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唐五代时期，在前蜀花间词人的创作之中，出现了一批描绘岭南周边地域风情的南粤风土词。这些作品风格清新疏朗，带有民歌的风味，具有题材开拓意义，形成一种“花间别调”。南粤风土词之所以盛行，与晚唐五代岭南的开发与蜀粤商贸活动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蜀粤商贸活动的频繁，使蜀地文人得以游览南粤，从而打破了传统文人对南粤风土的误区；蜀地文人游历南粤受到当地独特自然风光感染，改变了传统的歌词表现内容；在商贸活动背景下，花间词人对南粤风土词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全新的塑造。发源于蜀中的竹枝词通过蜀粤商路的南向传播，在内容、风格体式、音乐风格方面影响南粤风土词。最终产生带有地域特色的南粤风土词作品。

关键词：晚唐五代；岭南；商贸活动；南粤风土词

作者简介：严维哲，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福建省软科学项目（2017R0006）；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FJ2016B086）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1-0105-08

晚唐五代是词创作兴盛的时期，自从唐僖宗幸蜀以来，中原士大夫避地西迁，词的创作中心逐渐转向西蜀。唐人评论商业都会，往往称“扬一益二”，伴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西蜀词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后蜀赵崇祚所编撰的《花间集》十八位作者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三人之外，其余作家均与西蜀直接相关，足以可见当地词风之盛。而《花间集》中所收录的作品里，有一部分作品带有鲜明的南方地域色彩，这些歌词不仅大量描摹了岭南的风土人情，更融入了作者独特的羁旅情思，成为唐五代词史中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俞陛云尝评曰：“荔子轻红，桄榔深碧，猩啼暮雨，象渡瘴溪，更萦以艳情，为词家特开新采。”俞陛云撰：《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9页。从这些作品中“越王台”“越南云树”诸语，以及槟榔、荔枝等地方特产，可知歌词所涉及的地域涵盖广东、广西等地，甚至包括越南北部，故这些歌词作品，可统称为“南粤风土词”本文将皇甫松、李珣等人的风土词作品统称为“南粤风土词”，而并非“岭南”“广南”。盖因岭南地域过于泛指，而“广南”之名，始于北宋初年所设置的“广南路”，而本文所论述的是晚唐五代时期的风土词，且所涉及地域并不局限于两广地域。“南粤”之名，涵盖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与歌词作品背景相符，故统称“南粤风土词”。。

唐五代时期南粤风土词的代表作家主要有皇甫松、李珣、欧阳炯、孙光宪等人。皇甫松乃中唐散文家皇甫湜之子，是晚唐时期较早创作风土词的作家，其《竹枝》六首，是《花间集》中南粤风土词的先声。欧阳炯曾经出仕前、后蜀两朝，后来入宋。他曾为《花间集》作序，其风土

词作品《南乡子》八首也被收录在《花间集》中。李珣是蜀中土生波斯，他的家族世代以经商为业，四处游历，故能以真切之笔道出当地风土人情。他有十七首《南乡子》词描写南粤风土之作，在《花间集》中数量最多，可谓花间词人风土词创作的代表作家。孙光宪，字孟文，陵州人。孙氏本是蜀人，后出仕荆南高氏。其南粤风土词代表作当为《菩萨蛮》（木棉花映丛祠小）一首。

李冰若《栩庄漫记》对此评价说：“花间词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采，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一派也；报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也。”李冰若著：《花间集评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此说颇有见地。从中亦可看出《花间集》的“杂记风土”之词作，在晚唐五代歌词创作上的风格新变。本文拟从蜀粤商贸活动出发，揭示商业活动与晚唐五代南粤风土词兴盛的深刻联系，从中看清晚唐五代词风的新变意义与价值。

一晚唐五代岭南的开发与蜀粤商贸活动的活跃

岭南自古便有重视商贸往来的历史传统。秦统一以后，岭南列入中国版图。在《史记》《汉书》中，番禺（广州）便被视为当时著名都会之一。两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促进了岭南的经济发展。唐代开国之后，武德年间到开元天寶年间，逐渐繁盛。开元二年，设立“市舶使院”， 总管海路对外贸易。《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四年条记载：“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册，第6718页。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广州的繁华程度不逊色于长安、洛阳，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广州户口为64250户，元和年间（806—820年）增至74099户。（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85页。是以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说：“广州地当会要，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28页。

安史之乱后，岭南受到影响，吏治腐败，政局不稳，商贸活动受到影响，时有起伏。晚唐由于黄巢起兵，屠杀中外客商，广州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岭南地区凭借着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稳定，接受中央政府的控制。《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就记载说：“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第811页。这种特殊的状况为岭南后来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晚唐五代时期，岭南由于军阀割据，偏安一隅，得以借助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岭南地区的军阀割据者最大者为刘隐、刘岩兄弟，其得以称霸一方，有多种因素。《新五代史·南汉世家》曰：“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第810页。刘隐后受封为南海王，死后刘岩继位，建立南汉政权。时中原军阀混战，“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第810页。岭南的地理优势加之人才汇集，导致了国力的强盛。王夫之的《宋论》称其“坐拥百粤，闭关自擅，而不毒民”（清）王夫之：《宋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页。。故当时号为“小南强”。

南汉统治者的“重商”政策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南汉创立者刘氏兄弟出身商贸家庭，后来才定居岭南。其政权僻处一隅，为图自保，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巩固其统治。据史书记载：刘岩“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第812页。对于商人地位的重视，可见一斑。陶懋炳先生《五代史略》就评论说：“南汉立国，倚南海商利为收入之大宗。”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2页。这种不同寻常的治国方式，也造就了南汉独特的地域文化。南汉和中原王朝的往来，从紧密到疏离。它作为地方性政权，与马楚、吴越等国不同，不采取“事大”政策，甚至将中原政权贬之曰“洛州刺史”，断绝进贡。刘岩就说：“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19册，第8799页。且岭南独有的地理环境，自古便是对外口岸，南汉政权利用这优势，将海路外贸牢牢掌握。钱俨的《吴越备史》称其：“结连淮海，阻塞梯航。”（宋）钱俨撰、李最欣点校：《吴越备史》，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年，第10册，第6211页。甚至派遣军队进行海外掠夺财物，以供刘氏政权一家独享。

南汉在建立初期，政治清明，重视商贸往来，与周围的吴、楚、闽则基本睦邻友好，互为婚姻之国。在统治者的积极引导之下，使得岭南一带出现“府库充实，辑睦四邻，边烽无警”的繁荣景象（清）梁廷楠著，林梓宗校点：《南汉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页。，成为商贸往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其中蜀粤商人之间的贸易活动占了很大的份额。

蜀粤商贸活动是南汉统治者重视的一条重要经济路线。盖因蜀粤商贸往来，是岭南传统的商业渠道，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史记·西南夷列传》就记载：“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994页。蜀地的特产通过贾人的贩卖，成为岭南人的席上之珍。魏晋时期，虽然中原战乱，但蜀粤两地依然保持着密切交流。左思《蜀都赋》说：“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即可为证。唐代开国以来，成都、广州两地作为蜀粤商路的重镇，往来更加频繁。杜甫《送段工曹归广州》诗就说：“幸君因估客，时寄锦官城。”其余波直接影响到了五代时期，《旧五代史》称：“（刘岩）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08页。因此蜀粤商路繁华，蜀中珠玉香药甚多。前蜀灭亡之时，后唐得“珠玉犀象二万。”（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第460页。可做旁证。宋人苏寀咏西蜀桄榔树诗曰：“粤商移植到西州，枝干轮囷知几秋。”宋代周克非《岭外代答》卷五《钦州博易场》条说：“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6页。此虽宋人记载，实为唐以来之事实。

蜀粤之间的具体商贸路线一般是由成都东下，出三峡，由江陵一带南下，入湘水、经灵渠而抵达广州。这和川南通往云南的路线，成为“由于当时丝绸之路的中断而成为蜀中波斯商人包括李氏家族取得香药的仅有途径。”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岭南商人西入蜀中，亦往往走这条路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也有记载：“印度西来之高僧及贾人，大抵仍由广州登岸，再北上则由陆路至曲江，越大庾岭，至今赣州，沿赣水而下入江，上行则经鄂入三峡以至蜀，下行则经扬州由汴淮以达关洛。”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9页。这条线路所经过的南平、马楚等政权，皆重视商贸往来，且五代初期，后梁与杨吴对峙，道路阻塞，中原使人要去吴越，往往取道湖湘，更增添了商机。《旧五代史·司马邺传》：“时淮路不通，乘驲者迂回萬里，陆行则出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杭、越。”（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第270页。以上各方面因素汇集，导致蜀粤商人取道湖湘往来。

二南粤风土词与蜀粤商贸活动的关系

晚唐五代时期西蜀的花间词人创作南粤风土词与蜀粤商贸活动有着密切联系，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商贸活动改变了文人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对岭南的错误认识；北方文人在商贸背景之下游历南粤受到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感染；在商贸活动背景下，花间词人们的南粤风土词中对女性形象进行了全新的塑造，从而改变了传统歌词中的固有模式。

首先，蜀粤商贸活动的频繁，使蜀地文人得以游览南粤，从而打破了传统文人对南粤风土的认识误区，使其能够以客观眼光来看待南粤风物，从而导致歌词创作审美意识的新变。在唐代，岭南普遍是安置流放贬谪官员的所在。武则天时期、永贞革新、牛李党争，有大量官员贬谪岭南，诗人们途中创作了大量作品。但这些诗歌往往抒发自己的政治失意之感，以及对岭南恶劣生活环境的畏惧。并非以一种客观之眼光来看待岭南的风土人情。唐人杜佑《通典》记载：“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61页。这正是唐人对岭南的真实感受。士大夫多以岭南为官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旧唐书·卢祖尚传》记载：“征至京师，（唐太宗）临朝谓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远，须贤牧抚之。前后都督皆不称职，卿有安边之略，为我镇之，勿以道远为辞也。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以旧疾为辞。……对曰：‘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从，何以为天下！命斩之于朝。”（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22页。由此可见唐人此观念之根深蒂固。

晚唐五代时期，南方割据政权重视商贸往来，士大夫逐渐受到商贸意识的影响，这对唐人传统的岭南观念有所冲击。当时中原战乱，士大夫避地南下，加之地方军阀割据，为确保统治区域的稳定，各自在辖区发展经济，南方诸国如前蜀、马楚、南汉皆然。蜀中商贸风气尤盛，前蜀政权利用四川“天府之国”的优势，来发展经济。后主王衍时期，徐太后、徐太妃等皇室贵族也参与到商业贸易之中，于“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1页。。后蜀宰相李昊是当时的著名文人，史书称其“秉利权，资货岁入无算”（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74页。。宫廷重臣都参与到贸易活动中来。商贸活动的彼此兴盛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蜀粤作为传统商道，更是往来密切，经济的往来改变了文化心态，并且反映在花间词人的文学创作之上。加之花间词人中有些作者，诸如李珣，本来就出身商贸世家，从事香料贸易，自身兼有文人、商人的二重身份，可以往来诸国之间，故能够创作出大量的南粤风土之作。

而在这些南粤风土词中，其情感基调、审美意识与当时流行的歌词作品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将商旅远客的羁旅之思与民俗风物结合起来，努力开掘出岭南独有的地域文化之美。商人家庭出身的李珣所作的《南乡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其词曰：“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词中大量运用猩啼、瘴雨、越南云树等意象，抒发行人的羁旅愁思。这些意象在作者看来，虽不乏淡淡的惆怅之情，但是依然带有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欧阳炯的《南乡子》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词曰：“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作者以当地特产的孔雀作为视角，表达对往来行商的熟悉程度，暗写当地的风土之美，构思巧妙。在上述歌词中，作者很好地将行旅之感与地域文化相结合，风格自然疏朗，带有真情实感。这种崭新的审美意识在当时十分别致，与温庭筠所开创的纯用赋体吟咏的艳词风格大相徑庭，更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在商贸活动的影响之下，蜀人游历南粤受到当地独特自然风光感染，口耳相传，使蜀地的花间词人获取创作灵感，从而在创作中改变了传统的歌词表现内容。唐五代以来，歌词的创作，往往集中于闺阁男女相思的内容。而在南粤风土词中，岭南的民俗风物是词人们着力描摹的对象。加之岭南自然风光绮丽，其地势特点主要是山地丘陵，珠江流域地处南海，阳朔风光也是山明水秀，这些都为词人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花间词人孙光宪《北梦琐言》曾记载一则逸事：“王赞侍郎，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谈不容口。以阶缘尝得接琅琊，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琅琊曰：‘某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而见。因之大笑。杨宰俄而选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县官中一高士也。”（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页。可见在晚唐五代，岭南风光之美已经为花间词人所知，并成为笔记小说的素材。

花间词人在南粤风土词创作中，笔下所描绘的岭南当地的民俗风物与商贸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岭南的采珠人、纺织女、养殖户都成为词人笔下的题材内容，它们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幅动人的岭南生活画卷。譬如岭南采珠之风俗自汉代就有记载，刘岩“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第811页。这从侧面鼓励了采珠业的兴盛。李珣、欧阳炯的词中将原来艳词中的“采莲”意象进行移植，又增添了富有地域色彩的“采珠”者的形象。李珣《南乡子》组词中就曾经多次写到采珠的景象，如“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酤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歌词描写采珠人的生活，历历如绘，“惯随”二字，点出采珠活动之频繁与艰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岭南的纺织品也是重要的商品之一，主要用葛、麻、蕉等植物纤维做衣料，驰名于世。李珣《南乡子》词对此也有描绘：“云髻重，葛衣轻。见人微笑亦多情。拾翠采珠能几许。来还去。争及村居织机女。”将采珠人和纺织女相互比较其经济收益，视角独特。其他如桄榔、孔雀、螺杯、藤笼、花卉等地方风物，其实都和商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欧阳炯、李珣等花间词人将之一一写入作品中，在描绘自然风土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商业活动联系起来，较之《花间集》中的其他艳词，更具有独特的魅力。

再次，在商贸活动背景下，花间词人们的南粤风土词中的女性形象改变了传统艳词中固有模式，对女性形象有了全新的塑造，使之面目一新。词这一文学体式的产生，就和女性描写有着密切联系，《花间集》中表现女性生活、描摹女子心态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南粤风土词中的女子却有不同之处，她们大胆直率，能够主动与远客交流，并且积极从事商业活动。欧阳炯《南乡子》其五写岭南女子大胆直率的个性：“耳坠金镮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词中所写女子的服饰、姿态、个性与传统中原地区迥异，却又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第六首写女子具体劳作的场景“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红豆本有相思意象，作者明写南粤女子劳动之景，曲笔抒发女子相思之情，更显得合乎情理。而李珣《南乡子》组词更是多次女子采莲、采菱、采珠，从事贸易往来，如“竞携藤笼采莲来”“拾翠采珠能几许”“采莲时唱采莲歌”诸语，从侧面刻画了南粤女子独特风姿。这些女子美丽勤劳的形象与《花间集》中其他艳词所刻画的贵族女子和青楼歌妓的形象截然不同，其原因与岭南当地女子从事商业活动的习俗有着密切联系。

唐宋时期，岭南的民间女子往往积极从事商贸活动，担负起家庭的主要劳作。贬官岭南的柳宗元在《大云寺记》记载柳州风俗：“俗好游惰，男不知力田，女独苦井臼。”（清）谢启昆修（清）胡虔纂：《广西通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5册，第2787页。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也记载说：“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己则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焉。”（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6页。钦州“城郭墟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429页。这种女子经商养家的现象，是岭南特有的风俗习惯，也造就了岭南女子不同于中原女性的独特品格。岭南女性的形象不但勤劳能干，有经济头脑，而且能歌善舞，待人热情，成为一道特殊的民俗风景画面。而这些特征必定给蜀地商贾以深刻印象，从而被西蜀花间词人敏锐地把握住，将其写入南粤风土词中，塑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商贸女性形象。

由此可见，在晚唐五代时期，岭南的经济发展，和蜀粤商业往来的密切，改变了以往文人创作中的传统审美取向。在中原、江南之外，岭南的风物民俗给予了他们足够的新鲜感，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并且借指词这一新兴的文学体式予以表达。

三蜀粤商贸背景下西蜀《竹枝词》的南传

晚唐五代时期，蜀粤两地由于地域的原因，社会比较安定，而岭南的音乐文化与中原内地的关系也逐渐紧密。早在中唐时期，岭南的燕乐之盛就为中原人士所惊叹。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就赞曰：“兴王之舞，服夷之伎，揳击吹鼓之音，尽腾幻怪之容，寰观于远迩。”（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59页。而到了前蜀、南汉时期，由于地方政权的统治阶层出身皆与商贸活动联系密切，两地贸易经济的发达与奢靡享乐之风，直接使得歌词传唱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最终使蜀地民歌竹枝词通过蜀粤商路向南传播，产生带有地域特色的南粤风土词作品。

晚唐的花间词人皇甫松是晚唐时期较早创作风土词的作家，其《竹枝》六首，用巴蜀民歌的形式描绘岭南风土，开《花间集》诸家风土词之先河，是南粤地区最早的竹枝词。《竹枝》其一曰：“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其二曰：“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其词带有强烈的民歌意味，词中所描绘的槟榔、荔枝等意象既是南粤代表性的景物，也是南粤地区带有商品经济色彩的作物。北宋郑刚中诗曰：“海风票勿树如幢，风吹树颠结槟榔。贾胡相衔浮巨舶，动以百斛输官场。官场出这不留积，布散仅足资南方。”可见唐宋时期，槟榔在南粤地方贸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荔枝在唐宋时期更是岭南代表性的水果。这些带有商贸意味的景物描写点缀在歌词的字里行间，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歌词中的岭南女子期待情郎早日归来正是其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发，有着强烈的民歌韵味。皇甫松是中唐文人皇甫湜之子，其父与大量写作竹枝词的刘禹锡处于同一时代，故不可避免受到刘禹锡等人的影响，加之他长期漫游江南、岭南一带，用蜀地民歌写嶺南风土，实属自然。后蜀时期，赵崇祚编撰《花间集》，将皇甫松描绘南粤风土的《竹枝》收入，是对他在风土词的创作题材上的认可，并将之视为范本，进行传播。

五代时期，前蜀、南汉两朝的君主出身寒微，早年生活行迹接近商贾，登基后重视商贸往来，加之爱好燕乐，热衷于创作歌词，这也带动了歌词的传播和创作。前蜀高祖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第783页。后主王衍集艳诗二百篇为《烟花集》，自己“尤酷好靡丽之词”（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1页。。他纳波斯商人世家出身的李舜弦为昭仪。李舜弦的哥哥正是花间词人李珣，创作大量南粤风土词作品，其文采被时人讥为“李波斯强学文章”（五代）何光远撰：《鉴戒录》，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十册，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年，第5895页。，但王衍依然与李氏家族之联姻，由此亦可从侧面知道蜀地统治者对商人的看法。南汉统治者刘岩是商贾之后，政权偏安一隅，但宫廷之中也不乏擅长歌词创作之人。清梁廷枏《南汉书》卷七：“（刘岩）才人苏氏，咸宁人。有色，工诗律，好为歌词。后宫拟之曹大家。”（清）梁廷楠著；林梓宗校点：《南汉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页。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蜀粤两地的歌词传唱已然被上层统治者认可提倡，成为宫廷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既然蜀粤两地的上层统治者重视商贸，追求享乐生活，这种风气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两地民众的生活方式。正所谓“喧播朝野，熏染成俗，文人才士，乃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以长短句，而淫词丽曲布满天下矣。”（宋）俞文豹著：《吹剑录全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6页。且晚唐五代时期，蜀粤两地城市扩大，市民阶层增长，迫切需要相应的娱乐文化。词作为一种文学体式，需要文人、乐工与歌女的参与得以完成，本身便带有浓烈的商业色彩，符合当时的需求。加之商人作为一种流动的人群，自身就带有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这就造成了蜀粤两地的歌词通过商贸活动相互传播。

而蜀地流行的民歌竹枝词，其内容带有深刻的地域色彩，因为在巴蜀荆襄一带，是南朝乐府民歌流行之地，竹枝词音乐体式内容风格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朱自清先生就敏锐地指出：“《竹枝》受《吴歌》《西曲》影响，那两种都有送声或和声，《竹枝》之有和声，自在意中。”朱自清著：《中国歌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92页。而《吴歌》、《西曲》主要内容很多都是描绘商人远行，商妇怨别之情。胡震亨就评价李白拟民歌诗作时说：“太白《江夏行》及《长干行》，并为商人妇咏，而其源似出《西曲》。盖古者吴俗好贾，荆、郢、樊、邓间尤盛，男女怨旷，哀吟清商，诸《西曲》所由作也。”（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第447页。花间词人创作歌词本是绮筵侑觞佐酒之作，商人的“男女怨旷”之情正是适合的表现主题，恰逢蜀粤贸易往来转盛，岭南风土人情，通过商人口耳相传，为蜀中词人所接受。

此外，蜀粤两地的地方民歌在音乐上有相同之处，故蜀中花间词人在歌词创作之中更能得心应手，加以融合改编。岭南地区自来就有以歌唱为乐的民俗，刘禹锡贬官岭南连州之时，曾作《插田歌》曰：“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纶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仔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诗中记录了岭南土著插秧之时，歌唱为乐的风俗，虽然听不懂当地的俚语，只觉得风格类似荆湖一带的竹枝词。这足以证明岭南当地民歌与巴渝一带的竹枝词实有相近之处，两者可以相互交流，促使南粤风土词的产生。《南乡子》这一词牌的本意即是南方的民歌。南宋词人周密就说：“李珣辈俱蜀人，各制南乡子数首，以志风土，竹枝体也。”（清）沈雄著：《古今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287页。且《南乡子》是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黄钟宫”。黄钟是正宫音乐，声调和平中正。刘禹锡说竹枝的音乐听来“中黄钟之羽”，可见风格相近，晚唐五代是七绝盛行的时代，《竹枝》是典型的七绝声诗，而李珣、欧阳询等人在风土词中选用的《南乡子》二种不同的格式，一为“四七七二七” ，一为“三三七七三七”句式单调体。七字句基本是律句，这种体式还是很接近传统的七言绝句的，二字、三字、四字句点缀其中，更适合配乐演唱之用。晚唐五代的南粤风土词与商贸背景下的西蜀竹枝词南传有着密切关联，南粤风土词的内容、风格体式、音乐风格都与竹枝词血脉相连，不可分割。蜀粤商贸活动推动了文学的传播，南粤风土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南粤风土词作为晚唐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的出现与当时的地域商贸往来有着密切的联系。西蜀的花间词人们受到蜀粤商贸路线上竹枝词的影响，加以雅化，最终创作出了大量的南粤风土词。皇甫松、李珣、欧阳炯等人创作的南粤风土词所形成的“花间别调”，使花间词的风格趋于多样，标志着文人的歌词创作与民歌逐渐开始发生联系，为宋代的歌词创作提供了范式。

Abstract：There appeared a lot of natural ci poetry describing the surroundings of lingnan in the works by the poets of the former Shu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The style of these works is fresh and clear，with the flavor of traditional folk song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m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flower difference”The prevalence of the national ci poetry in southern Guangdo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and prosperity of business activities in Sichuan and Guangdong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The prosperity of business activities made it possible for Sichuan scholar to visit the southern Guangzhou so as to break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scholar in southern GuangdongThe scholars from Sichuan in southern Guangdong were infected by the local natural scenery and changed the content of traditional lyricsIn the background of business activities，the ci writers made a completely new shape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Southern GuangdongZhuzhi Ci originated in Sichuan had been spreaded southern Guangdong through the business trade，influenced natural Ci poetries in content，style and music，and finally form the specific natural Ci in southern Guangzhou

Key words：the late Tang Dynasty；Lingnan；business activities；natural Ci in southern Guangzhou

【責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