿学狄梁公取日虞渊,臣以三寸舌见郑遵谦,必反楚为鲁,遵谦必秣马脂车,恭迎圣驾。”诸臣于殿前向臣罗拜。[19]

可见,对于郑遵谦的檄文,张岱并没有慌张,而是先澄清自己并未与郑合谋,然后提出威逼郑遵谦的方案。建议鲁王不必理会郑遵谦的檄文,只要用重兵弹压威胁,楚藩名号不正,必然不敢与鲁王相抗,并表示愿学唐代狄仁杰“取日虞渊”。“取日虞渊”典出唐代吕温赞颂狄仁杰语。据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四十狄仁杰》载:“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故唐吕温颂之曰: ‘取日虞渊,洗光咸池。潜授五龙,夹之以飞。’世以为名言。”[20]张岱准备亲赴郑遵谦处,劝其反楚为鲁,自比当年狄仁杰引荐张柬之,以复唐室。可见张岱的自信以及对鲁王政权抱有极大期望。在张岱的记叙中,鲁王的臣下对张岱罗拜以谢,足见张岱在鲁王政权初期还是受到朝臣尊敬的。

经过张岱的再三开谕,以及沙弥寂惺在楚藩反复宣布鲁王威德,最终楚藩避走。郑遵谦失去靠山之后,亲赴张岱家里,表示愿受鲁诏。笔者仅见温睿临的 《南疆逸史》对上述史实有过记载:“(郑遵谦)將迎楚宗室为王,无何鲁监国诏至,乃遣子懋绳率副將吴明杰以兵三千迎王。”[21]只是对郑遵谦反楚适鲁的史实一笔带过;其中的起因曲折以及张岱的贡献,以往文献都无记载。

此外,张岱为鲁王所授官职情况,目前学界并无清晰认识。据这封信所载:

臣于七月初一日命署府事,推官陈达情为都统制,勒其即日出师江干,勿得逗留越郡。次日遵谦即遵旨出江,越郡宁辑。初三日即尽鬻家产,招兵三千余人。率领郑遵谦长子懋绳、原任副总兵鲁明杰前来扈驾。郑遵谦进名马一匹,路费二千两。[22]

可见,在劝得郑遵谦迎鲁之后,张岱七月初一被封为鲁王命署府事。《上鲁王第五笺》中又说:“迎请主上监国,视师江干,录臣微劳,授臣锦衣卫指挥,署掌卫事。”[23]可知,张岱被授任的是锦衣卫指挥,署掌卫事。锦衣卫指挥使属正三品,一般为皇帝亲信担当,可以看出鲁王对张岱的信任。张则桐认为,张岱被授予的是兵部职方司主事。[24]但其他文献中并无这条授职信息,张岱研究专家夏咸淳也未提到张岱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浙东纪略》载:“杀金吾张岱之子张鉽。”[25]金吾与锦衣卫指挥都属亲卫,而与兵部职方司主事差别过大,且新见张岱的文稿里也未提及自己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故张则桐的观点难以成立。

郑遵谦原副总兵鲁明杰其人,李聿求的 《鲁之春秋》(清咸丰刻本)作“吴明杰”,“遣子懋绳帅吴明杰以兵三千迎鲁王监国于绍兴。”[26]温睿临的 《南疆逸史》亦作“吴明杰”。朱翊清 《埋忧集》(清同治刻本)则作“胡明杰”,曰“鲁王监国诏至乃遣子懋绳率副将胡明杰迎王至绍。”[27]由于清代文献对南明史料删改严重,而沈本 《琅嬛文集》里文字更加接近原貌,故郑遵谦派遣迎鲁王的原副总兵应为鲁明杰,“胡明杰”“吴明杰”当为音近致讹。

此外张岱在信里,还透露了郑遵谦先被封为都统制,而非一步到位为义兴将军、义兴伯。

《浙东纪略》载:“十四日,嵊县亦有好义者,偕僧众十余人至嵊城招兵,嵊邑裘尚奭尽杀之,与其党自募一旅以起。”[28]此时张岱正好路过嵊县,知嵊县起义生员裘尚奭缺粮,便筹措银一千六百两招得裘尚奭,将其寄顿于吴凯麾下。张岱在信中记叙道:

臣路经嵊县,起义生员裘尚奭等踞守县治,从兵鹵掠,遣官迎臣。至县向臣言义兵二千余人,缺粮半月,众兵洶洶,行将抢掠富家,事出无奈,请臣裁夺。臣思嵊民不堪重困,方今筚路蓝缕,政为主上驱除道路,万一嵊邑有阻,恐妨警跸。臣自措囊中,併贷典户,措银一千六百两,与与裘尚奭为千日粮。臣即亲往演武场,点名给散,军中莅牲歃血,拜臣为盟主,听臣指使。臣方有事扈从,不能携带守江。时值台温镇臣吴凯提兵至剡,臣即以裘尚奭等寄顿吴凯麾下带往江干,剡民案堵,父老垂涕,欲立祠祀臣,臣坚却之。[29]

张岱自措银两,为缺粮半月的裘尚奭筹得千日粮。此举不仅招得裘尚奭归鲁,同时也免除了嵊县百姓被抢掠之苦。嵊县民众感念张岱之恩,欲为其立生祠,为张岱所拒。此后裘尚奭被鲁王封为宣义將军,吴凯封为开远伯。张岱的这段行实,拨开历史尘埃,让今人窥知一二。

综上,张岱往来奔波、自筹家产,千辛万苦招抚郑遵谦、裘尚奭等地方劲旅,为鲁王政权的最终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因而被封为锦衣卫指挥,成为鲁王亲信。张岱后来为报主恩,提出了很多基于现实考量的军政建议,这在以往的张岱研究中从未被关注。

二 鲁王监国时期张岱军政思想及行实考补

张岱在鲁王监国期间,为鲁王提供了许多军政建议,然而由于其政治上过于激进,为自己招来各种势力的攻击,最终仅仅入仕两年,便被逼辞官归隐。虽然辞官后张岱依旧为鲁王建言,但是细读之后,可窥见其思想发生了变化。笔者从时间维度,将张岱的军政思想及行实分为在政、激辩及在野两个时期。其中在政与激辩时期,是从1645年七月鲁王开始监国到当年九月张岱辞官入剡,历时两个月;在野时期则是次年二月到八月间。

(一)在政时期

张岱1645年七月二十三的 《上鲁王第四笺》,主要记载其在朝期间,根据历史经验和内察外省,为鲁王提出许多军政方面的建议,体现了张岱的军政思想。

首先是请立内府重兵,加强朝廷中央的军事统治力,使鲁王拥有兵势,以收各镇之兵,中兴大明。信中写道:

……为义师蜂起,权未归一,请立内府重兵,以收居中制外之势事。……

……臣故谓中兴之主欲混一区宇,则在于重主权;欲重主权,则在于一兵势;欲一兵势,则在于收各镇;欲收各镇,则在于重禁兵。……[30]

之前的南明弘光政权,由于江北四镇“定策之功”导致权势过大,跋扈自雄,弘光朝廷为这些地方军阀控制,最终导致覆灭。基于弘光小朝廷的前车之鉴,再加上汉光武、宋高宗这些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张岱认为中兴之主必须手握重兵,身莅戎伍。同时张岱还打算将自己手下的五千人马,归入禁卫。信笺云:

臣部下有弶兵五千,可入禁卫。臣见有原任总兵官某某等五人,皆嚄唶旧将,身经百战者,是可急使。臣再请旨召募挑选,以万人分为五营,各署一将,乘诸藩尚未沠定,先拨其一府钱粮,以供糗饷。俟粮以次渐足,兵亦以次渐增,每营迟至五千,朝夕训练,数月之间,必无不一以当百矣。[31]

张岱对鲁王政权下的地方义军,有充分的认识。认为各郡县起义之人优劣不齐,必须挑选忠义善战骁勇的人。孱弱无能之辈,不可滥竽充数于军中,而应遣散归农,以节约军粮。此外张岱还建议鲁王身先士卒,督战江干。他认为,如此便可以进退自如,“进则冲锋陷阵,拔寨以前,退则刁斗烽烟,划江以守。”[32]

张岱在政时期敢于直言,其军政思想主要集中于加强补充中央禁军的实力,以弹压地方,即“居中制外”。这是吸取弘光王朝覆灭的教训,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然而张岱计划将自己的部下补充入禁卫,不顾地方藩镇的利益,表现出政治上的激进与天真,所以被同僚们排挤攻击是不可避免的。

(二)激辩时期

张岱不避斧钺,为鲁王直言建策。但由于过于直白激进,又未顾及各方利益,遭到各方势力的排挤。同年九月初五,张岱辞官归剡,撰 《上鲁王第五笺》,总结自己两个月来所受的打压,表明心志,对攻击者予以反击。信中言:

臣三十不第,绝意仕进,闭门著书。祗因北骑长驱,舍身报国。更因臣父曾为鲁相,缘是反楚拒唐,始终为鲁。迎请主上监国,视师江干。录臣微劳,授臣锦衣卫指挥,署掌卫事。[33]

除了曾经参劾马士英以及请立禁旅重兵成为他们的由头,攻击的重点是张岱非科甲出身的身份。用张岱的话说,“以臣非出身科甲,不许骤历崇阶。又以臣新进书生,不许妄诋大臣。又以臣为狎邪小人,私进美女梨园,希图大用。”[34]

针对上述攻击,他在信笺里一一加以驳斥。具体为五条,张岱称为“死不瞑目者五条”。

第一条,张岱反击那些攻击自己的科道言官,认为国家坏事实由科道。如果太祖高皇帝当年设立科道,则“刘伯温必以曾仕元朝立行退黜,常开平王必以绿林大盗立赐诛夷。”[35]此外张岱指出,那些“辫发投诚者半属科道,殿上相争如虎,而阶下乞怜如狗。”[36]张岱称这些祸国的科道言官为“狐群狗党”。

第二条,张岱反击那些地方军阀,认为这些藩镇“冒兵以自重,冒饷以自肥”。[37]这些地方藩镇攻击自己请设禁旅重兵的借口,是“居重轻御”之说,而实则中央禁旅是肉,地方藩镇军队不过是皮毛。清军的主要目的是食肉,所以重点在于朝廷中央禁军的力量。这些地方藩镇攻击自己,不过是因为怕被实力过强的中央禁旅弹压控制。

第三条,张岱斥责那些轻视科甲之外者的不肖之人。认为科举制使天下举子辛苦万状,应该变通。“我明三百年不变,以致朝廷之上颇多不肖之人。故前日贝勒至则朝贝勒,今日主上至又朝主上,捷若转圜,软如绕指。及今弹丸之地,又复站满朝端,植立党与,反谓科甲之外不宜妄用一人。”[38]张岱因为自己非科甲出身,饱受歧视,于是直言不讳地斥责那些科甲出身的人,认为他们驱利附势,又广植党羽,没有资格轻视科甲之外的人。

第四条,张岱反击乱臣贼子马士英及其爪牙。他认为马士英弑军卖国,神人共愤,自己曾请求君上诛杀马士英,然鲁王并未处决马士英。其爪牙门徒遍布各地藩镇,欲杀张岱以报复。信中言:“今乃藩镇诸臣非其门徒,即其走狗,蜮射鬼弹,思图报复,真欲杀臣而无罪者。”[39]

第五条,张岱反击那些攻击自己献美女梨园给鲁王的人。他认为这种攻击更加无稽,并质问鲁王:“美女十人,梨园二十四人,进之者臣,受之者主上也。有此事与无此事,主上胸中了然,随口可答,何糊模承顺,不赐一言昭雪。臣故不足惜酒色声伎,主上亦岂甘为弘光之续耶?”[40]

(三)在野时期

1645年九月初五,张岱辞别鲁王,携家人入剡,信中说:

故于九月初五日弃先人敝庐,携家人入剡,辞陛而去。臣至剡中,有田可耕,有园可灌,有松花枸杞足以酿酒,有笋蕨葵茗足以资粮,臣亦可以无憾矣。但愿吾主上专心致志,信任藩镇,颛用科甲,责其实效,恢复神京,澄清南北,长保此一块土终为明地。[41]

虽然信里张岱自称无憾,但实际上是带着极大的遗憾与失落感辞官归隐的,仍对鲁王寄予厚望。足见张岱强烈的复明之心和对鲁王的一片忠心。

仅仅两个月的为官生涯结束,张岱辞官隐居剡中。《上鲁王第六笺》是张岱于一年后的1646年(丙戌)年五月十八日所写,此时张岱已经远离仕宦半年多了。当年二月,定南伯俞玉聘张岱出山,商榷军务。染疾在身的张岱去俞玉处,历时百日有余。这段史实,之前史料未见,可补张岱生平。信中说:“今春二月,蒙定南伯俞玉聘臣出山,商榷军务,县官敦促至再至三。臣不得已,力疾到营,同在舟中百日有余日。”[42]

《鲁之春秋》载:“玉,山阴人,尝为方国安中军,监国封定安伯。”[43]《岭海焚余》则载:“而会稽县库额征之饷,复为方国安中军藩封定南伯俞玉者劫去。”[44]《浙东纪略》亦载:“而方国安中军定南伯俞玉又欲分十之五以饷兵。”[45]由此可见,《鲁之春秋》所说“定安伯”,当为“定南伯”之讹。

再度出山的张岱,目睹江上羸弱的藩镇,觉得大势已去,撰“绝缨大笑三条”及“抚膺长叹六条”,向鲁王陈述己见。通过张岱的表述,可见当时鲁王政权的状况。

“绝缨大笑”第一条,张岱指出当时各地藩镇数量冗多,且居安不思危。正所谓“北骑不来,偷安江上,不知何所见而今日该封伯矣,又何所见而明日该晋侯矣,明日又该晋公矣。”[46]

“绝缨大笑”第二条,指出鲁王政权冗官严重,官僚机构腐败。“今之挂印开府者已二百二十余人矣。每日抄报一本,挂印者必列有数人。”“是以大帅之虎符,轻视为佛图之印信也。”[47]

“绝缨大笑”第三条,指出各镇作战怯弱,且谎报不实之功。“各镇打仗从不上崖,视天晴日朗,浪静波恬,张帆扬旆,箫鼓楼船,量北兵鸟铳弩不及之地,乘风往来,骗隔岸放炮数十,即便收兵,遂获全胜,飞报辕门。”[48]甚至八百多鲁王军,被六骑清军追杀。“一日,方兵上珠桥、范村与敌打仗。我兵八百余人环列沙际,但见冲锋六骑,逢山上驰下,未反里许,我兵奔溃,声似屠猪,惨烈可悯,争先下船坠水死者无数。北骑拍手揶揄,按辔而去。”[49]这些兵士宁愿逃跑落水致死,也不敢与清军一搏,可见当时鲁军士卒怯懦之极。然而就是这样的溃败,也被报之以捷。“次日以非常大捷伸报朝廷,愿赏有差。此臣所目击,不一而止,是以枢部之军功,视作戏场之报捷。”[50]

此外张岱还有“抚膺长叹六条”,向鲁王阐述自己所见之弊。

第一条,悲叹各藩差官科敛富户,致使“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有十亩之产者无不立尽。”[51]

第二条,悲叹各藩助饷入私槖,而非入公帑。张岱举例:“拿一乡宦,强半入方靖南、黄明辅之私囊,御前俱用特其百分之一耳。”[52]

第三条,悲叹各藩克剥小民,强取民脂民膏更甚。导致“昔之取民者如梳,今之取民者如篦矣。”[53]

第四条,悲叹各藩买官卖官现象严重。而且“昔之卖官价贵,今之卖官价贱矣。”[54]

第五条,悲叹当时国戚宦官专权且拥有兵权。“昔之国戚、阉宦无兵,今之国戚、 阉宦有兵矣。”[55]

第六条,悲叹各镇冒兵冒饷严重。“如荆藩兵不满两万,而冒十六万之饷,县官怒呼,民不堪命。各藩差强将雄兵,催科里迟,轻则捆打,重则枭示。昔之征粮用官法,今之征用军法矣。”[56]

在直言“绝缨大笑三条”及“抚膺长叹六条”之后,张岱又以布衣的身份给鲁王提出建议。他认为那些一步登天的官员最为可恨,“就此数者之中尤可恨者,朝为徒步,暮拥八驺;朝为布衣,暮服蟒袍;朝为贼盗,暮拜公侯。名器至此,狼藉已甚;冠裳至此,秽杂可羞。”[57]他自知自己也曾朝为布衣,一步登天,所以这样的话带有自嘲的味道。“读他的文章,你感觉不到徐渭、李贽那样的愤世嫉俗。不是不懂,而是看透,一切都经历过,也都明了。因此,看人看事,比较通达,也比较洒脱。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不怎么愤怒与孤傲。”[58]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张岱,不再有昔日的自信与狂傲。虽然有不满,但是少了愤怒,多了一切明了后的无奈。

张岱不再言辞激烈地攻击那些宵小,而是以旁观的视角去观察鲁王政权存在的问题现状,建议鲁王以守待机,合理利用地形优势,作出防御部署。“尽越为水国,淖溻流遁,蟠委错珍,势难急攻,况偃潴瓯更,步骑皆困。”[59]如果清军东渡,则用巷战之法,利用林麓优势,埋伏弓弩铳手伏击,还可破坏交通,堵截清军。还为鲁王谋划退路:“沿江一带,海塘延亘数百余里,直达临山、观海,此路须宿重兵,摆列火炮,坚设木城以防窥伺。”[60]张岱认为越郡虽小,却有险可守。危局实不可解之时,便可在此困守数年,以待天下之动。

然而张岱的建议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久之后,北骑渡江,鲁王宵遁。丙戌(1646年)八月,张岱避兵剡之西白山,见鲁王政权之溃败,在写给母亲的 《讳日告文》一文中曰:“儿见时势如此,欲捐躯报国,踵巫咸之遗者数矣。乃自想国亡身亡,故是臣节,古人有田子春、陶靖节辈避迹山居,力田自食,亦不失为义士,或亦可以不死。又以儿著 《石匮书》,记大明事实,纂辑至隆庆矣,三五年方得卒业,故忍死须臾,或亦可以不死。”[61]从这篇新见文献可知,鲁王政权溃败时,张岱本欲捐躯殉国。然 《石匮书》未成,便学太史公,忍辱负重,以待复明之日。

综上,在一年左右的鲁王监国时光里,张岱经历了大起大落,也目睹了鲁王政权的兴衰。细读其不同时期的笺文,可以看出张岱心理的变化和转折。这种转折,是他走向成熟、走向独立人格的开始。这种心理的变化,对其日后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 结语

鲁王监国政权本身顽疾过深,内斗严重。张岱个性鲜明,直言不讳,未能协调好各方利益集团,树敌过多,从地方藩镇军阀到朝廷的科道言官、科甲仕宦,都有所得罪。最终仕鲁不足两月,以致于现存史料里几乎看不到张岱与鲁王政权的任何记载。这几封新发现的 《上鲁王笺》,时间贯串鲁王绍兴监国前后。不仅可以对南明鲁王政权的一些史实阙讹进行添补修订,而且通过对张岱在鲁王监国前后的行实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心理变迁,启发我们关注社会动乱对于个体心灵的影响。

注 释

[1]张岱著、林邦钧注 《陶庵梦忆注评》“鲁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张则桐:《张岱探稿》,凤凰出版社,2009,第287页。

[3]《张岱诗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547页。

[4]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6页。

[5]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条。

[6]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5页。

[7]张岱:《石匮书后集(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五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第82页。

[8]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09页。

[9]顾诚:《南明史·上》,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第189页。

[10]司徒琳:《南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61页。

[11]顾诚:《南明史·上》,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第186页。

[12]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4页。

[13]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1954页。

[14]《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中华书局,1987,第17页。

[15]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4页。

[16]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5页。

[17]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第374页。

[18]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4、265页。

[19]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5页。

[20]《钦定四库全书 新唐书》卷115。

[21]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第416页。

[22]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5页。

[23]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1页。

[24]张则桐:《张岱探稿》,凤凰出版社,2009,第287页。

[25]徐芳烈:《浙东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14页。

[26]李聿求:《鲁之春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第196页。

[27]参见朱翊清 《埋忧集》(清同治刻本)卷八。

[28]徐芳烈:《浙东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09页。

[29]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5、266页。

[30]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69页。

[31]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0页。

[32]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0页。

[33]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1页。

[34]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2页。

[35]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2页。

[36]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2页。

[37]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2页。

[38]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3页。

[39]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3页。

[40]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3页。

[41]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4页。

[42]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4页。

[43]李聿求:《鲁之春秋》卷21,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第200页。

[44]参见金堡 《岭海焚余》(民国适园丛书本)卷上。

[45]徐芳烈:《浙东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14页。

[46]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5页。

[47]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5页。

[48]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5页。

[49]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5页。

[50]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5、276页。

[51]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6页。

[52]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6页。

[53]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6页。

[54]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6页。

[55]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6页。

[56]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6、277页。

[57]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7页。

[58]陈平原:《“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文史哲》2003年第5期。

[59]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7页。

[60]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277页。

[61]张岱:《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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