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哲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

一般认为中国的“释源”祖庭是河南洛阳白马寺，但据明清南宫县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清光绪十一年所立“重修普彤塔庙碑记”以及塔内的明代佛像背部铭文等文献资料记载，南宫市的普彤寺（见图1） 塔建造于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由最早来华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主持修建，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建造年代比公认的“神州第一刹”洛阳白马寺（始建于永平十一年）及其齐云塔（始建于永平十二年）还要要早一年，可谓“中华第一佛塔”。如此说来，南宫市的普彤塔寺才是中国的“释源”圣地。要说清此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两点：一是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为什么会先到南宫？二是摄摩腾、竺法兰在驻足南宫期间主要做了什么？

图1 普彤塔

一、摄摩腾、竺法兰简介

要想了解中国佛教的释源地，首先要对摄摩腾、竺法兰有所了解。

摄摩腾（？-73），或称竺叶摩腾、迦叶摩腾，中天竺高僧。东汉明帝时到中国传授佛教，遂为汉地沙门之师，与竺法兰合译的经文《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高僧传》将其列于首位，是中国佛教史上标杆式人物。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记载摄摩腾“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以游化为己任，特明经律，思力精拔，探索幽深，敷文析理，每有新义”[1]P1，学问极其渊博。来中国前，他曾讲解《金光明经》使交战两国化敌为友，投戈交欢，摄摩腾也因此名声鹊起。东汉永平初年，汉明帝感梦求法，摄摩腾受邀前来中国传授佛法，汉明帝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他，并大加赏赐，特意在在洛阳城西门外新建精舍让他居住，取名白马寺。后为进一步弘扬佛法，摄摩腾与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第一卷，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摄摩腾圆寂于白马寺，葬在寺内东院。

竺法兰，意译法宝，生卒年月不详，中天竺人。他与摄摩腾一道受邀来中国，同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高僧传》载，竺法兰“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1]P1，且竺法兰极具语言天赋，到洛阳后，“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1]P2，先后译出《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以及《四十二章经》一卷等佛经。相传，西汉武帝命人挖昆明池，在底部挖到黑灰，当时曾问于东方朔，朔云不知，让问西域人。竺法兰至洛阳后，众人遂追问其事，他说：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就是见证。竺法兰的说法印证了东方朔的预言，因而信众遂多。竺法兰六十多岁时卒于洛阳，葬在白马寺西院。位于登封嵩山玉柱峰下的法王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年），相传为竺法兰讲经处。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传教译经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创了中国佛教之先河。

二、南宫揭开佛教东传第一页

据《高僧传》等史籍记载，东汉明帝感梦求法，摄摩腾、竺法兰受邀前来东土传法，那么，摄摩腾、竺法兰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又为什么驻足南宫呢？

1.摄摩腾、竺法兰东来路线推断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和途径，传统说法有两种：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即西域的传入和南方海路的传入。现在有学者认为还有南方陆路的传入路线，即川滇缅道，此道以四川为中心，从南部经今缅甸、云南一线入川。四川北部有甘青道，从益州 (今成都)出发，沿泯江北上，到今天青海的格尔木，再往西而到鄯善国，可继续西进于阗，也走上丝绸之路。往东出川的通道有褒斜道和金牛道，即所谓的古栈道。在蜀汉以后，佛教文化沿川滇缅道的传入比较频繁。可见，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化的。

一般认为，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应该是沿沙漠丝绸之路，经西域、河西走廊、南下陇西郡，然后进入司隶校尉辖区，由长安前往洛阳，这是一条理想而便捷的路线，当然这条路线不会经过南宫市。那么此二人为什么来到了南宫呢？因为这条便捷路线出现了不利通行的情况。《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二》记载，汉明帝即位当年（公元57年），游居于金城郡和陇西郡的“烧当羌”暴动，先后在陇西郡和金城郡打败东汉军队，后汉明帝派遣窦固和马武率领重兵，才将暴动镇压，但是羌人活动并未从此被遏止[2]P36。永平初年，金城郡和陇西郡境内大道被旅行者视为险途，因此摄摩腾等人一定会避开这段道路，转向北方或东北，沿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路线进入中原。理由如下：

草原丝绸之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又可南达中原地区。公元前10世纪，北方游牧人驯养了马，他们骑马纵横在欧亚草原上，“逐水草而居”，活动范围非常广泛，西去中亚，东到中国东北，北达蒙古高原，南至长城以至华北地区。这些草原民族给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虽然自战国至秦汉，中原政权都曾修筑长城，“隔塞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2]P2876，抵御匈奴。但是，长城未能完全挡住游牧民族南下的步伐，而且，长城本身又创造了新的交通条件，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交通带，匈奴经常沿着长城一线南下进入汉地。班固《汉书》卷九四记载“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是其苑囿也”。[3]P3803阴山北麓与“大漠”之间的草原地带，地势辽阔，大部分地区都有植被覆盖，交通条件极为便利。其东穿过锡林郭勒高原，可深入辽河流域，西面与阿拉善高原联成一片，向南经张北地区，可沟通华北地区与蒙古高原的联系，北面亦有大道直通蒙古高原北部地区。自然，匈奴人能够到达的地方，其他人未必不能到达，比如商旅、僧人。这就是说，至少在汉代，在匈奴控制的区域，北方丝绸之路是畅通的。事实上，游牧民族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又使得民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不可能中断，这就意味着沿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南下的很多通道都在官府管理之外，不在史书的记载里。因此，摄摩腾等人沿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东行，虽然路途比较遥远，但至少比较通畅。而且，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他们势力强大时向西可抵达今新疆境内，经常使沙漠丝绸之路出现隔断的现象，所以，追随草原民族的步伐而行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有资料显示，匈奴人可能较早接受佛教。《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十记载，汉武帝时，“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4]P2908。“祭天金人”为何物？班固在《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中也提到汉武帝“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裴骃《史记集解》说：“如淳曰‘祭天为主’”[4]P2930，颜师古 《汉书集解》 亦云：“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3]P2480司马贞《史记索引》载：“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4]P2909。“北魏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4]P2908《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於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5]P3025颜师古、张晏、张守节均采信此说，认为休屠王祭天金人就是佛像。匈奴人的原始信仰里是没有偶像崇拜的，把金人作为偶像祭，明显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此“金人”大概就是佛教东传早期的佛像。《三国志·吴志·刘繇传》最早明确记述了佛像的形状：“笮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周回，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6]P1185《后汉书·陶谦传》也有相似的记载[2]P2368，这些材料证明早期佛像就是黄金涂身的铜人，因此可以确定匈奴人较早的接受了佛教信仰，所以摄摩腾等人沿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东行不仅更为畅通，而且还有信众提供经济支持的便利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推断，摄摩腾、竺法兰等人来汉地的路线应该是从中天竺出发沿传统丝绸之路的南线到达西域，在这里可能遇到了东汉求法的使者，也可能谁也没有遇到，鉴于西域各国诸国人口稀少、不足以支持佛教寺院存在，遂假途而过，继续向东。因为战时阻断向东南下的道路不安全，又因为北方匈奴人已经接受佛教，所以迂回北上，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路线东行，他们从阴山北麓或燕山北麓的自然通道南下中原，然后沿着太行山脉南下，进入河北的中南部，即冀州刺史辖区，从这里转入洛阳。据许理和研究，东汉时期从蓟到洛阳有非常通畅的交通主干线（见图2）；沿太行山脉而行，自古以来道路和河谷通道颇多，如泒水河谷、浣水河谷、滹沱河河谷、绵曼水河谷、漳水河谷，河谷通道与陆路交错，是比较容易到达洛阳的。

但是，从冀州辖区前往洛阳也不一定要经南宫，摄摩腾等人为何会转道南宫呢？我们推断，应该是鉴于南宫与东汉王朝的特殊关系，特意转道的。

2.前往南宫的猜想

河北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家之地。《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记载：当年刘秀开始经略河北，曾经受到豪强王朗的追迫。在转战南宫时遇一位白衣老者，指点他投奔约80华里外的信都郡治所（当时南宫县属于信都郡），刘秀听从建议，取得了第一座归自己控制的城池。正是在信都立脚之后，刘秀才得以率军转战河北，取真定，陷元氏，克房子，占邯郸，在篙县（后改名为高邑）称帝。为纪念在南宫的奇遇，后来东汉朝廷在南宫县建立“大风亭”[2]P7。《南宫县志》明嘉靖、清道光、民国各版本均载：“汉光武帝巡河北，闻王祁兵至，急渡滹沱至南宫，遇大风，引车入道旁空舍，冯届抱薪、邓禹热火、帝对灶燎衣，冯届进麦饭，驰赴信都，后人为大风亭。”[7]P23摄摩腾等僧侣们在汉地的转折迂回中，对东汉的政情民俗应该有所了解，应该清楚南宫与皇家的特殊关系。因此在前往洛阳途中，转道南宫略作停留，为进入都城做充分准备也是合乎情理的。

普彤塔内发现的菩萨铜像背部铭文记载：“汉明帝永平十年正月十五日，摄摩腾建”，而洛阳白马寺修建于永平十一年，这说明摄摩腾等人在南宫停留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才前往洛阳。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南宫停留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呢？

三、驻足南宫翻译《四十二章经》

1.在南宫翻译《四十二章经》

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是《四十二章经》，由摄摩腾、竺法兰合译，这已是被各界认可的事情。但是，是在什么时间，又在哪里翻译的呢？我们推断应该是在南宫停留期间。

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七载：“《四十二章经》，后汉永平十年竺法兰等译。”[8]P302这与摄摩腾、竺法兰在南宫主持修建普彤塔的时间正好相符。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故事，在《后汉纪》、《后汉书》、《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梁《高僧传》、《出三藏记集》、《佛祖统记》等文献中都有记载，虽然前辈学者已经考证明这个传说不是佛教初传汉地之始，但基本情节是可以采信的史实，是佛教在汉地的进一步传播，求法是社会上层对佛教的认可。但是“求法”，要求什么呢？应该是佛教经典教义与佛理。而且，摄摩腾等人受汉政府的邀请前来弘扬佛法，将佛教经典进献给皇帝，是获得世俗王权支持的最便捷方式。因此摄摩腾等人不可能毫无准备就见汉明帝，更不可能一见皇帝就讲高深的佛法佛理，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他们在停留南宫期间，口授或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一卷，到洛阳后把经书进献给明帝，明帝奉为至宝，后藏于兰台。汤用彤先生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是辑录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的“经抄”，相当于“佛教概要”一类的入门书。很明显，在佛法流布不广时，经文翻译只能冀悦流俗，援引中土文化儒道的名词概念，比附格义佛教中的概念和事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高深佛理，是普及佛法的有效途径，这在最初的佛经翻译中是较为通行的。所以，《四十二章经》这样的佛教概要入门书极有可能在此时段译出。

来到汉地，汉摩腾等人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语言障碍，因此学习语言应该是他们最迫切的一个任务。《高僧传》记载竺法兰“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但是，因为方言的存在，学什么话实在是一个问题。根据罗常培、周祖谟对西汉末年杨雄所作《方言》的研究，汉代方言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区：（1） 秦晋，陇冀，梁益；（2） 周、郑、韩，赵，宋、卫；（3） 齐鲁，束齐，青徐；（4） 燕代，晋之北鄙，燕之北鄙；（5） 陈楚江淮之间；（6） 南楚；（7） 吴越。[9]方言与方言之间最大的分歧就在于语音，摄摩腾竺法兰等人要想到洛阳，首先要会听说洛阳话，总不能到了洛阳后再学习，那该如何与皇帝交流呢？根据罗常培、周祖谟对汉地语言的划分，我们知道汉代洛阳和南宫两地的语言基本相似。南宫在春秋战国时属于赵国的领地，洛阳属周，两地都属于周、郑、韩、赵、宋，卫方言区域（方言的划分是依是春秋战国的地域），发音比较相近，在加上南宫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停留在南宫学习语言、翻译佛经是非常合适和可能的。

此外，认为摄摩腾、竺法兰在南宫停留期间除了学习语言，翻译《四十二章经》，应该还修塔祈福，示好本土文化，寻求人脉支持。

2.修塔祈福示好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当一个外来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进入时，必然遭受到本土宗教文化、思想的排斥与抵制，于是依附本土文化并与之不断融摄与协调是异族宗教文化在本土成功传播的必然路径，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例外。佛教初传汉地时，当时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大为盛行的道家黄老学说，这些都是外来佛教所面临的文化屏障，同时也是佛教可以借助的文化平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家乡广川隶属信都郡，儒家思想在信都影响极大，可以说当时南宫所在的信都郡是汉儒的大本营，摄摩腾等人来到汉地，一定会向当时的主体文化靠拢、示好，只有这样，佛教这种异质文化才能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同，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另外，南宫地区是典型的农耕经济区域，有农忙与农闲之分，老百姓有接受宗教信仰的时间条件，佛教有其信众基础。因此，摄摩腾等人驻足南宫，为自身的传播发展寻求人脉上的支持。

摄摩腾等人是如何向汉地本土文化寻求支持呢？修建塔寺，祈福示好。两汉以来，道家黄老之学和谶纬迷信盛行，神仙方术往往通过占星、禳灾、祈福、预言福祸等来引信群众。为了扩大传教，摄摩腾等人极有可能通过祈福、禳灾等方式接近群众。有学者认为普彤塔就是一座祈福塔。普彤塔底部有一水井，1-6层塔为空筒结构，7-9层是实心结构，整塔之中没有发现安放舍利宝匣的空间，这种结构比较特殊，有学者推测此塔不是“浮屠”，而是“支提”（Chaitya），即不安置舍利的塔。将塔建在大风亭附近，有着祈福、佛法佑护汉朝江山，向王权示好的目的，同时又是佛法弘扬的标志。看来，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驻足南宫是为佛教在帝都的进一步弘扬做充足的准备。

这样来看，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驻足南宫，为佛教在帝都的进一步弘扬做了充足的准备。公元67年，在南宫的这一年，毫无疑问就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一个节点，一个里程碑，洛阳白马寺应该是佛教在中国的开花结果，是佛教为王权所接纳，进一步弘扬的开始。毫无疑问，普彤塔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塔、最早的佛寺、最早的传经道场、中原的“释源”祖庭，南宫也因此成为中原佛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广大信众心中的佛教圣地。

[1][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南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明]叶恒嵩修，刘汀篡.南宫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1969.

[8][日本]高楠顺次郎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铅印本.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1924-34).

[9]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