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宝定

一、洋务运动与官督商办

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鸦片战争，英国以2000余人击败中国，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除赔偿2100万两白银、割让香港外，还要承受其他多项不平等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仅以万余人攻入北京，朝廷上下震动。奕?和曾国藩以及曾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林则徐及林的好友魏源等都意识到，中国虽然政治和道德胜过西方，但西方的船坚炮利却是中国必须学习的。1843年魏源应林则徐之邀，撰《海国图志》，首次向国人展示了世界地理、历史及西方政教国情，是让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大书。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中国只有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拥有了杀伤力更强的大炮和军舰，才可以打败英法诸夷。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就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90年代中期中日甲午战争后才收场。

洋务运动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为19世纪60年代，集中在造船制炮，都是官办。其时，西方经济势力已经深入国内，尤其是沿海和长江交通运输业近乎被外资把持。于是，形成了洋务运动的第二期，开始瞄准经济，企业也由官办开放为民办加政府监督，产生了所谓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就是第一个较为成功的官督商办企业。

笔者拟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讨论驱动官督商办企业兴起的文化心理因素及其得失。

二、轮船招商局成立的背景

鸦片贸易以英国、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三角关系展开。鸦片在印度种植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并贩卖到中国，换回茶叶和金银运回英国，留给中国的是金银储备的日益短缺和社會病人的日益增加。清政府为了防止金银流出，派林则徐去广州查办禁烟。林则徐虽然成功逼迫躲在十三行里的义律交出了两万零两百八十箱鸦片，（一箱约一百斤），却招致了英国海军直奔定海，直指北京。1842年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只字未提引起争端的鸦片，却堂而皇之地把自由贸易放到了桌面。中国以割让香港、赔偿战争费用和五口通商来退却英国的大炮和军舰。

五口通商中，上海是最不受重视的，但却让有眼光的英国领事占据靠近黄浦江的有利地段。靠贩卖鸦片发家的怡和洋行和靠种植鸦片起家的沙逊洋行，这时候都来到了上海。1843年11月，英国7艘轮船首次开进上海。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把鸦片贸易合法化。19世纪60年代，外国洋行开始转型，包括怡和，宝顺和旗昌在内的多家外资洋行开始把业务重点转到了航运、保险、码头基础设施及银行业。很快，长江流域和沿海流域的航运竞争就在这几家洋行中上演。

面对中国航运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之手，清政府甚为焦虑。1867年，容闳这位深知西方公司制长处的中国留美学生提出按西方公司章程筹组新式轮船企业。 总理衙门认为，轮船必须为华人所有，公司必须为官方所控制。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

在成立招商局之前，洋务派已于1864年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局，开始自己制造现代化的武器。又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了马尾船政局，为海军造船。造军舰、制大炮是洋务一期的主要内容。但是两家工厂都因成本过高，难以维持。洋务派（奕?是最高统帅，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总执行官）决心要开办轮船招商局，除了经济利益（沿海和长江航运）、安全利益（保障漕运）外，还可解救两家工厂困境。1873年1月17日，经李鸿章委派，沙船富商朱其昂兄弟筹办，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正式成立。

三、实用理性对官督商办的心理驱动

1.实用理性及其与先验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

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是李泽厚先生对中国人心理历史积淀的原创描述，与西方哲学中的先验理性形成区别。其基本要义为：人类最基础的活动是实践，实践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在此基础上，人形成与动物相区别的语言、秩序、组织和各种物化符号，如仪式，文字，艺术等等，李称之为人文。与人文相对应的，由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构成就是人性。

人类从与外部世界的操作活动中提炼出一套概念、范畴和其他认识工具，如逻辑和秩序等。西方哲学认为这是因为人有一套先验理性（先天存在的）帮助人认识世界。中国人在这方面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认为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对解决实际问题作用不大，与其空谈逻辑可能性，不如探索现实可能性。

实用理性重现实，重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也与价值理性区别开来。价值理性强调事物各有其独立价值，必须尊重规律和规则，对符合人性的价值（比如平等）尤其应该优先。强调价值理性的人更多会问：这样做是否对？而强调实用理性者则更多关心这样做是否做得通，做得成功。

实用理性的心理结构不仅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重大影响，在面临重大选择时，更显出其重要。李鸿章在面对清政府内的保守派对民办轮船公司的责疑时，选择了“官督商办”这个折中的办法，为了尽快让企业开办起来，可以不问不顾所谓股份制究竟意味着什么，官督商办与股份制是否能融合。驱动他如此决定的是实用理性的心理格局。

2.先天不足：缺乏原始积累，包括资本积累、法治积累和经济思想积累

西方股份公司制是在私有产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有效地保障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兴盛的关键。 西方公司制的发明过程也是零星闲置资本逐步积累成社会大资本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资本的积累期，也是法治实践的积累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如典型的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早在15世纪就开始了。而英国大宪章这一约束王权、保护私有产权的第一份资产阶级法律文件早在1213年就横空出世了。法律对合同和私有产权的保障已经深入人心。而反观中国，处在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派头面人物李鸿章，可能连讨论如何保护私有产权的时间和兴趣都没有，更遑论法律保护。洋务运动所办的工厂、企业都是在缺乏资金和法律保障，甚至于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条件下，为救亡仓促上马的。上马不久，就显得力不从心。比如最先开办的马尾兵工厂几乎处于停止状态，而江南制造局也因经费原因勉强维持。

经济思想积累，包括贸易理论，是资本原始积累中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话题。自由贸易理论是英国战胜清政府的又一个文明武器，它粉饰了英国丑陋的鸦片贸易。 英国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发表了关于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国富论》。1815年大卫李嘉图发表了《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提出了比较成本论和自由贸易理论。清政府官员对世界的认识与英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差了不是几个等级。

开办轮船招商局的李鸿章、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毫无经济思想，但赚钱意识一点都不薄弱。在他们眼里，经济就是钱，办企业就是赚钱。而轮船招商局确实也是为了与外资轮船公司争利而设的。

3.是否可能另一种场景：赫德、郭嵩焘和容闳的提醒

李、徐、唐、盛都没有法治积累和经济思想。他们不可能真正按照股份制企业的要求来办轮船招商局。那么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就一定是历史必然？基于当时官方缺资金缺人才却有权势，而民间正好相反，官督商办似乎是两全其美、各取所长的最佳选择。其实当时曾有两个跟李鸿章关系密切的人曾提醒过李，只是李的性格、思想和心理格局无法去采纳罢了。一是英国人赫德。赫德作为受到清政府青睐、管理清政府税务的外国人，曾用税收支持了李鸿章办理上海、金陵和天津三家机器局。1856年，赫德曾建议自办轮船公司，经费从鸦片买卖中抽税以及从进出口税等税种中出。这是西方国家经济运作的正常途径。如果李鸿章能听从赫德的建议，让轮船招商局按股份制企业运作，从该企业的盈利和其他流转中抽税，那么就既扶持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又解决了与外资争夺内河航运的安全和利益问题。但是这需要时间，而且要冒风险。以李的权势和面对外国强敌的紧迫性，他宁愿选择官督商办这个简便而且便于掌控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和与外资相抗衡。另一个提醒李的是郭嵩焘。郭曾是驻英公使，也是李的幕僚，为李欣赏。他有一信给李，告诫制度变迁比枪炮改造更重要：“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他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如果李鸿章能听从两位好友的意见，把重心放在改革制度和启蒙大众，或者至少在兴办轮船招商局时，听取他的同僚容闳关于商办的意见，那么轮船招商局可能就是另外一派天地了。

4.官督商辦：官督还是官控？商办是商人办企业还是按照商业原则办企业？

轮船招商局采用官督商办与股份制公司相结合来办理公司，此种结合是否成功？两者是否兼容？到底是制度创新还是假股份、真控制？

中国士大夫向有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他们的思维特点是从大事做起，不拘小节。如果遇上国家危亡这种大事，他们一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曾国藩是，容闳是，李鸿章也是。危机当头，该练兵的练兵，该办厂的办厂，该与外资争利的争利。一切做起来再说。在他们眼里，国家是最重要的。为了国家，人身、财产、秩序，都不在话下。于是，招商局可以官与商融合，来个官督商办，且不管官督是官府监督还是官员监督；商办是商人办企业还是按商业原则办企业。（这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差别。）可以不问股东的投资是否有风险，是否能收回。不管是否有钱，慈禧生日的贺礼是一定要从企业的账上出的。还有各种赈灾等等。招商局如李鸿章的钱袋子，予取予夺，任由自己。当然，李鸿章毕竟是处理具体军务和实干的高手，不是商人出身，也未受过西式教育。盛宣怀是他安插在轮船招商局的具体监督人。李也不问一下盛：股份公司制到底是怎么回事？按股派息，按股投票意味着什么？既然有股东、有董事会、有总办、有会办，那我这个贷款人哪来那么高权力可以给他们分派职务、支配资金调度？他们的投资怎么保护呢？当然，李鸿章是不会去想这些的。

5.实用理性驱动官督商办，但官与商究竟如何互动，却不是实用理性能够解决的。

在初创时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里，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的扶持可以说无微不至。从资金提供到业务保障，再到优惠政策等等，可以说官对商的扶持已经无以复加。 问题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商在获得如此多的好处时，已经丧失了企业的独立性， 股份制公司实际已经成为李氏公司。对李来说，贷款与股权投资是一回事，股东与官员也没啥区别，只要一切操控在我，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一样。

四、官督商办留给当代的思考

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一方面认识到应该按商业原则招股、经营、财务核算和分配利润；另一方面，救亡的形势和行为惯性都无法让他们允许企业独立运作。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只学器物、不谈制度的半吊子学习西方，而官督与商办结合似乎也契合了这一运动的时代要求。

蒋廷黻先生批评洋务派近代化不彻底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彻底，时代也不容许他们彻底，实在是说到了痛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注定了近代中国企业不能成为真正企业的命运。可能这就是洋务企业（包括轮船招商局）的历史宿命吧。

就轮船招商局的开办宗旨而言，它完成了洋务派要求它的赚钱任务，也给其他洋务企业提供了资金帮助。同时，官督商办与股份制兼容这个独特形式，也给后人不少思想启蒙。社会后期已经形成共识，认为官督商办实际就是官办，效率低下，充满腐败。就今天来说，官督商办有阻碍企业发展的嫌疑。

（作者：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深风控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