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强

皖南事变前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全体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配合党中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配合中共中央及时制定应变措施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指使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一个电报，强令八路军及新四军之有关各部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封充满杀机的“皓电”發出后，蒋介石调集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数十万大军包围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华中上空战云密布，战火一触即发。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屡次开会研究应变措施。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设在重庆红岩，直接掌握国民党内各派系和民主党派、国统区民众的各种反应和动态，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从10月底到11月初，毛泽东一再告诫党内高层“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同时考虑在舆论上向国民党发出措辞强硬的“炸弹宣言”；在军事上采取积极防卫立场，筹划抽调15万精兵，“他不进攻，我不乱动”，一旦时局有变，便以兵谏出师为名，“分数路突入彼后方”。

在重庆，不少友好人士和有识之士为维护抗日大局，纷纷建议中共让步，通过谈判以缓和破裂。周恩来博采众长，于11月1日致电中央，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公开通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先复电同意北移，再谈判提出条件，争取拖延一两个月时间以应付事变，变主动让步为有条件让步，以获取更多的筹码。周恩来的上述建议很快得到延安赞同。1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周恩来1日来电时，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毛泽东于当日电告周恩来：“今日会议讨论你1日建议，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11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说明复何、白电稿已拟就，并将要点告周，要周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于日内拍发”。

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佳电”驳斥了“皓电”的荒谬“命令”，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及有关各方疾声呼吁，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重庆四处奔走，遍访重要的民主人士、中间人士和国民党人士，向他们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呼吁他们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和投降。另一方面，周恩来多次致电叶挺、项英，要他们率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从速转移，以免陷入顾祝同的包围。

12月8日，国民党再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齐电”，重申“皓电”无理要求，同时在皖南调兵遣将，企图在新四军至年底不北移或向苏南转移时围歼之。

在皖南事变发生前不久，周恩来曾在1940年12月下旬一连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邀请路过重庆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长谈，向她详细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以来的历史和最近两年来国民党制造国共摩擦的情况，不无担心地预言中国即将可能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并将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和相关资料交给她。周恩来嘱咐：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的时候再发表。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斯特朗女士被周恩来的诚挚所感动，表示一切都按周恩来的意见办。

此外，周恩来还布置中共南方局工作人员将最近半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反共摩擦的材料汇集成册，托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女士通过外国朋友带到香港散发，此举使当时路过香港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人也得到了这些重要资料。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对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海外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在完成“围剿”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25日约见周恩来，以叙旧为由施放烟幕，大灌迷魂汤。周恩来对此高度警觉，立即将谈话情况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这次谈话“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认为蒋介石的信誓旦旦是“靠不住”的，“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在这次谈话后仅隔12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在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攻击时，中共党内曾有部分同志认为新的四一二政变到来了，要准备国共两党的决裂。当皖南部队突围无望，即将全军覆灭时，中共中央于1月15日，“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延安不惜冒与国民党决裂的后果，决定采取政治上、军事上的全面反攻来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对此，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于1月19日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通长电，认为蒋介石“是抗战下的剿共，我是抗战下的反攻”，提出实行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局部反攻”的建议。

在此之前，刘少奇在苏北也向中央坦陈了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建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修正原来的计划，最终制定以“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全面反攻”的决策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提供了极其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最终制定出“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并在党内迅速进行传达贯彻，付诸实施。

与国民党顽固派面对面斗争，向国内外揭露事变真相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兵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将士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近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军长叶挺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部被整个摧毁，皖南新四军几近覆没。接着蒋介石亲自出马，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

周恩来是在1月11日晚上才获悉皖南新四军被围攻的消息。这一天，是《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刊3周年的纪念日，当晚，报社全体人员聚集在饭厅里召开庆祝晚会。南方局机要员突然送来一份急电。电报很短，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此刻正在发生激战的通报。周恩来看完电报，立刻以愤怒和沉痛的语调在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指示《新华日报》第二天在报道他的发言中向社会透露皖南事变的消息。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当即赶回红岩村召开南方局緊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可能出现的局势和斗争方针，随时掌握皖南情况，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的抗战派、元老派、国共以外的各小党派以及文化界、外交界、新闻界等社会各方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

1月1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找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刘斐交涉，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张冲急报蒋介石，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军立即撤围让路。张冲13日打电话答复周恩来：“何应钦已与顾祝同通话”，“现已与新四军电台失去联络，要中共立即催新四军与之联络”。

1月14日，周恩来、叶剑英向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通报国民党军队正在皖南“围剿”新四军的情况。崔可夫听了周恩来的介绍后，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到江北后如蒋介石继续逼你们北上，可提出鉴于皖南事变，江苏境内国民党军须全数离境作为安全北上的条件；江南视情况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在民间”。还表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苏联援华的飞机、车、炮等军火于途中。

15日下午，张冲再次电话告知周恩来：本日11时半何应钦、刘斐同顾祝同通话，顾称自昨晚起前线战斗已停，也无叶挺、项英被擒事。周恩来要求必须保证叶、项安全。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和谈话，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通缉项英，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同时国民党当局乘势调动重兵，向新四军豫皖苏边区彭雪枫部、豫鄂边区李先念部和皖东张云逸、罗炳辉部进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发布后，周恩来怒不可遏，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连夜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

周恩来返回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已是深夜，他又及时布置了对国民党的防范工作。这时《新华日报》负责人前来汇报：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全部扣押了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不准刊登，并且坐等着要审查18日的报纸清样。周恩来思索片刻，交代说：“用别的消息补，印少量的报纸送检，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

随即，周恩来奋笔挥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他亲自布置一定要使报纸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赶在重庆其他报纸出版之前将《新华日报》发出去。报社将题词刻成模板后，立即拼版，快速印刷。天亮前把印好的报纸放进铺盖里装入箩筐，从红岩后山悄悄运进城内。

1941年1月18日，重庆各大报纸几乎都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不过，由于国民党对舆论的严密控制，重庆各报所登都是清一色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唯有中共《新华日报》除了拒绝刊登蒋氏文告，在第二、第三版分别刊出周恩来关于皖南事变的题词和诗句。

1月18日这一期《新华日报》的内容和消息在山城不胫而走，报纸销量增加了5倍，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隆基曾回忆说：“这件事震动了全国人民。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和在野党派的领袖，就奔走相告，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这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周恩来请叶剑英组织南方局军事组以及有关人员，突击一个通宵，于1月19日凌晨写出6000余字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重要文章，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以传单的方式赶印出来，迅速传送至中外各界人士、普通群众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手中，还邮寄给欧美、东南亚各国朋友和侨胞，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向国际舆论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周恩来在重庆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过德国朋友王安娜女士把皖南事变真相转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将周恩来请到家中了解事变详情以转报本国政府。周恩来还通过美国朋友卡尔逊和斯特朗女士，在美国公布皖南事变有关材料。英、美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还宣布暂停财政援助，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对周恩来皖南事变16字诗的不当诠释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16字诗脍炙人口，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惨案的战斗檄文。然而在2013年第2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冠名为“小朝整理”、题为《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的文章，据“编者按”说明：“本文是扬帆同志（1912—1999）1984年的口述稿。因为扬帆同志已过世多年，本刊发表时除了改动明显的笔误外，尽量保持当年口述稿的原貌。”该文石破天惊地以扬帆之口对周恩来的题诗作出了令人惊愕的解释：

我们现在要讲：党中央对全党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皖南也是爱护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是有成见的。皖南军队都是打游击出身，主力红军北上以后，项英、陈毅同志率领着南方八省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时跟中央断绝了音信，所以中央对于皖南部队集中以后这个部队有几千人，总觉得有点例外。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是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

扬帆于1937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率上海民众慰问团到皖南，被项英留在军部工作，任军法处地方科科长，是皖南事变中最早突围到苏北新四军新军部的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案蒙冤25年。其在经受多年牢狱折磨之后，1980年出狱时已患有精神分裂症，连自己的亲人都分辨不清，后经精心治疗才逐渐好转。

我们现在无从猜测1984年扬帆在口述上面这段话时的精神状态，但是，只要了解周恩来当时在重庆与国民党交涉、斗争的详细经过，以及他与党中央、毛泽东的密切联系，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份口述稿对“千古奇冤”的所谓“领会”。扬帆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将近两年，受到项英器重，同项英惺惺相惜，对项英的遭遇鸣不平，是可以理解的；扬帆本人因潘、扬案蒙受冤屈而对毛泽东产生心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由此而将周恩来的“千古奇冤”看作是暗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有成见”，造成了新四军的皖南失败，实在是太牵强附会。这不仅是对皖南事变真相的误解，也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亵渎。

凑巧的是，王明生前写了一首悼项英诗，题为《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倒是与所谓扬帆口述的高论异曲同工。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

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海上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

无边忧虑望前程。

该诗语言蹩脚，但内容直白，一看就知矛头直指毛泽东，认为皖南事变是毛泽东借蒋介石之刀除掉项英的一个阴谋。这完全是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

至少，对周恩来关于皖南事变的题诗，毛泽东本人并不作如是观，反而是十二分的欣慰和推崇。1941年2月2日，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带去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刊登16字诗的1月18日《新华日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整整5个小时。当晚，毛澤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围绕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斗争

1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暴行。毛泽东警告国民党当局：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训》；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在这个谈话里，毛泽东一口咬定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亲日派承日寇命令所为，把中共等同于中国人民，把国民党当局等同于亲日派，抢先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以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中，撤令、认错、惩凶、废止一党专政、逮捕各亲日派首领，明显是国民党蒋介石根本不可能答应的。之所以提出如此反制条件，用毛泽东的话说，“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毛泽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想以此把蒋介石逼到不得不在政治上为自己辩护的境地。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预定于1941年3月1日开幕。此时距皖南事变结束才一个半月。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大会粉饰国共矛盾，而中共则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围绕是否参加这次会议，以“十二条”为武器，向国民党当局继续发动政治反攻。

2月15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位中共参政员联名致函国民参政会大会秘书处，声明在中共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7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2月19日，周恩来将上述公函交给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并抄送各小党派和有关参政员20余人。

眼看离会期越来越近，而国共僵局仍然难解。2月25日一早，张冲赶到周恩来那里，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出席会议。忍辱负重的张冲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也可以。周恩来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面，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冲又提出周恩来去见蒋介石面谈，还提出几项具体办法，要求周恩来向延安报告。这些具体办法是：

（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

（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

（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以上这3条具体办法，试图用部分让步来换取中共参政员参会，以粉饰皖南事变以来中国抗战营垒内部存在的重大裂痕，减轻来自国内外各方对蒋介石的压力和非难。张冲请周恩来将他所提的3条具体办法，报告延安请示。张冲对中共的唯一要求便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并希望明天一早答复他，因为其他小党派已申明，中共参加必不可少。

其实，毛泽东在1月20日提出12条善后办法时就明白，12条中提及的认错、惩凶、放权、捕人等要求，蒋介石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中共的强硬态度，也不失为一种斗争策略。现蒋介石希望中共参会，中共当然要提出参会筹码，但如果仍然坚持原12条的苛刻条件，双方势必会形成僵局。

此时各小党派都不希望中共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更不希望国共两党决裂。考虑到与方方面面的关系，2月28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示以周恩来或董必武个人名义，向张冲提出下列12条临时解决办法：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3月1日一大早，各党派打听中共是否参会的电话陆续不绝，一些人更亲自跑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恳求中共代表出席会议，大家都将目光聚焦到中共身上。此时周恩来和董必武一大早就去会见张冲，赶在开会前告知新的12条内容，并说明必须使参政会延期两周才有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

当日，周恩来又会见了民主人士黄炎培、梁漱溟等人，说明必须延期的理由，黄炎培等人表示，会议即将开幕，已无延期可能。随后张冲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4人又先后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中共办事处，邀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开幕式，均被拒绝。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预备会在拖延了一个小时之后终于开幕。按原议，预备会首先应选举主席团成员，但在会上众小党派代表们一致建议再延期一天选举主席团，以寄希望于能再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会后，众小党派诸老们又纷纷来到中共办事处做劝说工作。当晚6点，周恩来向延安报告：

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诸老想出种种方法来调和，我们咸拒绝了。……故单就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这是我们（周、董、邓）共同的认识。……现在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从上述周恩来3月1日发给中共中央报告的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他认为僵局必须打开，“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当其时也，事变既已发生，在明知蒋介石不可能认错、惩凶的情况下，在新的临时办法12条中，争取释放叶挺和700多名新四军被俘干部应该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而这两条从张冲的话语中恰恰是最有把握做到的。

延安在3月1日当晚直接复电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明确指示“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态度很明确，即是“硬到底”，这应该是毛泽东的思维定势。

鉴于蒋介石拒绝接受中共的“新12条”，最终中共参政员拒绝参会。国民党在会上对中共进行了缺席攻击，3月4日，何应钦在会上作军事报告，借机大谈“十八集团军新四军自由行动及其在各地攻击友军之事实”。

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继续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重申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3月8日，国民党当局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对何应钦军事报告的决议案。3月9日，还通过了一个由64名国民党参政员提交的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以利抗战的决议案。

即便如此，这届参政会仍然选举中共党员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3月10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闭幕。同一日，《新华日报》增刊全文发表中共7位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的全部文獻。

回望历史，当时如果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3月1日给党中央的建议“转个弯”，只要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和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中共方面就同意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也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作者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