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昊

胡思敬*关于胡思敬的生平及主要事迹，详见李泽昊、陈勇：《胡思敬编纂〈问影楼舆地丛书〉初探》，《齐鲁学刊》，2015年第6期，第36-41页。(1870—1922)，江西新昌人，出身儒学世家，光绪朝进士。宦海生涯16载，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考功司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等职。任职御史期间，他不仅同情民间疾苦，敢于为民请命，而且不畏权势，能大胆弹劾奸党权贵，甚至对摄政王载沣“唯满人是用”之举也敢拔龙须，直指其非，被誉为在朝锄奸的“诤臣”。在政治立场上，胡思敬恪守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旧道统，反对清末维新改革，力图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实践中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时至20世纪初，维新改革的观念已风靡朝野，清政府对胡思敬的政治主张多不理睬。于是胡氏毅然辞职，脱离官场。在生活方面，胡思敬奉行节俭，安于清贫，是标准的儒家正人君子式的人物。清朝灭亡后，他甘为清室遗民，拒不入仕民国。晚年，胡思敬避居故里，寄身于著述立说，其品德才学备受时人推崇、敬重。

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社会大变局，造就了许多像胡思敬这样的人物，胡氏的友人刘廷琛、魏元旷、胡嗣瑗等都与他有着相似的心态。这群人因坚守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仇视西方文明、抗拒社会变革而在近代化潮流的冲刷下，很快被边缘化乃至被逐渐遗忘，而胡思敬则是此类人物中因在地方社会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取得较大名声的代表性人物。作为江西新昌的乡贤精英，在辞官回籍后，他曾说：“我辈在国当为良臣，在乡当为善士。身虽隐遁，究不能绝物而逃，则其平时所与游处，皆吾父老子弟也。量吾力所能及，以求有济于人，无论出处何如，但期不负所学而已。”[1]本着这一理念，他从事各种有益于乡梓、有益于社会的公益活动，如倡捐医局、创建图书馆、设立书院、修缮先贤祠宇、编纂整理地方史志及文献资料等。本文对此试做探讨，姑为引玉之砖。

一、倡捐医局

胡思敬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强烈的济世救民情怀。在为官之时，他就对国计民生十分关切，曾多次上疏陈述百姓生活的种种窘状，恳请统治者关注民情疾苦，减轻人民负担。辞官回乡后，他“于邑中公事一切悉屏谢不问，独于拯贫、课士两端，区区尚不能忘情”，“乡人以慈善来告，不能无惓惓于怀”[2]。关于医药局，早在清朝宣统年间江西新昌乡绅就曾开办过，可惜开办不到1年就因经费问题而停闭，导致穷苦百姓无处求医、痛苦万状。胡思敬认识到，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其可能遭遇的最不幸之事，无外乎死亡、凶荒、焚溺与疾病。而新昌地区，“死而无以为殓者，有公善会施棺；荒而不能谋食者，有常平仓平粜；救焚则有御灾局；拯溺则有育婴堂”；唯独疾病一事，“贫者无力延医，坐以待尽。闻者莫不动心，卒无人代为之谋。而泰西传教入境，反藉此以收拾人心，宁不愧欤？”[2]同时，他还想到，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民不聊生，久必生乱，而“处乱世尤当自警”[1]。有鉴于此，他回新昌后不久，即联络乡绅，计划在原有医局的基础上，创立“慈仁医局”。

为解决开办医局所需要的资金问题，胡思敬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还积极奔走，鼓励热心士绅能以实际行动鼎力相助。他曾多次劝说巢歧村，希望其能念桑梓之谊，为医局捐款，“倘肯慨然倾囊，则造福于地方不浅”[1]。在致张东铭的信中，他更是陈辞恳切：

前所谈善堂事……阁下若依前诺，能稍事扩充，指日即可开办。君子有财而不思市义，以之市酒肉，则饮量不能过斗、健啖不能过斤；以之市服饰，则一头不能戴两冠，一身不能被数裘；以之营宫室，则足所履不过九寸，身所卧不过七尺；以之纵淫乐，则四十以后血气渐衰，一旬再游于房，久必成疾；以之遗子孙，我辈所亲见之大家巨族，如漆、张、蔡、李各家，皆可鉴也。此理甚明白易晓，而愚者往往执迷不悟，以足下之高明岂有不知，而俟鄙人之哓哓乎？所以不避嫌疑而为此说者，以足下与廉三皆慷慨好义，如古所谓任侠一流，仆甚敬之、慕之。鄙怀蕴蓄未敢遽发，迟迟有待之事，将来欲求助于两君者为日甚长，然皆无损于己，有利于人，非敢有所私也。[3]

最终，巢歧村、张东铭等士绅均被胡思敬的诚意所打动，慨然相助，投资医局。在胡思敬的百般筹措下，1913年，慈仁医局得以开办。为让医局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使贫困的民众能病有所医，胡思敬还制定了办局规章，选派德才兼备之人负责管理医局事务。胡思敬的所作所为，散发出浓厚的文化道德力量。

二、创建图书馆

儒学世家出身的胡思敬生平嗜书，广采典籍。他辞官离开北京之时，将藏书全部带回家乡，在南昌“筑室湖滨，辇书二十万卷，尽纳其中”[4]。民国建立后，胡思敬利用自己的房产和藏书创办了“江西全省图书馆”。这一文化举措为世人所瞩目。之后，胡思敬又继续不断增置书画典籍，最终藏书量超过四十万卷，总量可与藏书名家李盛铎相媲美，这也为胡氏赢得了近现代著名藏书家的名望。

当时，江西全省图书馆的办馆性质属于公私合办。作为书籍所有人的胡思敬负责提供藏书，而图书馆正常周转费用则由江西省教育厅支付。办馆场地为胡氏私宅，省教育厅按市价给予租金，“以洋楼上下十四间归公，正房租与图书馆，月收租银二十八元”[5]。图书馆日常管理、人事任免、组织制度等工作统归胡思敬安排。

根据1912年4月21日《江西民报》记载：“据称新昌前清御史胡思敬，自愿将藏书十余万卷，新建书楼一大所，捐献作江西全省图书馆。”“自愿”二字曾引起学界关注，有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胡氏的行为是自愿的，而实际情况却并不这么简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为躲避战乱，胡思敬便带着全家离开南昌，回新昌老宅。这段时间里，他在南昌的房屋被乱军占用，书籍也损失甚多。时局稳定后，胡思敬返回南昌，为收回房产、保全书籍，他多方求助、四处奔波，最终还是不能如愿。鉴于此，他利用房产和藏书，以公司合办的体制来创建江西全省图书馆，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逢离乱，自知房产、书籍均难保全，不得已，始有捐办图书馆之举。”[5]1912年春，胡思敬又到南昌周旋近半个月，“陷入重险，几不能自有，乃将书籍、房产悉捐作江西省图书馆，冀藉众力保全”[6]。可见，胡思敬开办图书馆，是在特殊情势下的一种明智选择。

不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江西全省图书馆的建立，在近代图书馆发展史及中国文化教育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方面，它开辟了江西地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河，“本省之有图书馆，以宜丰胡思敬捐书创办为嚆矢”[7]；另一方面，将书籍公开开放，供众阅览，无疑对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胡氏的藏书量居江西之首。10年之后才建立的江西省公立图书馆，藏书不足9千册，与之相比，远远逊色。而且，同时代的一般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都以平装铅印为主，而胡氏藏书几乎是清一色的古籍线装书，其中不乏真善本，价值不可估量。值得一提的是，江西全省图书馆还配合《豫章丛书》的刊刻，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江西地方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做出了突出贡献。

1920年，江西省教育厅筹划将江西全省图书馆由原来的公私合办变为国有公办，直属于江西省教育厅，并呈报教育部备案，而胡思敬则希望将图书馆收回自办[8]。在戚扬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图书馆自办后，仍沿用江西全省图书馆的旧称，继续对外开放。1922年胡思敬病逝，接办图书馆者将其更名为“江西胡氏私立退庐图书馆”。后因江西战乱不断，馆舍几易其主，藏书惨遭浩劫，损失甚多。1927年8月，胡思敬的族兄胡桐庵回到南昌。当时乱兵刚刚撤走，满楼书籍狼藉，胡桐庵见之痛心不已。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加以整理，并编成《新昌胡氏问影楼藏书目录》，此时藏书已不足原来的四分之一。至1933年，藏书仅剩下35 248册[9]。此后，江西地方屡遭兵革，在乱世刀锋之下，人或不免被屠戮，书画典籍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已剩不多的胡氏藏书划归江西省图书馆所有，经其清理、编目，至今供读者参考阅览。

三、设立书院

胡思敬回乡后，积极向同邑士绅倡议建立奖学会，计划每年从乡里选出数十名研读传统儒家经典卓有心得者给与奖励。“藉此一线之延，或斯文不至尽归澌灭，寒士得一二饮助于生计，亦不为无补也。”[10]不久，他又自费开办了蒙学馆、耐寒馆、盐步书院等，专讲“经、史、宋五子书”。“刻刻以扶持世教为心，时时以搜访人才为事”，“所望一二故家子弟，培养于危疑患难之秋，俟局势少定，徐出而图，天心好仁，不忍人类殄绝，既酿成一乱，必预储一辈救乱之人，以拟其后，古今殆一辙也”[11]。

在胡思敬设立的书院中，以盐步书院最为有名。胡思敬认为，“世变由乱趋治，必托天下于人才”，“结纳英贤，扶持纲纪，当与二三同志共矢斯愿，生死以之惜”[12]。因此，他在周家坳设立此书院。“吾道益孤，将来有唱无和，虽有机缘，则亦无从措手矣”，“今岁在乡间设一义学，选少年纯朴子弟十二人，课以经、史、宋五子书”[13]。胡思敬对书院的教学非常关心，他不仅先后聘请邑中名宿熊芑丞、张杨廷等作为讲席，而且在闲暇时还亲自授课，“先讲《小学》，次讲《近思录》”[13]。同时，胡思敬对学生的生活也颇为关切。他规定，书院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免费提供伙食。此外，他对家境贫寒者也给予多方面的关照。如为解决邹来宾的窘困生活，他曾专门致函熊芑丞：

盐步学生，唯湾溪邹来宾景况最苦，年逾二十尚未议婚，孤守一毡，恐难终局。现从图书馆让出一席，每月有薪水四元，膏火三元，拟招集来省，典守书籍，兼从魏先生听讲，既可济贫又不废学，刻苦自励，或能有成。尊意如以为然，即嘱伊禀告父母，促装就道，迟恐魏公下乡过节，不能当面付托也。[14]

胡思敬诱掖后进的情深意切，可见一斑。正是在胡思敬的苦心经营下，盐步书院得以较快发展，其在新昌及周边地区负有盛名，许多外地学子慕名而至。书院在宣扬儒家学说的道德观、价值观及维护以传统礼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此，胡思敬不无欣慰地说，盐步书院开办三年，义宁、万载等地区纷纷效仿，“藉此一线之延，读书种子或不至终绝”，而“无论治乱穷达，皆期有以自立，虽未必遽如所愿，尽吾心以听命于天”[15]。

四、修缮先贤祠宇

1911年6月，胡思敬在东湖之滨兴建“新昌三君子祠”。“三君子”，即南宋状元、太子舍人姚勉，明末兵部侍郎邹维琏，户科给事中吴甘来。姚勉，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宋理宗时，他因弹劾奸相丁大全，针砭贾似道，遂被罢官。邹维琏，明万历年间进士，是东林党的一员，因弹劾魏忠贤被革职投狱。崇祯继位后，他被重新启用，因在福建抗击海盗时立有大功，官至兵部侍郎。吴甘来，明崇祯时进士，为官刚正、不避权贵，为百官所称道。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与起义军决战，战败自杀。胡思敬建“三君子祠”，不仅出于乡土之情，更重要的是传播“三君子”事迹，激励世人。

商周易代之际，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不践周土，不食周粟，自托殷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遗民。同时，这两人也为后世遗臣树立了忠于故国的遗民典范。1913年冬，胡思敬招集新昌士绅设立孤竹会，修建殷贤祠，以祀伯夷、叔齐。之后，胡思敬又约集邑中同道，捐钱创建两公祠堂[16]，祀西汉末年南昌县尉、以诤言直谏而闻名于世的梅福，以及晋末乱世隐士、以高风亮节而名留史册的陶渊明。

1917—1918年，胡思敬在家乡重修陈节愍公祠，祀明代遗臣陈泰来及与其同时死难的袁应梦、胡新民、刘之体三人。陈泰来，崇祯四年进士，在抗击清军时屡立战功，被任命为吏科给事中。明亡后，他继续率兵在江西反抗清廷。顺治二年(1645年)，在攻打抚州时，兵败被围。陈泰来避于黄氏宗祠内，清军放火烧祠堂，他不肯投降，壮烈牺牲。

1920年，胡思敬在南昌修建明季六忠祠。“六忠祠南面退庐，北枕南昌试院，左邻憩云庵，右临东湖，与苏堤遥遥相对。上下两栋，各六扇五间，东西庑各两间，四围绕以崇墉。自庚申三月兴工，八月告成，共用洋银三千二百番有奇。”[17]明季六忠祠祭祀的是姜曰广、袁继咸、杨廷麟、万元吉、揭重熙、陈泰来等六位在明亡后仍坚持抗清的江西籍先贤。

胡思敬兴建六忠祠时，财力已绌，但他始终不肯放弃。建成后，他又修书陈三立、喻兆藩、王龙文等友人，恳求他们作碑记。由此可见，胡思敬对明季六忠祠的重视程度。尽管在主观上，这仍是其政治失意后的一种寄托，但在客观上，也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编纂整理地方史志及文献资料

(一)胡思敬与《盐乘》

新昌自建县以来，共出过十余部方志。清同治朝之后，新昌县方志一直无人再续修。1913年之后，胡氏费时两载，独立编纂完成了方志——《盐乘》。为之命名《盐乘》的原因有二：一是与官修相区分，二是新昌古时曾有过“盐步镇”之名。该书共十六卷，计四十余万言，记述了自同治十年(1871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十余年的历史，包括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武备等内容，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内容丰富的宝贵史料。

当时，胡思敬只能看到道光朝与同治朝两种《新昌县志》，其他均散失不见，而他对这两种新昌旧志的编纂体系均甚为不满，因此，在该书的撰修过程中，对旧志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两种旧志的编纂体系均采用历史学家章学诚的纪、表、图、考、政略、传等六部分组成的方志撰写模式。而胡思敬的《盐乘》多有创新之处。该书由图、志、表、略、传五部分组成。胡思敬认为，章氏体例中设立“纪”，是寓有“春秋尊王之义”，但“纪”“非方志所敢拟”。因此，《盐乘》舍“纪”而代之以“政略”和“事略”，即政略载县上诸官事迹，事略记学师行迹。同时，《盐乘》突破了明清方志中列皇言、恩泽于卷首的惯例，胡氏强调，“有土地而后有人民”[18]，故方志应以“疆舆居首”[18]，即首先记载地理、历史的建置沿革。可见，胡氏在志书的编纂体例方面是有一番探索精神的。

道光旧志多达三十卷，同治旧志无一字增损，只是将科第旌表随类增入，于是增至三十二卷。如果仍按照原有的编纂体例和方法继续下去，“再历数修，愈增愈多”，不仅使“阅者难于卒业，即镂刻亦无此工赀”[18]。因此，胡氏本着欧阳修《新唐书》中“文省于书，事增于前”的治史原则，将《盐乘》缩编为十六卷，一切与邑中掌故无关的内容，一概削去。《盐乘》“艺文志”采用《新唐书》中的“艺文志”体例，分经、史、子、集四门排列，合为一卷，这显然比旧有“艺文志”要简省得多。同时，胡思敬还对同治旧志所遗漏的重要内容进行了增补。如旧志对清乾隆以后有关赋役方面的内容，诸如摊丁、停编、停运、改折征银、征钱等等都漏而不记，胡氏在《盐乘》中一一增补之。

同治旧志中“人物志”子目繁多芜杂，诸如列爵、勋爵、进士、举人、武举、孝妇、贞女、烈士等，而宦业、文苑、义士、孝子等四门所收尤滥。鉴于此，《盐乘》对原有“人物志”着重进行处理。作者改用表的形式来记载宦族、孝义、节妇等。如在“孝义表”中，他设立孝子、义士两表，以事迹为经、以籍贯为纬，将凡不能入单独立传的孝子、义士汇入其中；“选举表”将获得举人以上功名者“著其科，兼存其字，五贡、武举则否”；而“文苑”一门难于列表，则将其所载书目编入“艺文志”中，并确保“书目无一遗者”[18]。这不仅大大节省了篇幅，而且便于后人查检。这些处理都较为科学、合理，颇显胡氏的史才。此外，胡思敬还对同治朝旧志中诸多分类不合理的地方一一做了纠正。如旧志以“学校”入“祀典”，且以“书院”附列其中，这种安排“直如风马牛不相及”，故而胡氏单独设立“学校志”，而将“祀典”编入“礼俗志”中，使之两不相混。此外，胡思敬还充分认识到“氏族志”的重要性，《盐乘》将被历代新昌旧志所忽视的氏族内容用志的形式大做文章，翔实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胡思敬虽然终生以清朝臣子自居，但《盐乘》在历史记载上，却并没有连篇累牍地记载浩荡皇恩及地方官吏歌颂奉承之作。相反，在传信万世、鉴戒百代的治史宗旨下，该书往往揭露当权者统治的阴暗面，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不为君亲隐讳。例如在《盐乘》“讼狱志”中，作者不仅记载了光宣时期天宝饥民抢米案、芳塘农民起义并活捉县官林欣荣事件、“牛墟滋事、典史自尽案”，以及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棠浦教案”等，还记述了乾隆时期王锡侯因撰《字贯》被诛的文字狱案。胡思敬在按语中直言不讳：“光绪以后四案，据事直笔，不加私断”，更直斥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有伤国体”[18]。这与一般明清志书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生产生活事迹不唯不载，反而极尽谩骂侮辱之能事相比，反差鲜明。

胡思敬私人独纂县志，因涉及一些同乡甚至亲朋的功过荣辱，本来难免溢美隐恶，可贵的是，他却能尽量秉公办事，谢绝请托。这导致《盐乘》书成之后，“未尝自以为功，而众反指以为罪”，“自此之后，只好闭门思过，凡涉县境之事，塞耳不闻而已”[19]。但是，他并不后悔。他 在《答同邑黄文学书》中说：“新昌人不言，他县知之；江西人不言，他省知之。何能以一指掩天下之目？今木已成舟，何能再加删定？”[19]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令人钦佩。

《盐乘》是研究江西及新昌地区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是胡氏治史生涯的一个重要成果。该书在编纂技术上的诸多创新之处，展示出胡思敬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史学修为。胡思敬也曾经想以一人之力纂修《大清通纪》，但因种种原因，此书终不能修成。在这种情况下，他格外看重地方史志的撰修，强调“志乘与国史相为表里”[18]，将地方志视为个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盐乘》征引的史料相当广泛，据统计，征引史部48种，集部34种。编纂地方县志，参考近百种文献史料，这在近代方志中甚为罕见。从这点来说，《盐乘》堪称民国佳志。

(二)胡思敬与《豫章丛书》

江西古称“豫章”。1915年，胡思敬以整理乡邦文献资料、收集江西历代名人著述为己任，开始辑刻《豫章丛书》。该书耗时8年，至1923年全书告成。《豫章丛书》共收录了从唐至清，江西名人著述103种，在不计“校勘记”的情况下，已达672卷，是江西地方文献史料中卷帙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著述汇编。

《豫章丛书》是胡思敬一生主持刊刻的部头最大的一部丛书。他辑书的动机非常明确。他说：“天下之乱由人心，人心之坏由学术。”因此，他将“学术救世”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学问门径、种类虽然多，但在胡思敬看来，无外乎修己与治人两要。“修己之道，大者在彝伦，小即在出处取与；治人之道，其体在仁义，其用在礼。然必修己而后可以治人，必立德而后可以立言、立功，借宋五子阶梯以窥孔孟门庭。”[20]“鄙人编刻《豫章丛书》即本斯旨，凡人品不为众论所许者，即四库已收，如陈彭年《江南别录》、夏竦《文庄集》、程钜夫《雪楼集》，一概不收，专以表扬潜德为主，庶为善者知所劝，为恶者有所惩，身虽坐废，斗室编摩，于风教不无小补。”[20]虽然胡氏于《豫章丛书》告成前一年谢世，生前不及看到丛书的全貌，但负责编辑、校勘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魏元旷，基本上秉承了胡氏以学救世的辑书宗旨。

除胡辑《豫章丛书》外，近代江西学者陶福履曾于1893年至1895年刊刻过《豫章丛书》。陶刻《豫章丛书》共26种，48卷，绝大部分为清代江西名人著述。与之相比，胡辑《豫章丛书》的特色鲜明。其书不以断代为限，贯通古今，且力求善本、珍本。胡思敬不仅走遍大江南北，亲自访求江西乡贤著述，而且还雇人从南京等地抄写或购买，并托请友朋广泛搜罗。如他曾委托陈三立，请朋友代抄《雪坡集》[21]；得知沈曾植家藏刘辰翁的《须溪集》*刘辰翁(1231—1294)，字会孟，号须溪，江西庐陵人，南宋著名词人。与通行版本多有不同，他便多次致函请求借阅以校[22]。此外，胡思敬还呈请江西地方政府出面要求各地提供版本，并多次向故交、时任江西省长的戚扬求助。在戚氏的帮助下，《豫章丛书》的编刻得到了江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胡辑《豫章丛书》与陶刻《豫章丛书》所收书籍无一重复，其刊刻所用底本多为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和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其余还有汲古阁本、集思堂本及家藏稿本等等，其中不乏珍秘之作。如明季遗民张自烈*张自烈(1597—1672)，字尔公，号芑山，江西宜春人。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权，曾参与“东林党”声讨阉党的斗争，明亡后隐居著书。的《芑山文集》，因其所载多有清廷忌讳内容而遭禁毁，在清政府先后三次严禁之后，民间已鲜有此书，《八千卷楼书目》中亦未见其踪。所幸胡思敬据张氏后裔家藏原稿本，将《芑山文集》编入《豫章丛书》，使得《芑山文集》得以重现于世。又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魏禧*魏禧(1624—1680)，字凝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他好读史，工古文，与兄弟魏际瑞、魏礼合齐名，时称“三魏”。魏禧曾参与抗清活动，兵败后隐居，潜心著述讲学，有《魏叔子集》传世。的《兵迹》未有刊本，各藏书家也罕有知者。胡氏据江西宁都何以仁旧藏抄本付梓，此书由此稍广流传。《豫章丛书》中诸如这样的秘本有二十余种，可见，此书具有搜秘聚珍、网散佚而存久远的特点。

在刊刻过程中，胡思敬不仅为搜求珍本、善本四处奔走，多方求助，不遗余力，而且还精心考证，缜密校勘，务求实确。《豫章丛书》的大部分书籍均附有辑者的跋识，所撰“校勘记”达五十七卷，洋洋近十万言。除少数为魏元旷、刘家立、卢耿等人协助完成外，多为胡氏所著。这些校勘、题识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读者可从中了解到版本优劣、内容得失、作者生平及学术源流等情况，实对后学大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胡思敬还注重刻板与印刷，讲究纸墨精良。在与魏元旷的信中，他写道：“近日所出丛书，如王局所刻之《三孔(集)》、《耻夫(诗钞)》、《激书》各种，颇有江河日下之忧，郑局加价一分，已承允每月刻字六万，若果能足数，王局便应核减，与其潦草了事，不如少刻求精。”[23]他对书贾射利、不顾刻书质量而盲目出书的行为十分不满。胡思敬曾对好友华焯抱怨说：“(《豫章丛书》)虽刻成一百八十余本，而前年郑局刻选举票，王局承办《庐陵志》，今年《南昌县志》亦开刻，以故工人日少，所刻之书皆极草率，反不如初本。”[24]为保证印刷的质量，他在家乡自办造纸作坊，并且亲自负责督造。为解决经费的紧张状况，胡思敬十分注意节省其他开支，如尽量减少应酬浪费，控制赠书对象和赠书数量等，而其本人则“自奉甚俭，食不重肉，惟购书无倦”[25]。在丛书刊刻过程中，胡氏家资几乎为之倾尽。由此可见，胡思敬在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热忱之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务实忘我、广搜博采的治学理念和方法，历久弥珍，令后学得其沾溉。

六、结语

综观胡思敬的一生，他始终恪守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称得上是传统文化教养中产生的成熟典型。我们可用“儒臣”二字来揭示胡思敬人生关怀的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政治层面上“臣”的意义，即对清王朝统治存亡的关怀；二是文化层面上“儒”的意义，即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兴衰的关怀。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是胡思敬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在这两个层面之中，“儒”的意义更为重要。当两者不能兼顾，或者说其政治主张无法实现时，作为一介儒生，他便会自觉地致力于为时人所称道的文化公益事业，这是其在政治失意、归隐故里之后的自觉行为。作为臣子，胡思敬终生郁郁不得志；但作为乡贤，他找到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积累了一份特殊的人生经验。他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的所作所为，不仅惠及乡梓，而且功在国家，亦使自己的生命存在获得了更为持久的价值和更为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被称为“乡贤”。乡贤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他们既是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又是乡村礼俗的实践者，还是乡土知识体系的保存、传播者。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一代代、一批批乡贤们借助自己的威望、品行、才学，很好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他们是土生土长、熟悉乡村生活的本土精英，而非外来的启蒙者与布道者。因此，由这些乡贤身上凝练出来的乡贤文化，是传统农村精神文明的核心支柱，不仅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和渗透力，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精神文化标记，是张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原动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结构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化生产方式下的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尤其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农村本土精英及青壮年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严重“失血”致“贫血”且无新鲜血液输入，从而导致美丽乡村的发展建设缺乏生机活力，农村社会发展缓慢，农村文化生活单一化。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黏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应有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乡贤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强调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凝聚各方人士支持乡村建设，传承乡村文明。这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有重要意义，而且就社会价值而言，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贤是乡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显著标志，属于乡贤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加大对传统乡贤的发掘和弘扬，才能让乡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社会变局中，不仅思想倾向保守的文人重视乡贤故书、乡邦文献的整理工作，即便是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也曾为抢救、保护好当地历代乡贤的珍贵史料，着力编纂了《会稽郡故书杂集》。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原因，承载着乡贤们人文道德力量的文献资料多已无存，偶有遗珠，也亟待抢救。因此，我们钩沉这段史实，其目的并非只是就胡思敬谈胡思敬，而是希望以史为鉴，在乡村治理方式呈现多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挖掘乡贤资源，凝聚乡贤力量，带动乡风向好、民风向上，进而对重构传统乡村文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