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蓝 枫

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型智慧城市创新，对于破解“城市病”、推动城市治理改革创新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做好顶层设计架构，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本期会客厅邀请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马明哲，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智慧技术需要系统整合

徐 林

主持人：如何从政府和制度政策层面引导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徐 林：在国家层面引导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市民、方便市民。智慧技术在城市发展和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不能只满足于方便政府管理和城市治理，还要为市民更多参与城市发展、参与城市治理、交流城市精神、讨论城市议题、分享城市体验提供支撑和服务。

其次，要结合实际，精准施策。智慧城市建设要针对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城市在发展和管理过程中面临的各类突出问题，影响城市美好生活的各类难点和问题，运用智慧技术整合各类公共资源和管理资源，形成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使城市运行更有效率、生存环境更加友好、市民参与更加便利、城市发展更可持续。

第三，要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和智慧技术的应用，应该立足于促进智慧技术与城市发展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城市多维度的、全面的和可持续的发展。

这至少要包括：

一是智能化的经济产业体系。城市经济产业体系是我国经济产业体系的主体，城市经济产业体系升级的方向也是国家经济产业体系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智能化。如果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只看到“互联网+”的趋势性变化，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更前瞻性的演变趋势，就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正在采取措施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强国建设。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城市经济产业体系日益广泛和不断加深的融合，对提高供给体系效率、创新模式业态、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体系竞争力、更好迎合消费需求多样化、改进消费者体验等方面产生的正面影响，具有无穷的想象空间，毫无疑问将成为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动能。

二是智慧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人们向往城市除了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外，还因为城市有更好的社会事业特别是公共服务。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社保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智慧化的城市社会和公共服务，有利于更好调度城市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共资源，使得现有社会和公共服务资源和设施得到更高效率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人口增长与公共服务资源和设施方面不足的矛盾。

三是智能化的公共设施网络。城市公共设施的分散化碎片化建设和运营，会大大降低城市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最明显的就是城市不同交通设施建设运营的碎片化问题，使得城市交通网络缺乏完整性，不同交通方式的连接缺乏效率，给市民带来很大不便。应该利用智慧技术整合城市公共设施的数据资源，统一调度管理公共设施的运营，这包括智慧能源体系、智慧交通体系、智慧管网体系、智慧环保设施、智慧停车系统等等，这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城市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缓解供求关系紧张，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城市公共设施的网络化效应，促进地上地下设施的均衡配置，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城市空间，以及地上地下空间的一体化规划建设和运营。特别是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和基于这一技术的交通服务模式的改变，有可能对现有城市私人交通加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和改变，让人充满想象和期待。

四是智能精细化的城市治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治理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仅是要维护一个安全稳定的城市秩序，关键是不能牺牲城市的活力和城市居民的多样化合理需求。目前的智能技术已经几乎可以对人的行踪和言行进行全方位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能够利用智慧技术探测并预测犯罪，利用人脸识别技术锁定罪犯嫌疑人等，利用智慧技术监视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等，甚至可以做到窥探个人的隐私，但需要通过立法防止技术手段的滥用导致对居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个人隐私的侵犯。智慧城市治理应该整合不同城市管理部门的数据资源，构建部门横向之间相互连通、不同层级政府直到社区单元的智能互动管理平台，优化政府的管理模式和执行程序，搭建连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区、政府与居民、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响应平台，引入城市治理的社会与公众参与，促进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共建、共治与共享，降低城市运营管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五是生态环境和财务的可持续。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后的两大可持续挑战就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财务运营的可持续，智慧技术可以帮助城市强化对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智能化管理和监测，对低碳节能建筑进行智能化管理，对环境污染点实施线上实景监测和线下实地监测的一体，增强生态环境管理与执法的有效性。当前，很多城市面临的困境是城市财务运营的不可持续，不少城市面临的债务压力与日俱增，从平安集团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看，平安设计的城市智慧财务管理体系，可以全方位打理城市政府的有效资产和资金调度，并为城市建设融资提供最有效的方案，为基于可持续财务运营的城市建设合理投资规模提供建议，有效监管城市的债务风险，做到防债务危机于未然。

六是完善智慧城市发展环境和制度。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以城市数据为核心的集成管理平台，技术手段不是障碍，但要真正形成中心大脑加四肢的完整管理运营平台，面临的障碍更多是制度性的。因此，实现智慧城市发展的统筹，需要进行多领域的制度改革和建设，特别是要强化数据开放分享和隐私保护的立法，强化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智慧管理系统的整合与互联互通。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城市管理、服务的运营效率，是城市治理真正做到亲民便民便企，实实在在地降低城市运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更科学的顶层设计

马明哲

主持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应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马明哲：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上的“智慧城市”，就是一些数据、一些物联网设施的布置等等；广义的“智慧城市”则必须要支撑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不同的角色和参与方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就会从不同的方向给出解决方案。我认为，智慧城市的服务对象离不开三个落脚点，分别是政府管理、产业支持和民生服务。其技术的核心就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城市基于大数据的运营决策管理和生活服务。

2008年，智慧城市概念被提出，打造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各地新一轮城市化建设的重点工程。我国智慧城市近年来快速发展，国家顶层设计与政策逐步到位。2011年地方积极推进、2012年国家各部委试点、2014年首次顶层设计、2016年国家重大部署；“十三五”期间，国家将智慧城市作为新型城镇化重点方向，推进100个城市试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特色智慧小镇涌现。

首先从城市化发展趋势看，我国仍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期。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57．4%，在13．7亿总人口中，有7．9亿人生活工作在城市地区。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亿人，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届时会有8．5亿人生活工作在城市地区；到203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约15亿人，会有10．5亿人生活工作在城市地区。因此，未来还会有约3亿人进入我国的城市和城镇工作生活。这些城市常住人口主要将分布在20个左右的城市群地区，主要分布在现有的7个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9个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124个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大城市、138个人口在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380个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和20117个建制小城镇。目前看得见且难以改变的趋势是，城市会越来越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城市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不仅如此，现有300多个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的特大镇，很多还会成长为新生中小城市。

其次是城市数量的增多，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目前，我国大中小城市比例为1∶1∶2．7，大城市的城市病严重，中等城市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小城市数量虽多但发展滞后，东部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69．3%、57．9%、53．4%。而《2016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显示，全国201个采样城市，深圳、上海、杭州、北京、无锡、广州、宁波、佛山、厦门、苏州位列智慧城市前十名，2016年我国智慧城市评估平均得分44．30分，其中深圳得分最高，为80．57分。“智慧城市”正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技术进步为破解“城市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加之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慧技术等领域的快速进步，特别是深度学习算法、计算能力和大数据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使得人工智能越来越从专用技术演变为通用技术，可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广泛领域深度融合，这一技术进步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支撑。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改革创新，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科学体系。我认为，一方面应当尽快制定完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制度优势使得中国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这将有助于标准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智慧城市“分级分类”模式逐渐提升城市的智慧水平。此外，“分级分类”模式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要根据城市功能和地理区位，按照智慧城市发展的成熟度，让城市智慧度逐级提升，渐进达到更高的智慧化水平。而2017年公布的《“十三五”信息化标准工作指南》也明确提出“建立新型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加快研究制定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涉及的管理与服务标准，加快构建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平台建设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