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青剑 赵相康

文/陆青剑 赵相康

著作简介

《大定府志》

[清]黄宅中（主修） 邹汉勋（总纂）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贵州省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部方志,林则徐、乔用迁、翁同书序,黄宅中跋,获得后世学者如梁启超等的高度称赞。本书共六十卷,分为冠篇、内篇、外篇三大部分,记载了大定府所辖地起于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年)止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共2126年的历史。该志体例完整,内容宏富,保存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民族资料、地理风俗资料,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经济等的珍贵文献。

黄宅中(1796～1863),字惺斋,号图南,山西保德州河曲县(今山西河曲)人。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进士,道光二十五年(1845)调任大定知府。到任后,他访得民间乾隆时期知府王允浩编纂的《大定府志》未刊稿十余卷,即以此为底本,倡修府志。

邹汉勋 (1805～1854),字叔绩 ,湖南新化人。《清史稿·儒林传》载:汉勋“年十八,撰六国春秋,於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中国人名大辞典》谓:“邹叔绩,咸丰举人,以博学名,於《易》《诗》经训,史家、地理、音韵、小学、金石、字画,靡所不究。”道光二十五年,邹汉勋以贵州巡抚贺长龄之荐入黔,参与《贵阳府志》的编纂工作。

《大定府志》是清代贵州省编纂的一部地方志,共60卷70余万字,时空广阔,内容浩瀚,由黄宅中主修,邹汉勋总纂。

黄宅中是山西保德州河曲县(今山西河曲)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调任大定知府。到任后,他访得民间乾隆时期知府王允浩编纂的《大定府志》未刊稿十余卷,即以此为基础,倡修府志。邹汉勋是湖南新化人,是个博览群书、聪颖好学、世间少有的通才。道光二十五年,他由贵州巡抚贺长龄举荐到贵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应聘总纂《大定府志》。

曾先后参与整理过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民国《贵州通志》等多部贵州文献的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祥光,近年来对贵州古籍点校工作方面不遗余力。他介绍说,《大定府志》历经两年尘埃落定,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贵州巡抚乔用迁、贵州学政翁同书分别为此书写序。林则徐序称:“君(黄宅中)则于所属诸州县一一载记,钜细靡遗。荒服脊土,采綦难,而君竭数年精力,不使以阙漏终。”林则徐除写序外,还在《致惺斋函》中,将《大定府志》与当时已刊印的志书作了比较与评价。信函所及的另几部方志,是严如煜主纂的《汉南续修府志》、冯敏昌主纂的《孟县志》、李兆洛主纂的《凤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为什么呢?他分析说,该志保存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编纂者广征博采,将应当记录的史料加以考辨收入,以资存史。比如所收毕节七星桥记文,大可补史之阙。七星关铁索桥虽然长度远不及有名的泸定铁索桥,但它早于泸定铁索桥290年。该志所收记文,除了刘子《七星铁锁记》,还有明代杨慎《七星桥记》,清代罗绘锦《七星桥记》、范承勋《七星桥记》及吴纪《七星桥碑记》,为后人研究七星桥的建筑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乾隆《贵州通志》只收录杨慎《七星桥记》(改名为“七星桥序”),远不如《大定府志》丰富。

张祥光又从民族的角度来研判《大定府志》的史料价值。他说,贵州是多民族省份,贵州不少志书,叙述贵州少数民族,一般仅在“风俗”一目中作简略叙述。而《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用近10万字,将水西安氏(彝族)的历史,从济济火协助台县志》。

《大定府志》所志地域,与今毕节市所辖区域略有不同。康熙三年(1664年),吴三桂率清军平定水西安坤,即奏请将水西十一则溪地改设大定、黔西、平远三府。历经清朝前期几次疆域调整,到雍正十年(1732年),大定府治(今大方)领有威宁州、平远州、黔西州、毕节县、水城厅,三州一县一厅,加上府治所在地(今大方),共六属,即为该志所志的范围。

《大定府志》分为冠篇、内篇、外篇3部分。卷一至卷十为冠篇,包有宸章、典礼；卷十一至卷五十为内篇,包有疆土志、治地志、惠人志、俊民志、经政志、旧事志；卷五十一至卷六十为外篇,包有文徵志、旧事叙。卷首有前述林、乔、翁之序,书末有黄宅中之跋。该志所记历史始于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年),止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记录了所属地域2126年的发展脉络,历史轴线漫长,令人叹为观止。

张祥光认为,《大定府志》体例完整,诸葛亮南征至嘉靖九年(1503年)为第一部分,嘉靖十五年至明末安万铨袭职为第二部分,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安胜祖卒、无子,废安氏宣慰司职为第三部分,将水西安氏自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1400多年的历史作了完整的叙述。加上该志所载《安氏谱》《安胜祖状》《夷志十二则》《夷书四则》《乌撒安氏本末》《夷字释略》等资料,可以说是一部简明的“贵州彝族志”。

《大定府志》在地理、风俗方面的史料价值还有诸多呈现。从卷五十一至卷六十是“文徵”,收录了各体诗文。张祥光说,这里要特别提出“记”中的《象祠记》和诗中的竹枝词。

《古文观止》一书选录从先秦到明末诸家文章222篇,其中王守仁有3篇,即《尊经阁记》《象祠记》和《旅文》。《象祠记》和《旅文》这两篇文章就写作于贵州,被选入《古文观止》,为后生学习的范文。而《象祠记》就直接缘于水西安氏之请而作。“象祠”是奉祀“象”的祠宇,象是舜之弟,由于象对舜进行迫害,史书历来把“象”作为“恶人”的典型,而水西则为象建祠奉祀。王守仁贬谪龙场后,与水西安氏关系十分密切,时宣慰使安贵荣请他撰写推崇“象”之文,他经过深思,认为“改恶即可为善”,于是写了《象祠记》。《象祠记》宣传了贵州,宣传了毕节,读《象祠记》,可增加一些了解贵州的知识。

“文徵”亦收“蛮洞竹枝词”100首。《遵义府志》收录竹枝词25首,《贵阳府志》仅收录几首。竹枝词是一种文人创作的民歌体诗歌,多咏民族风俗、生活和男女爱情。张祥光说,“蛮洞竹枝词”很有史料和欣赏价值,如第八首“岩间自古好楼居,屋角开门苇户疏。妇女惯操机杼事,云山四壁挂犁锄”,附注谓:“仲家依山为楼,名曰偏架楼,只于屋角开门出入,妇女均以机杼为事。”第十二首“婚姻仍复倩媒求,不管花巾月下酬。颜色自夸阿妹好,聘牛多索两三头”,附注谓:“仲家称女子为阿妹,男女情稳,然后议婚,以女之颜色为聘牛之多寡,有要至二三十头者。”这些细节,对研究少数民族风俗、婚姻,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大定府志》只有道光己酉(1849年)刊刻本,刊后刻板存大定学署。咸同之变,大定府城失陷,刻板即毁于战火。张祥光说,历经170年,原刻本存世已很少。此次影印,以贵州省图书馆所藏原刊本为底本,但这个底本也有缺损,后得到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的支持,使该志得到完善。“这次影印该志,意义很大:一是让存量很少的原刻本经现代科技影印,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原貌,同时也起到了保存古籍的作用；二是现有点校本断句、标点,鉴于学人的理解水平,未必完全准确,可能出现一些错误,有了原刻影印本,读者若疑惑,可以对照。故《大定府志》之影印出版,可谓千秋之功业。”

◎ 张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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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大定府志》是贵州省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部方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一章中提及,关于“方志学”,他翻检上百部方志,“睹闻所及,则可称者”有数十部,其中就有道光《大定府志》。该志跨越绵延时空,内容浩繁但脉络清晰,尤其对当时大定府地域的主体民族的记述,十分详尽。其收录诗作反映了古代贵州大定府地域的人文气象,可看出当时文学创作的基本样貌。该志编纂者本着严谨的修编态度,对记录的史料加以考辨,澄清真相,因此说该志无愧于时人和后代对它的评价。