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慕安

宋庆龄，原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理公会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上学。1915年10月25日，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孙中山逝世后，她坚决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积极投身大革命。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明了她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1938年6月，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1941年，她到重庆后，又开始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而并肩战斗。1981年5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攻香港。香港濒临沦陷，在机场落入日军手中6小时之前，宋庆龄乘坐最后一架飞机，在硝烟弥漫中撤离香港，向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飞去。

香港，是宋庆龄为抗日救亡曾经奋斗了4年的地方。在那里，她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为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正当来自国外的捐助和香港当地募捐活动形成热潮的时候，无情的炮火使工作被迫中断。宋庆龄的心情是沉重的。在紧急情况下，她在西摩道召开了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会上，她提出要和大家一起共渡患难。但，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同事们的一致劝说和要求下，她才决定乘飞机去重庆。她不会忘记她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存在的政治鸿沟，而且这些鸿沟近年来在日益深化。年初，她曾严厉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无疑是对他们的当头一棒；7月，为纪念抗战四周年，《新华日报》发表她的文章，被重庆当局扣压……种种迹象表明她这次去重庆，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处境。然而，她深信光明总是会战胜黑暗。当抗日大业需要她迈开这一步时，她沉着地做出了决定。临行前，她坚定地表示：“不管在哪儿，我们也一定要重建我们的保盟。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争得“一楼中的自由”

重庆，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阴霾。抗日进步力量处在险恶和复杂的环境中。“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法西斯论调甚嚣尘上。国民党顽固派陈兵陕甘宁边区，正酝酿第三次反共高潮，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

宋庆龄的到来，使蒋介石惶惶不安。为了隔绝宋庆龄与外界的联系，他们把她“安排”住在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夫人宋蔼龄的家里，并派一班特务日夜周旋在她身边，没有外出和会见友人的自由。但是，宋庆龄到达重庆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些正直的国民党元老，认为这样对待孙夫人太不像话。在他们迫切要求下，才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在国府礼堂开了一个茶话会表示欢迎。参加者有国民党中委一二百人，蒋介石没有出席。覃振代表很多与会者的心意，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欢迎孙夫人给我们讲话。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宋庆龄在掌声中站起来讲了一席话。她强调必须团结抗战到底，必须实行民主，并指责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他的叛徒。素不轻易流泪的宋庆龄，说到激动处，也禁不住落了泪。她的义正词严的讲话，使在场的不少国民党中委不禁肃然起敬，为之动容。

对于宋庆龄到重庆后的处境，许多进步人士和國际友人都极为关心。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之一邓颖超要求拜访宋庆龄，好不容易才得到“安排”。当两友相见时，宋庆龄就暗示：“谈话谨慎，有人监视。”这次拜访虽不能说心里话，却了解了真情。不久，周恩来代表南方局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109条当时国民党的反共措施。其中就有一条反映宋庆龄的处境，说：“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集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并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后来，经过宋庆龄的争取和她弟弟宋子文的帮助，她终于离开了孔家，搬进了两路口新邨三号的寓所。尽管寓所附近都是一些被敌机轰炸后的断墙残壁，周围仍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她总算得到了“一楼之中的自由”。

“新邨三号”从此成了宋庆龄开展工作的基地。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她利用合法身份以及各种有利条件，运用巧妙的工作方法，凭着她的大智大勇，团结一批国内外朋友，在重庆开展了为时四年的踏实有效的抗日救国工作，在她伟大的一生中，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保盟在继续行动

1942年8月，保盟的部分成员陆续从香港来到重庆，已经集合了足够数量的委员。宋庆龄重组了保盟中央委员会。应宋庆龄的要求，周恩来打电报到澳门，把廖梦醒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当时，经常与宋庆龄一起工作的还有德籍友人王安娜。重组后的保盟，任务依然是向国内外取得援助，以资金、医药和物资，重点支援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后，抗日根据地处在更为艰难时期，不仅要面对日本侵略军，还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严重缺乏。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租借法案的援助和军事装备，全部到不了敌后根据地。在重庆的有些外国援华机构，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也不给抗日根据地以援助。面对这种危急形势，宋庆龄十分坚决地提出要求取消“不人道的封锁”。她在1943年《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和《在中国游击区》的保盟工作报告中，呼吁：“不要对封锁默许。”她说，保盟之所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靠从敌人那儿夺得的装备武装自己，牵制了在华日军60%以上的部队。”“但是他们已经3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她的呼声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关注。经过宋庆龄的努力，保盟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终于恢复了联系。它们中有美国援华会、纽约联合援华会等，以及其他国家的援华机构，尤其得到了美国劳工组织的援助。保盟还和驻重庆的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等机构的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他们一起，向国民党政府争取外汇汇率的调整。这样，略可补偿由于物价上涨50倍至200倍，而外汇率只涨4倍的不平衡的情况。

为了避免国民党社会局的干预和特务的捣乱，保盟向银行提取汇款的工作常常要请外国朋友帮助。孔祥熙的美国顾问艾德勒曾帮助廖梦醒在银行提取了一笔巨款。艾德勒是管理美国援华款项的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他和当时在中央银行研究处工作的冀朝鼎合作得很好，因此，廖梦醒为保盟顺利地提取了现金。保盟中央委员、美国朋友约翰·福斯特，也分担过提款任务。曾经有几次，他把一些来自美国的汇票拿到中央银行，通过一位曾是他学生的出纳员，办成兑换手续。钞票有一大皮箱，在银行的拐角处，一辆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子在等着他。把钞票运到宋庆龄家里，大家就一起围坐在茶桌边点票子。照例，宋庆龄非常亲切地请大家用茶点。这些款项除极少数由捐助者指定捐助对象外，全由宋庆龄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的抗日根据地。

给敌后根据地运送物资，要通过国民党的严密的军事封锁线，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些物资包括，给部队用的外科手术用具和药品，给孩子们的鱼肝油和奶粉，给前线战士的军毯、手套、衣服等。保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包括来往于延安和重庆间的汽车和美国飞机运送物资，请国际友人帮助代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带运。

宋庆龄在重庆还与当时任中缅印联合战区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史迪威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深为敬佩，对宋庆龄也十分仰慕，他同意让美国军用飞机为保盟运送某些救济物资到延安。1944年，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难于运往延安。宋庆龄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杨孟东上校，请予帮助。史迪威同意使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他怕夜长梦多，下令立刻改装飞机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后即飞往延安。这是当时拥有900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台大型X光机。它现在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的展览室里。

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经过艰苦工作，在重庆期间给国际和平医院的资助至少有65万美元和1.7亿多元法币。1943年国际和平医院收到保盟送去的物资，虽不到一吨，但都是珍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物。1942年5月在延安建立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保盟提供的美国洛杉矶援华团体的捐款。宋庆龄在1945年12月写的《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对在抗日战争中支援过我们的朋友们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在重庆，新闻出版受当局压制，保盟更没有公开印刷和出版自己书刊的条件，不可能向国外邮寄大量资料。宋庆龄仍然坚持撰写书信、文章、资料和工作报告。起先，用美国友人格雷丝·格兰尼奇送给她的一台打字机，一次、二次地重复打出给捐款人的报告书。1943年保盟的工作报告，是一本包括几篇生动资料的小册子，是在重庆编成后送纽约印刷的。有的材料是送到国外，让美国、英国援华会的杂志或友好的通讯社发表。宋庆龄还经常请来自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到她家里，向他们了解情况，听他们讲见闻、感受，然后根据这些丰富、生动的资料写成报道，寄往国外发表。这些确切可靠的信息，澄清了海外友人和侨胞们的一切疑虑，鼓舞了他们支援中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冲破山城沉寂

赈灾温暖人心

战争和自然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河南连年遭到水旱灾害，仅1942年约有数百万人死亡。广东、湖南已有数百万灾民等待救济。国民党当局不顾广大灾民的死活，还蓄意封锁灾情。宋庆龄对此十分愤慨。在她领导下，保盟在重庆担负起赈灾的宣传和动员工作，为救济河南和广东灾民，设立了兩个国际组织。通过义务工作人员及英、美、苏在重庆的外交和军事机构，举行了戏剧义演和球类义赛，开展一系列赈灾活动。

1943年5月，宋庆龄以中华全国福利协会主席的身份，在许乃波等保盟中央委员们的努力筹备下，主办了三场足球义赛。国际友人和汇集在山城的优秀球队热烈响应，有“东平”“沪星”“英联”（英国使馆和军舰人员组成）和“韩青”（韩国在渝青年组成）4个球队参加比赛。尽管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恐吓威胁，却阻挡不住群众前来观赛。宋庆龄和英国薛穆大使一起亲临开球。最后，还给各球队赠送了奖旗和特制的纪念章。这次球赛盛况空前，40多年后的今天，山城群众仍记忆犹新。球赛所得13万元，全部汇给陕西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通过那里的“工合”，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迁徙之用。宋庆龄还考虑到河南灾区中有29个县是游击区，为了给那里的灾民争得应有的援助份额，她把纽约美国援华会资助的5万美元，全部给了当地中共领导的救济机构。

为了赈济粤灾，宋庆龄又在1943年7月举办国际音乐义演。第二年2月，又同英国薛穆大使夫人发起义演英语乐剧“杂耍”，为广东灾民募得30万元。4月，为筹赈湘灾，举办了古今书画物品展览会。宋庆龄自己捐出一个珠宝粉盒义卖。另外，她还特邀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歌唱家斯义桂等举行义演音乐会。两项收入近50万元，全部汇给湖南灾区。

为了帮助因受国民党当局摧残和迫害的贫病作家、文化人，1944年9月，宋庆龄主办援助贫病作家文艺晚会。两天演出所得收入连同文艺界筹募的款项共100多万元，使许多在贫、病中挣扎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得到了物质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舞。

保盟在赈灾工作中公开账目，严格审计，克勤克俭，把所得的每一文钱都用在为灾民服务。宋庆龄自己在重庆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她的友人、为保盟工作了20多年的王安娜说：“她穿着四川产的荨麻织物做的衣服出门。丰裕的物质生活通常都与孙夫人绝缘。她的两个姐妹以函购方式从美国买进奢侈品已成习惯，孙夫人对此曾直率地提出批评。”一次，为了急需用钱，她把自己的几件衣服交给廖梦醒去换钱。她自己绝不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分外钱财。她心中常想着广大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埃德加·斯诺曾说，宋庆龄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私人谋利益的缘故。

乌云遮不住

青山自巍然

宋庆龄是伟大的政治家，她有着高度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她虽然深居简出，但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获得的信息中分析研究时局，做出自己的判断。廖梦醒每周从美国新闻处为她取来最新的报纸杂志。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还有保盟中央委员、美国《联合劳动新闻》记者爱泼斯坦，他担任美新处英文新闻稿编辑。约翰·福斯特和金仲华也在那里工作。宋庆龄还通过外国朋友魏璐诗·邱茉莉、王安娜等经常与英美大使馆的官员们和驻重庆的各方面人士接触。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有很多记者，宋庆龄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况。

4年里，宋庆龄与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廖梦醒就是联络员。1942年的一个冬夜，宋庆龄在寓所举行晚餐会，欢送中共代表董必武返回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李德全等应邀参加。大家围着融融炉火，相聚甚欢。周恩来谈了西北战场上的战绩和国内外形势。大家畅想着人民胜利之日。此情此景给宋庆龄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面对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大溃退，日本军国主义的加紧诱降，国家面临抗战中断、内战重开的危险，宋庆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见，把批评矛头指向国民党顽固派。她强调中国需要反法西斯的团结和人民的民主。她说，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日，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团结。她批评一些人希望美国去打日本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保存下来准备内战。她写道：“在保盟的整个存在的过程中，它强调团结。现在，当这些成果为不祥的阴影笼罩着，预兆着新的和自杀性的内战时，我们更要强调这一点。”“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1943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她在重庆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抨击了国民党专政，指出：“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群众，使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该给予同等的机会……”1944年，她又在为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中讲到“孙中山与中国民主”，指出“每一个国家内部要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

宋庆龄积极支持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1944年10月1日，她参与发起并亲自参加了各党派各阶层在重庆举行的邹韬奋先生追悼会。国民党当局对这一集会不仅在新闻报道上进行破坏，还在追悼会场周围密布特务。然而，仍有二三千各界人士和群众前来悼念。宋庆龄按时到达会场，她安详而沉静地听着大家讲话。有人担心敌人捣乱，也有人说不怕，“孙夫人都来了，他们不敢”。的确，宋庆龄就是这样，她大义凛然、无私无畏的行动，仍像过去营救爱国领袖“七君子”时那样，给人民以激励，予敌人以震慑。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1944年3月曾经说：“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当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来华访问时，宋庆龄对他重申自己的主张。

宋庆龄曾经致函一些团体，揭露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封锁，并要求解除封锁。她的亲属和国民党高级官员对此大动肝火。有三位国民党要人曾经拜访她，他们申斥她“散布毫无根据的謠言”“取媚外人”等等。对此，宋庆龄斥之为“幼稚的说教”。这些是美国官员谢伟思1944年2月在重庆访问宋庆龄后，在报告中写的。当时美国有好几个团体邀请宋庆龄访问美国，她接受了邀请。但国民党当局直截了当地通知她，不允许她出国。宋庆龄蔑视地说：“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阻止我出国。”

宋庆龄具有坚韧、独立的性格，有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她鄙视虚伪、腐化和欺骗，对丑恶现象的斗争毫不留情，对人民、对朋友患难与共，始终不渝。她的朋友遍天下，路易·艾黎和其他许多外国朋友都无比敬爱她，称她是一位“花朵般美丽、钢铁般坚强的中国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周恩来为祖国统一大业来到重庆谈判。在重庆的43天中，他们多次同宋庆龄会面，对她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革命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