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晓华 黄艳

近年来，我国儿童性侵事件频发，通过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根据“儿童保护”不完全统计，2013—2016年，全国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14）岁以下就有1401起，受害人超过2568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2016年，平均每天审结的儿童性侵案件超过7起。对于儿童正常的生命成长而言，性侵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以隐蔽的形式发生。在过去20多年中，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及社会工作的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性侵犯对儿童的影响涉及生理、社会性、认知、情绪情感、学业和行为等诸多方面，这种影响甚至会伴随受害者的整个生命历程。但是鲜有研究探讨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和受害者后续生命经验相互作用的。鉴于此，本研究以生命历程理论为指导框架，通过对经历儿童性侵的受害者进行网络调查和访谈，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儿童期性侵犯事件对受害者生命状态的影响。并构建我国儿童性侵犯发生的时空特征、儿童性侵犯事件对受害者的影响、受害者所处社会网络反应和受害者的能动性选择与应对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型。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

（一）儿童性侵犯的概念

儿童性侵犯（child sexual abuse,CSA）又称儿童性侵害（李成齐，2008）、儿童性虐待（陈景琦、韩萍、Dunne MP.，2004；李丽、谢光荣，2012）。我国学者目前并没有形成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统一的定义，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为属于性侵犯行为。通常情况下儿童性侵犯行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接触性侵犯和非接触性侵犯。接触性侵犯包括抚摸、亲吻和生殖器接触及性交等；非接触性侵犯是指露阴、窥阴、观看色情视频、目睹成人性交行为等（王小红、桂莲，2014）。一般认为无论儿童是否知情同意，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对儿童直接或间接做出的性利用或性侵犯都属于性侵害。根据《儿童权利条约》中的规定，儿童年龄界限为18岁以下。本文将儿童性侵犯界定为，对18周岁以下的儿童实施身体接触性侵犯，包括抚摸或抚弄儿童身体敏感部位、亲吻、迫使儿童触摸其身体、故意在儿童身上摩擦其性器官、试图与儿童性交和强行与儿童性交（包括口交、阴道性交和肛交）等。

（二）生命历程理论概述

生命历程理论是一种有助于阐明人类和社会如何在社会年龄阶层、短期转变及历史时代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理论取向（Elder,G.H.Jr&M.K.Johnson&R.Crosnoe.，2003）。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特定时空中的生活”、联系或共存的生活、“生活的时间性”和个人生活选择中的主观能动性（Elder G H，1994）。

生命事件（life event）是生命历程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指伴随着相对急剧的变化，且会带来严重的、持久的影响的重大事件（RASettersten,KU Mayer.，1997）。儿童性侵犯作为儿童期的生命事件，会严重影响儿童的行为和生命历史轨迹，这无疑是生命历程研究者关注的话题。生命历程理论通过轨迹、转变和延续三个时间性概念，对生命事件的发生、对个体的影响和个体的应对进行解释（廖旖旎、聂建亮、王彩云，2017）。儿童性侵事件是儿童生命历史轨迹中的重要转折点，会给儿童的生命历史轨迹带来重要影响，并在儿童身上烙下社会影响的印记；延续是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应当结合儿童性侵事件发生时受害者所处的个人生命时间位置，来综合评价和解释儿童性侵犯给受害者带来的持续影响的原因。

基于此，本研究将着重探讨：①儿童性侵犯发生的时空特征，包括性侵犯发生的环境、性侵犯的特征、受害者当时的年龄特点等；②儿童性侵犯事件所发生的社会网络，包括横向的家庭、亲人和朋友关系网络和纵向的社会的文化网络；③儿童性侵犯给儿童造成的影响；④儿童所处社会关系网络对儿童性侵犯事件的反应及其对儿童的影响；⑤儿童对性侵犯事件的应对及其对她们的生命状态的影响。对性侵犯受害儿童生命历程的研究，一方面，期望可以发现儿童早期创伤性事件是如何影响儿童的生命历程的，丰富当前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期望能够建构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的模型。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科学问题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数据进行自下而上的加工建构反应社会现象的理论模型（陈向明，1996）。扎根理论通过运用规范的操作流程对收集而来的资料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寻求社会现象的关键概念；然后，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立某种符合逻辑的联系，从而建构出一套对所研究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以往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探讨儿童性侵犯对受害者的影响，分析儿童性侵犯发生的原因，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因此，本研究将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希望透过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的视角，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探究儿童期性侵犯事件对受害者生命状态的影响，并构建我国儿童性侵犯发生的时空特征、儿童性侵犯对受害者的影响、受害者所处社会网络反应和受害者的能动性选择与应对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型。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从2017年7月至2017年10月，我们进行了网上调查和访谈，参与网上调查的115位经历儿童性侵犯的对象中，女性为94.8%，男性为5.2%，遭受性侵年龄范围为4到18岁，12岁前遭受性侵的对象为45.2%，12岁后遭受性侵的对象为54.8%。

在网上调查中，93%的对象表示儿童期性侵害给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甚至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童年期的被性侵经历给对象带来的最为普遍的心理影响是罪恶感和羞耻感，40%的对象报告称内心存在强烈的罪恶感和羞耻感；36.5%对象报告称受到焦虑、抑郁情绪的折磨；20.9%的对象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20%的对象感到很自卑；16.5%位对象报告称曾经做出过自杀或自残行为；22.6%的对象认为性侵经历影响到了她们的学业。童年期性侵经历还对对象建立亲密关系、性心理和性行为产生了普遍影响，受到影响的个案比例分别为35.7%和27.8%。其中，对象所产生的性心理和性行为问题包括无法和异性正常接触、对异性厌恶、对正常性欲感到罪恶和羞耻、性观念淡漠、高危性行为、性取向发生改变等。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微信、QQ等方式对39名愿意接受访谈的经历儿童期性侵犯的受害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这对于后期保留原始访谈记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访谈提纲。围绕“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的生命历程”这一核心问题，根据文献收集和前期调查结果，访谈提纲包括：①请问性侵事件发生时您的年龄？②请问性侵事件发生时您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③请问性侵发生时您的家庭关系怎么样？⑤您能谈谈您是如何被侵犯的吗？⑥性侵发生后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⑦这种影响对您的人生轨迹产生了什么影响？⑧您认为有哪些因素使性侵犯的影响扩大了？⑨您认为哪些因素使性侵犯所带来的影响得到了改善？

三、研究数据分析

访谈完成后，对原始的访谈记录进行逐字逐句的分解，通过编码对研究情景中重要的、突出的、反复出现的现象进行提取，并对这些现象进行意义解释。编码过程由3个级别的编码构成，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通过将原始访谈记录进行逐字逐句的编码和重组，从原始访谈记录中生成初始概念、形成概念范畴。为了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编码时尽量使用访谈对象的原始谈话。在这一过程中，共获得原始语句487条（随机选取100条原始语句检验理论饱和度）。通过对访谈对象的原始访谈记录的概念归属、意义去重、资料汇总、资料甄别和概念范畴化，共获得20个具体的范畴。原始语句、初始概念和概念范畴举例见表1。

表1访谈资料的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指对在开放式编码中获得的初始范畴进行归纳和汇总，在初始范畴中建立关联，形成主范畴的过程。通过归纳和汇总，上述20个初始范畴汇聚成6个主范畴，分别为：儿童特征、生存环境、性侵特征、性侵的影响、社会网络对性侵犯事件的反应和保护性因素。

表2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三）选择性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的原理与流程，围绕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的生命历程的影响因素的故事线，即儿童特征/生存环境/儿童性侵特征→儿童性侵犯的影响/社会网络对性侵事件的反应→状态改善，以生命历程理论为指导，最终建立的儿童性侵害受害者的生命历程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生命历程影响因素模型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使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预留的100条初始语句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在后期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的范畴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满足了扎根理论构建的要求。

四、影响因素模型阐释

（一）儿童性侵犯发生与前因变量的关系

儿童性侵犯的发生的前因变量是儿童特征、生存环境和儿童性侵犯的特征，可以解释儿童性侵犯发生的原因，同时也为预防儿童性侵犯的发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1.儿童性侵犯与儿童特征的关系。儿童的特征，如儿童在面对性侵时缺乏自我保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对性侵的认知和有效的反应与应对方式是儿童性侵犯的前因变量。通过深度访谈可以发现，较小的儿童对性和性侵只有极少的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对此，一位访谈对象谈到“我曾经被家教猥亵，但是因为年纪小，也没受过性教育，所以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性骚扰，还傻乎乎以为这是可以被允许的。”青春期之后，儿童开始对性有所了解，但是缺少防范意识，如“我有次去县城玩，到一个类似于郊区的地方，和一个社会姐撸串喝酒，然后被灌醉丢给社会姐的三个朋友去开房，被轮奸。”在面临性侵的时候，儿童要么懵懂无知，不知该如何反应；要么充满恐惧，拼命挣扎，却遭到更为严重的性侵；要么被施害者诱骗，误以为性侵是正常的行为，甚至认为性侵是“爱”的表达。极少有儿童能够根据性侵的情况做出合适的反应，避免性侵的发生或者降低性侵对自己的影响。性侵发生后，大部分儿童会选择隐瞒，只有少部分儿童会选择主动披露。这导致儿童只能独自承受性侵的后果，甚至使儿童遭受性侵的程度加重，使儿童遭受多次甚至长期的性侵，有访问对象称曾遭受了长达8年的性侵。这无疑加重了儿童性侵对儿童的影响。

2.儿童生存环境与儿童性侵犯的关系。儿童由于自身的特征，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周围环境的保护，因此儿童的生存环境也是儿童性侵犯的前因变量。家庭是儿童的首要生存环境，家庭特征和亲子关系影响到家庭能不能执行对儿童的保护功能。通过网上调查发现，14.8%的受害者是寄养或留守儿童；15.7%的受害者家庭为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4.3%的受害者家庭不和；5.2%的受害者家庭存在着重男轻女或情感忽视的现象；7.0%的受害者家庭存在着虐待现象；9.6%的受害者被亲生父亲性侵，共计56.6%的家庭存在着家庭保护功能的缺陷。这些受害者无法从家庭那里获得应付性侵风险的帮助，如果缺少有效的社会安全网，这些儿童就会处于极大的困境当中。在访谈中可以发现，性侵多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城乡结合部、安全设施差的小区、混乱的学校环境和娱乐环境中，这些环境无疑缺少对儿童的有效保护。

3.儿童性侵犯的特征与儿童性侵犯的关系。儿童性侵犯的特征包括儿童与施害者的关系和儿童性侵犯的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儿童性侵犯的施害者87.8%为熟人，包括亲人、朋友、老师、同学和邻居等。对于儿童和儿童的家庭而言，这些人本来应该是值得信任的人，在被性侵之前可以说是毫无防范之心，这大大增加了儿童遭受性侵的风险。儿童性侵犯的方式除了暴力性侵之外，还包括哄骗性侵、醉酒性侵和约会性侵等。对与防范意识弱、辨别能力差的儿童来说，这些形式多样的性侵方式，使儿童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儿童性侵犯的特征无疑是儿童性侵犯的前因变量。

（二）儿童性侵犯对儿童生命历程的影响

1.儿童性侵犯对儿童的直接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儿童性侵犯做为特定时空中的创伤性生命事件对儿童的影响深刻而广泛，涉及生理、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心理健康、性心理和行为等诸多方面。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表明，93%的对象认为儿童性侵对自己产生了影响。虽然性侵犯对儿童的影响受到诸多因素的调节，但是从总体上看，程度越深的性侵带来的伤害也就越大。另外，从研究对象来看，施害者多是儿童周围的熟人甚至是重要他人，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性侵犯的发生会破坏儿童的信任感，使儿童的自我概念、世界观和感受力扭曲，造儿童独特的创伤反应，进而引发多种心理行为问题（徐汉明,刘安求，2002）。通过访谈可以发现，与性侵受害儿童关系越密切的施害者带给儿童的伤害也就越深，其中父亲性侵带给儿童的冲击最大，这和夏丽丽（2017）的研究基本一致。

2.儿童性侵犯对儿童的长期影响。儿童性侵犯的影响不仅会发生在童年期还会持续到成年期。儿童期性侵犯经历对成人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性侵对儿童影响的延续，如访谈对象11，谈到羞耻感对自己的影响“也许是十几年来，心里一直藏着秘密，总觉得与同年人的开朗格格不入，性子孤僻。”二是儿童期性侵犯所造成的创伤与成年期感受到的压力的交互作用产生的新的创伤。访谈对象32在工作中再次遭遇性侵犯事件，引发了她对自我的强烈质疑，“后来我辞职了，钱我没要，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只有我倒霉，为什么他们只伤害我，是不是我真的不好，还是我真的是屎？”

（三）儿童生命历程延续的调节因素

1.儿童被害人化的调节因素。被害人化（victimization）是指由非被害人向被害人转化及进一步深化的过程（葛宇翔，2014）。这一过程一般由三次被害共同作用完成。在儿童性侵案件中，被害人化过程从第一次被性侵就开始了。之后，由于负面的社会或群体反应而造成的对儿童进一步的侵害，这是儿童的二次被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在前两次被害人化的影响下，被害人产生自我否定、自我谴责和摧残的心理障碍，形成自我伤害的心理驱使，或者在极端情形下外投内心的愤恨而侵害他人，称之为第三次被害（tertiary victimization）。

儿童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负面反应有：①儿童性侵犯会对父母产生巨大的冲击，引发父母的应激反应，使父母不能妥善处理儿童性侵犯事件；②家成员特别是父母面对儿童的创伤性反应缺乏处理能力和技巧；③对于家庭特征或亲子关系不良的儿童而言，遭受性侵犯之后，会使他们缺乏求助的对象，甚至遭受到来自家庭更为严重的伤害，如访谈对象17谈到，“告过两回状，父亲都没信我，再也没有告过状。”访谈对象28则谈到，“那个时候我父母极度重男轻女，就算我说了，除了骂他一顿，再骂我一顿也就不了了之了，可能还会把我骂的更惨。”访谈对象34谈到面对遭受父亲性侵的事实，“妈妈说，以后别再提这个了，就当没发生过，就继续生活，我还是我。”依恋理论表明，儿童是形成依恋类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儿童在性侵事件中无法得到家庭特别是父母的有效支持和保护，甚至遭受到虐待的话，会使儿童信任感破裂，形成非安全型的依恋类型，进而对儿童的心理、行为、认知产生不良作用（何姗姗、杨萍，2015）。正如访谈对象37谈到的那样，“总而言之，觉得自己没有依靠，很想找个依靠，我以为他（指男朋友）很爱我，但是我觉得他只是为了做那个，然后我害怕受伤，然后一脚踹开的恋爱模式反反复复。”

社会文化对待遭受性侵儿童的负面反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社会文化中的女性贞操观念，使女童在遭受性侵之后，得不到亟需的来自周围环境接纳和保护，反而会受到来自周围环境排斥，造成对儿童的二次伤害，如访谈9谈到，“后来他们听说我被邻居家的男孩强奸的事情，他们说我贱，看见男人走不动道，脏了他们家，村里的妇女们也都说我贱。”②社会文化中的男性规范，则使男童遭受性侵犯之后，处于无援之地，只能独自承受，如访谈对象4谈到，“回家我给我父母说在学校被同学欺负，父母说谁叫你那么内向，打回去不就成了，什么都要父母出面不像话。”儿童正是形成自我概念的关键时期，这种女性贞操观念和男性规范被儿童内化，会严重影响儿童对儿童性侵犯的认知、自我概念和人际关系。在访谈中，遭遇性侵后，访谈对象提到最多的是绝望感和毁灭感，对自我的感受是羞耻和罪恶，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退缩或过度开放两种极端的行为。③社会文化中的家族观念强调“家丑不可外扬”。一方面，遭受性侵会不仅会被认为是儿童的耻辱，也会被认为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另一方面，施害者又多半是熟人，甚至是家族内成员。为了掩盖这样的“丑闻”，儿童往往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这无疑也会造成对儿童的二次伤害。

2.促使遭受性侵犯儿童生命状态转变的调节因素。儿童性侵犯受害者生命状态的转变，首先，需要受害者洞察儿童性侵的本质，了解到不管她们对性侵的反应怎么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儿童性侵犯是错误的，是对她们的伤害，能够逐渐了解儿童性侵犯发生的原因，如糟糕的家庭互动，社会对暴力的容忍等等，了解到施害者的动机是力量和控制的需要而不是对浪漫的渴望。最为重要的是，她们最终相信她们是没有过错的，而且还逐渐的理解她们目前的压力是如何受到性侵事件的影响的。其次，在儿童性侵犯本质洞察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行动阻断儿童性侵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逐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一些曾遭受儿童性侵犯的受害者会在阻断儿童性侵犯的影响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并愿意向对与他们有同样遭遇的人提供帮助（CB.Draucker&Donna S.Martsolf&Cynthia Roller,et.，2011）。根据心理危机理论，儿童性侵犯发生后，如果能够向儿童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心理支持，调动儿童自身的潜能，可以帮助儿童恢复适应水平，获得新的技能，进而帮助儿童防止或减轻心理创伤潜在的负面影响的过程。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表明，儿童的支持系统主要由自我、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组成。

自我支持主要与儿童的应对策略有关。趋近型应对策略，如寻求社会支持，探寻儿童性侵犯的意义更多的与积极结果有关（Walsh,K.&Fortier,M.A.&DiLillo D.，2016）。如，访谈对象19谈到，“在一个百度网友的支持下，跟妈妈说了所有的事，我很庆幸，我的妈妈非常相信我并且报了警，但又很后悔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相信妈妈会相信我。”访谈对象23遭到亲生哥哥的性侵，曾向母亲暗示求助，母亲视而不见，内心委屈愤怒，直到“走上社会工作以后，自己买心理方面的书，反省自己的性格行为，还有自己的家庭教育，父母的行为模式。自己一点点理清，清楚了，痛也会轻一点。”回避型应对策略，包括情绪聚和逃避应对两种策略。情绪聚焦的应对策略更多的管理压力所带来的消极情绪而不是应对压力，逃避应对策略，通过否认或者逃避与压力相关的记忆和感受应对创伤带来的压力。儿童性侵犯受害者使用此两种应对策略与更多的心理压力有关（Walsh,K.&Fortier,M.A.&DiLillo D.，2016）。访谈对象22在幼时被性侵后，一直不敢告诉任何人，内心充满了恐惧、羞耻感和罪恶感，长大后“向往有自己的爱人建立自己的家庭，又有时候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值得人珍惜呢？工作只是为了吃饭，爱好都是沉迷游戏网络，不想面对现实，不想和人打交道。”

家庭支持特别是父母支持是遭受性侵儿童心理健康的有效保护因素，可以降低性侵对儿童造成的影响。访谈对象5谈到在遭受性侵后，“现在我爸妈为了让我出国在努力赚钱，现在我弟弟和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现在亲戚拜年只要对我恶语相向都会被我爸妈赶出去。”因此访谈对象5尽管因为性侵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但在努力的康复中。不良家庭特征既是儿童性侵发生的前因变量，也会影响到儿童遭受性侵后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家庭支持。

社会支持是家庭支持的有效补充和保障。儿童遭受性侵后，首先会选择家庭做求助，但调查结果表明，半数以上访谈对象认为家庭无法为她们提供有效的支持，35.7%的访谈对象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选择隐瞒遭受性侵的经历。隐瞒一方面会可能会导致儿童受到更多的伤害，另一方面，儿童独自承担着性侵所带来的身心的伤害，往往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抚平内心的创伤，甚至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正如访谈对象23所说，“因为没有抚慰，所以那时被伤害，伤口会存在一辈子。我想我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疗愈内心，才能去爱别人，最后爱自己的孩子吧。”因此，建立面向儿童的社会支持和保障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调查和访谈中，少数研究对象谈到曾受到朋友、老师、学校、精神卫生系统、司法系统和妇女儿童救助系统等社会力量的支持，这对降低儿童期性侵犯经历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会支持尚未形成体系，并不能主动向受害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业的帮助。非专业的帮助有时可能会造成受害儿童的二次伤害，如某访谈对象谈到自己遭受性侵后曾向朋友和警察求助，“可是第二天所有人都知道了，甚至见了报，很小的一块，好像没人会注意的样子。我的世界崩溃了。我宁愿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即使他们是善意的。我开始孤僻，暴躁，喜怒无常，最后发展成了抑郁症。”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生命历程理论为框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儿童期性侵犯事件对受害者生命状态的影响，构建了我国儿童性侵犯发生的时空特征、儿童性侵犯事件对受害者的影响、受害者所处社会网络和受害者的能动性选择与应对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型。研究发现：①儿童特征、儿童生存环境和性侵犯特征是儿童性侵犯发生的前因变量。儿童未满18岁，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当儿童的生存环境不能给儿童提供充足的保护时，而施害者的辨别度差、性侵犯形式多样，这使儿童极易受到伤害。②儿童性侵犯做为儿童特定生命时空中的创伤性事件，不仅会对儿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成年期，甚至影响儿童的整个生命历程，改变儿童的生命轨迹。③儿童性侵犯对儿童生命状态的影响受到社会网络对儿童性侵事件的反应和儿童的保护性因素的调节作用。社会网络对儿童性侵犯事件的消极反应会使儿童再次受害，造成儿童的被害人化；促使儿童生命状态改善的核心要素在于儿童能够洞察儿童性侵犯的本质，进而阻断性侵犯所带来的影响，逐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感受自己内在的力量，而这些核心要素的实现离不开儿童有效支持系统的可获得性。

面对儿童性侵犯施害者的低辨识度和性侵形式的多样性，需要提高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更要提高儿童生存环境对儿童的保护力度。儿童性侵犯是儿童生命历程中的创伤性事件，会给成儿童生命历史轨迹带来重要影响。改善儿童的生命状态，需要消除或者减少社会网络对儿童性侵事件的消极反应，并向儿童提供系统、专业、有效的支持。

个体的生命历程是复杂的，儿童性侵犯的发生及其对儿童生命状态的影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扎根理论是小样本建模，且对大量的访谈数据的整理过程中难免会损失一部信息甚至是重要信息，因此，模型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通过量化研究，测算各因素的路径关系及影响程度，对模型的合理性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